我叫陈屿,今年二十六,在省城一家建筑公司做项目经理,手底下管着三十几号人,一年到手二十来万。
说实话,这收入在同龄人里算不错了,但离我妈嘴里的“光宗耀祖”还差着十万八千里。我妈对我的期望值一直是——要么考上公务员当官,要么做生意发大财。我现在这样不上不下的,在她看来就是“没出息”。
但跟我大舅一比,我就算相当有出息了。
我大舅叫赵长河,今年五十六,一辈子没结婚,在县城开了个小五金店,铺子还是租的。他那人吧,老实是真老实,但也是真的一根筋,属于那种你把他卖了,他还会帮你数钱、再问你“这钱够不够”的类型。
我妈提起这个弟弟就头疼,说他四十岁那年差点被人骗去搞传销,五十岁那年又差点被一个相亲对象骗走全部积蓄,总之就是个行走的韭菜,谁都能割一茬。
所以当周五下午五点半,我妈一个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心里就有种不祥的预感。
“喂,妈,什么事?”
电话那头,我妈的声音是那种刻意压低但又压不住火气的状态,像高压锅漏气:“你下班了没有?”
“刚下班,怎么了?”
“你现在马上开车回来,今天晚上必须到家。”
我愣了一下:“出什么事了?”
“你大舅!”我妈终于憋不住了,声音陡然拔高,“你大舅那个猪脑子,不知道又被谁灌了迷魂汤,今天下午去银行,把自己攒了小半辈子的血汗钱——十三万!整整十三万!全部买了中国银行的股票!”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股票?”
“对!就是股票!”我妈在电话里几乎是在吼了,“他不买理财不买国债不去存定期,去买股票!他连智能手机都用不利索的人,去买股票!你信不信?你信不信这事他能干得出来?”
我沉默了大概三秒钟。
说实话,我信。
我大舅真的干得出来这种事。
“他什么时候买的?”我问。
“今天下午!刚才你三姨打电话告诉我的,她老公在银行上班,亲眼看见你大舅去开的证券账户,签了一堆协议,然后把卡里的钱全转进去了。十三万啊,一分没剩!”
十三万对有钱人来说不算什么,但我大舅一年到头守着那个破五金店,刨去房租和生活开销,一年能攒下两万块钱就算老天爷赏饭吃了。十三万,那是他至少七八年的积蓄。
“他现在人在哪?”我问。
“回家了,躲在屋里不出来,谁敲门都不开。你三姨打电话去骂了他一顿,他居然说‘你们不懂’,就挂了。你说他是不是疯了?”
我深吸一口气:“妈,你别急,我现在就开车回去。”
“你路上小心,到了直接去他家,我跟你爸晚上也过去。这次不管怎么样,你帮大舅把钱退出来,明天一早就去证券公司退,能退多少退多少,亏了就当买个教训!”
我应了一声,挂了电话,拿上车钥匙就出了门。
坐进车里我没急着发动,先掏出手机搜了一下中国银行的股票。说实话我做工程的对股票也不怎么懂,但基本的常识还是有的——银行股嘛,大烂臭,万年不涨,老股民都叫它“僵尸股”,谁买谁套。
搜出来一看,果然。中国银行的股价长期在三四块钱晃荡,市盈率低得可怜,每年那点分红还不够通货膨胀贬值的。
我摇摇头,发动了车子。导航显示从省城到老家县城全程高速,一百八十公里,两个小时能到。
车上了高速,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一边开车一边琢磨这事。说实话我妈让我回去处理,我能怎么处理?股票买了就是买了,明天开盘才能卖,而且我大舅那个脾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我妈说她骂了他一顿,他回了一句“你们不懂”。
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很正常,但从我大舅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了。他一向是那种别人说什么他都点头的人,从来不反驳,从来不顶嘴,永远是一副“你们说得都对”的老好人模样。
这一次居然说“你们不懂”?
有点反常。
晚上八点,我到了县城,直接开车去了大舅家。
他住在县城老城区一栋九十年代的居民楼里,五楼,没电梯。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一半,我摸黑爬上五楼,敲了敲门。
里面没动静。
“大舅,是我,陈屿。”我敲了三下,“开门。”
过了大概半分钟,门开了一条缝,门链还挂着。我大舅那张老实巴交的脸从门缝里露出来,看见是我,犹豫了一下,才摘下门链打开了门。
屋里只开了一盏小台灯,光线昏暗。茶几上放着半瓶二锅头,一个玻璃杯,杯子里还有半杯没喝完的酒。旁边是一碟花生米,还有几张摊开的A4纸,上面密密麻麻印着字,看起来像是从网上打印的资料。
大舅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头发乱糟糟的,眼袋很重,整个人看着像是好几天没睡好觉的样子。
他在沙发上坐下来,也不看我,拿起酒杯又抿了一口,声音闷闷的:“你妈叫你回来的?”
“嗯。”我坐在他对面,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静,“大舅,到底怎么回事?”
他不说话,眼神盯着茶几上那几张纸发呆。
我顺着他目光看过去,那几张纸上印的是中国银行的财务数据和一些分析文章,字很小,密密麻麻的,有些地方还用红笔圈了出来。
我拿起一张看了看,上面写着:中国银行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摘要。下面是一堆表格和数字,我扫了一眼,基本看不懂。
但有一行数字被人用红笔画了圈——净利润:2370亿元,同比增长4.2%。旁边还手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赚了两千多亿。”
我又翻了翻另外几张纸,都是类似的财务分析资料,有的讲什么资产质量,有的讲什么不良贷款率,有的讲什么海外业务布局。
说实话,我一个做工程的看这些,跟看天书差不多。但大舅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人,居然在看这些东西?还用红笔做了标记?
这太不正常了。
“大舅,”我把纸放回去,看着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给你的?”
“我自己打印的。”
“你打印的?你去哪打印的?”
“去街口那家文印店,让小刘帮我从网上找的。”大舅又抿了一口酒,“我给了他二十块钱,他帮我搜了一下午。”
我更觉得不对劲了:“谁让你买的这只股票?”
“没人让我买,我自己想买的。”
“大舅。”我语气严肃了一些,“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是谁跟你说的?是不是有人在微信上加你,跟你说什么内幕消息,跟着买就能赚钱?”
我太了解大舅了,他就是那种最容易上当的目标群体。中年、老实、手里有点积蓄、对金融一窍不通但又想多赚点钱。那些搞杀猪盘和荐股诈骗的骗子最喜欢这种人。
大舅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居然带着一丝我看不太懂的情绪——不是慌张,也不是心虚,而是某种近乎委屈的不耐烦。
“没人骗我,”他说,“你妈不信,你三姨也不信,你们都不信。”
“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买?”
大舅沉默了好一会儿,忽然伸手拿起桌上那叠资料,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上面一个被红笔画了圈的数字说:“你看看这个。”
我低头看了一眼,是中国银行的分红记录。
“每股分红2毛5,”大舅说,声音闷闷的,像是在努力向一个听不懂话的人解释一加一等于二,“现在的股价是四块三毛六。我算了,我买了三万股,花了十三万零八百。一股分2毛5,一年分红就是七千五。”
我脑子快速转了一下,三万股,每股分红两毛五,确实是七千五百块。
“七千五除以十三万,”大舅居然比我先算出来了,“年化收益率是百分之五点七。比存银行定期高,定期只有百分之一点几。比买国债也高,比买理财也高。”
我愣住了。
不是因为他说错了,而是因为他居然算对了。
我大舅,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人,做了一辈子小生意从来不算账的人,居然把一个年化收益率算得清清楚楚。
“你不是被人骗才买的?”我下意识问了一句。
大舅摇摇头,把手里那沓资料放在茶几上,语气忽然变得特别平静,平静得不像是我认识的那个唯唯诺诺了大半辈子的赵长河。
“陈屿,我跟你说,”他端起酒杯,但没有喝,只是用手指摩挲着杯沿,“我这辈子活到五十六岁,没干过一件聪明事。你外婆说我笨,你妈说我蠢,你三姨说我窝囊,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这辈子算是白活了。”
“但这一件事——”他停了一下,抬眼看着我,“这件事我没犯糊涂,我是真算清楚了。你们要说我傻,说就是了。反正我也被说了一辈子了,不差这一回。”
我张了张嘴,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承认我被震住了。来之前我想过无数种可能——被人骗了、被人忽悠了、被人灌了迷魂汤、脑子一热冲动了——但我唯独没想过,大舅居然是真的认真研究过才做的决定。
可是,研究归研究,他研究得对吗?
“大舅,”我尽量放低声音,“股票分红是不错,但股票本身会跌的。股价跌了,你的本金就会缩水。万一跌个百分之二十三十,你那点分红根本补不回来。”
“我知道。”大舅说。
“你知道你还买?”
“我就是买的分红。”大舅把酒杯放下,认真地看着我,“我又不打算卖。股价涨了我不卖,跌了我也不卖。我就拿着,每年拿分红。它一年分我七千五,十年就是七万五。这钱存银行,十年利息才多少?”
我又一次被他说得接不上话。
他说得确实有道理,但从常识来判断,这件事总感觉哪里不对。股票哪有这么简单的?要是每年稳稳拿分红就能赚钱,那全国人民不都去买银行股了?为什么银行股这么多年都不涨?
但这些东西我解释不清楚,我只是凭直觉觉得不对劲,可要我说出具体哪里不对劲,我又说不出来。
“大舅,明天股市开盘,你先把股票卖了行不行?”我决定先稳住他,“把钱拿回来,然后再慢慢研究,想好了再买也不迟。”
“不卖。”大舅的语气忽然变得特别倔,“明天不卖,后天不卖,以后也不卖。这只股票我拿到死也不卖。”
“大舅——”
“你别说了!”他忽然站起来,声音有些激动,“你们所有人都觉得我傻,觉得我好骗,觉得我活该被割韭菜。可这件事我自己想清楚了,我想得比谁都清楚!我就买这一只股票,我就拿分红,我就死磕到底。你们就等着看,看看到底是我傻,还是你们不懂!”
我彻底沉默了。
说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大舅这个样子。他一辈子都是那种软塌塌的性格,别人说什么他都是“好好好”“对对对”,从来不发脾气,从来不反驳,从来不坚持自己的意见。
但今天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在二锅头的酒气里,这个窝囊了大半辈子的老男人像是忽然变了一个人。
他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
笃定。
那是一种近乎于信仰的、不可动摇的笃定。
我走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临走前我跟大舅说明天再来看他,他“嗯”了一声,也没说别的。
下楼的时候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说见到大舅了,他人没事,但是态度很坚决,不肯卖股票。我妈在电话里又炸了,说了一堆什么“他脑子进水了”“你外公外婆要被气活过来”之类的话,最后说明天一早她也过来,非要当面把大舅骂醒。
挂了电话我开车回了父母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反复回放着大舅说那些话时的样子。他算分红收益率的样子,他说“我拿到死也不卖”的样子,他眼睛里那种我从未见过的笃定的光。
奇怪的是,我明知道这件事多半是要吃亏的,但心里却隐隐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那感觉像是,我第一次在大舅身上看到了某种叫“主见”的东西。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我被一阵激烈的敲门声吵醒。
我爸妈住的是单位分的旧房子,隔音不好,敲门声在整间屋子里回荡。我爬起来开门,门口站着我妈、我三姨,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人。
“这是你周叔,在县证券公司上班的,我专门请他来给你大舅讲讲道理。”我妈说着就往里走,风风火火的,“你去不去?不去我自己去!”
我赶紧穿上外套跟着出了门。
我妈这辈子在娘家是说一不二的主,比大舅大两岁,从小就管着这个弟弟。大舅上学的书包是她缝的,大舅第一份工作是她帮忙找的,大舅开五金店的本钱有一半是她出的。在她的认知里,大舅的事就是她的事,大舅的钱就是她要帮忙看住的钱。
而现在,大舅居然不听她的话了。
这对她来说,比大舅亏钱这件事本身更难以接受。
到了大舅家门口,我妈抬手就要砸门,被我拦住了。我使了个眼色,示意她先别激动,然后自己敲了敲门。
过了十几秒,门开了。
大舅看起来已经起床好一会儿了,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头发也梳了梳,但眼袋还是重,显然也是一晚上没睡好。他看见门口这么多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目光落在我妈和三姨身上,脸色暗了暗,但还是侧身让开了门。
一行人进了屋,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我妈是第一个开口的,她往沙发上一坐,开门见山:“赵长河,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你把钱退出来。你周哥在证券公司上班,他都来了,让他跟你说股票是怎么回事。”
那个姓周的中年男人适时地点了点头,清了清嗓子,用那种专业人士面对小白的语气开始讲:“赵大哥,是这样的。你买的中国银行呢,是一只银行股。银行股的特点是盘子大、波动小、长期横盘。你买进去之后,大概率是赚不到差价的。而且现在大盘行情不好,银行股随时可能补跌,你这十三万投进去,风险非常大。我建议你今天开盘就挂单卖掉,趁着还没亏多少——”
“我不卖。”大舅打断了他。
“赵大哥——”
“我不卖,你别说了。”大舅的态度比昨晚更加平静,甚至带着一点礼貌,“谢谢你来,但我不需要。”
那个姓周的噎了一下,转头看向我妈,那表情像是说“我尽力了,这人没法沟通”。
三姨急了,站起来指着大舅的鼻子骂:“赵长河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人家周哥在证券公司干了十几年,他不比你懂?他让你卖是为你好,你怎么就这么犟?”
大舅看着三姨,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说了一句:“三妹,你们都觉得我糊涂,可你们谁真的看过这只股票的财报?”
三姨愣住了:“什么财什么报?”
“财报。财务报告。”大舅从茶几下面拿出那一沓A4纸,翻到其中一页,语气平静得不像是在吵架,更像是在陈述一个他认定了的事实,“你们说我不懂,那我就说给你们听听。”
“中国银行去年赚了两千三百七十亿,每天开门就赚六个多亿。不良贷款率一点二几,拨备覆盖率超过两百。它在全国有上万家网点,在海外六十多个国家都有业务。它是全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是国家的金融命脉,是中国外汇业务最核心的银行。”
“你们跟我说它会倒闭?”
大舅把资料往茶几上一拍,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钉子一样砸进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这么大一家银行,每赚一百块钱,就拿三十块钱出来分给股东。我买的不是股票,我买的是这家银行三千亿利润的一部分。只要这个国家还在,只要人民币还在流通,它每年就得给我分红。你们告诉我,我哪里傻了?”
房间里安静了。
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
我妈瞪大眼睛看着大舅,三姨张着嘴忘了合上,那个姓周的男人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想说什么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站在一旁,心里翻涌着一种说不清的情绪。
这番话,是一个连智能手机都用不利索的人说出来的吗?是一个被所有人认为“窝囊废”的人说出来的吗?
我妈显然也被震住了,但她很快就调整过来,用一种近乎蛮横的语气说:“你别跟我扯这些,我不懂这些什么财报什么分红,我就知道一个道理——股票是赌场,进去的人十个有九个亏。你想过没有,要是稳赚不赔,为什么别人不买?为什么你周哥不买?”
那个姓周的赶紧接话:“对对对,赵大哥你看,我自己都不买股票。”
“你不买,是你的事。”大舅说,“我买,是我的事。”
“赵长河!”我妈终于炸了,一拍茶几站起来,“你是不是非要跟我犟?这钱是你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是我跟你姐夫当年帮你凑本钱才攒下来的!你现在一意孤行,全都扔水里,你对得起谁?对得起我吗?”
大舅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他也站了起来,直直地看着我妈,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让所有人意外的平静。
“姐,你当年帮我凑本钱的事,我这辈子都记着。当时你借我八千块,我一分没忘。后来我还了你一万,你又给我退回来,说姐不要利息。”
我妈的眼眶有点红了:“你还记得就好。”
“我记得。所以我前几十年活成什么样,都听你的。你不让我娶那个女人,我就没娶。你说五金店能开,我就开了一辈子。你说什么我都听,因为我欠你的。”
大舅说到这里,忽然笑了一下。那个笑容特别苦涩,苦得我看了都心里一酸。
“但是姐,我已经五十六了。我这辈子还有多少年?十年?十五年?我不想等我死的那天,发现我活了一辈子,没有一件事是自己做主的。”
他转头看了一眼窗外,窗外的阳光正好照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
“这只股票,是我这辈子做的第一个自己的决定。赚了,算我自己有眼光。亏了,算我自己活该。但不管是赚是亏,这钱是我自己花的,这路是我自己选的。”
他重新转回头,看着我妈,看着三姨,看着在场的所有人。
“你们就别管了。”
没有人再说话了。
那个姓周的证券公司职员最先离开的,走的时候表情很复杂。三姨是第二个走的,走之前骂了一句“不可救药”摔门而去。
最后走的是我妈和我。我妈走的时候没有说话,但我看见她下楼的时候抹了一把眼泪。
我送我妈回了家,一路上她都没说话,到家了才在厨房里一边切菜一边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变了。”
我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我妈的背影,问了一句:“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她沉默了很久,手里的菜刀停在半空中,半晌才说了一句:“不知道。”
然后她又补了一句:“但他以前从来不跟我顶嘴的。”
下午我回了一趟大舅家,想再跟他聊聊。
敲门没人应,我拧了一下门把手,门没锁,推开一看,大舅坐在阳台上,面前架着一个工具箱,正在修什么东西。
走近了才发现,是一台很旧的老式收音机。
“收音机坏了?”我问。
“嗯,用了快二十年了,前几天忽然不响了。”大舅头也不抬,手里拿着电烙铁,小心翼翼地往电路板上点,“我寻思着修修,修不好就再买一个。”
我在他对面坐下来,看着他的手。
那是一双干了一辈子粗活的手,指甲缝里永远洗不干净的油污,掌心全是老茧,手指关节粗大变形的。但就是这样一双手,拿着细小的电烙铁却出奇地稳,操作的时候一丝不苟,每一个焊点都打得很精准。
“大舅,你什么时候学会修这个的?”
“自己瞎琢磨的。前些年收音机坏过一次,拿去修要收五十块,我一听太贵了,就自己拆开看看。拆着拆着就懂了,不就几个零件嘛,又不是造原子弹。”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但我却从里面听出了点什么。
对啊,不就几个零件嘛。
股票的本质,不也就是几个数字嘛。
那些所谓的专业门槛,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术语和指标,拆开来一个一个看,真的有那么难吗?
大舅能靠自己修好一台收音机,为什么就不能靠自己看懂一只股票?
“大舅,”我忽然说,“你那些资料,能不能给我看看?”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意外,然后嘴角微微弯了一下,是那种被认同之后才会有的、含蓄的笑意。
“茶几上,自己拿。”
我回到客厅,拿起那沓A4纸,从头开始翻。
最上面是中国银行的年度财务报告摘要,只有六页。大舅用红笔画了至少三十个圈,每一处都是关键数据。旁边还有他用圆珠笔写的小字注释,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但意思很清楚。
“不良率下降,说明坏账少了。”
“拨备增加,说明银行更安全了。”
“海外业务增长,说明不只靠国内赚钱。”
我又翻到下一页,是一张手写的表格,列了五大行过去五年的分红数据。工行、建行、农行、中行、交行,每年的分红金额、股息率、分红比例,全部用手写算了一遍。
他的字是真的丑,可那些数字列得整整齐齐,一个都不差。
我盯着那张手写表格看了很久。
五千多亿市值的工商银行,稳坐全球银行业头把交椅。四万亿的巨头,每年净赚三千多亿,现金分红一千多亿,股息率稳稳压过所有定期存款。建行、农行紧追其后,净利润全都破两千亿大关。中行虽然排在老四,却掌握着全国外汇业务的命脉,海外机构遍布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人民币国际化最核心的通道。
这些银行背后站着的,是几乎全部的央企、国企、地方政府、社保基金。它们的客户从世界五百强到楼下卖煎饼的大妈,从跨国集团到刚毕业的大学生,覆盖了十四亿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只要这个国家的经济还在运转,它们的利润来源就永远不会枯竭。
而它们的股价——工行六块多,建行七块多,中行四块多。
对,四块多。
一杯奶茶的钱,就能成为中国第四大银行的股东。
我当然知道银行股常年不涨的原因。盘子太大,几千亿的市值,游资拉不动,散户嫌太慢,机构觉得没想象力。在这个追逐涨停板的市场里,它们就像是一群笨重的巨兽,沉默地蹲在角落里,任凭那些概念股、题材股天上地下地蹦跶。
但我也知道另一件事。银行股虽然股价长期趴着不动,可股息率却一直在攀升。以中行每股2毛5的分红、4块3毛6的股价计算,股息率已经接近百分之五点八,远超同期定期存款。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即便股价永远不涨,仅仅靠分红,大舅的本金也能在大约十七年后全部收回。而十七年后,他手里的三万股中行股票,每一股、每一年,还在持续不断地为他创造现金。
只要这家银行不倒,只要它持续盈利、持续分红。
中国银行会倒吗?
我看着那张手写表格上歪歪扭扭的数字,忽然觉得自己以前对“投资”这两个字的理解,可能还不如一个修了二十年收音机的老五金匠。
阳台上传来电烙铁“滋滋”的声响,焊锡丝融化的松香味飘进客厅,混着秋日午后的阳光,有一种奇异的踏实感。我转头看去,大舅已经焊好了最后一个接点,正用螺丝刀把收音机的后盖重新拧紧。
“修好了?”我问。
“试试就知道了。”他按下开关,旋动调频钮。
一阵沙沙的白噪声之后,一个清晰的男声从喇叭里传了出来——“中国银行今日发布公告,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元,股权登记日为……”
大舅的手顿住了。
我也愣住了。
收音机里的声音还在继续:“……本次分红总额预计超过七百亿元,股息率达到百分之五点七以上,在当前低利率环境下展现出较强的投资吸引力……”
大舅缓缓转过头看向我,花白的眉毛微微扬起,眼睛里有些意外,但更多的是一种意料之中的平静。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嘴角的纹路更深了一些,像是一道终于被岁月验证的刻痕。
“是今天刚出的公告。”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果然,财经新闻的推送已经弹了出来——中行年度分红方案正式出炉,跟大舅预计的数字几乎分毫不差。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在未来一个多月内持有这只股票,大舅的账户里就会准时多出七千五百块的真金白银。不需要盯盘,不需要操作,不需要理会股价涨跌,什么都不用做,钱就会自动到账。
“听见了吧。”大舅淡淡地说了一句,语气不像炫耀,更像是一个被人质疑了很久的人,终于等到了一声公正的裁决。
晚上,我把分红公告的事告诉了我妈。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她说:“就算分红是真的,那股票要是跌了呢?分七千五,跌两万,还不是亏的?”
这话其实也没错。分红不是额外的馈赠,除权除息之后股价会相应下调,如果股价本身处于下跌趋势,分红确实可能无法覆盖本金的缩水。我妈的担忧并非全无道理。
我把这个顾虑跟大舅说了。当时他正在厨房里煮面条,听完之后往锅里磕了一个鸡蛋,头也没回地说了一句话。
“跌了又怎么样?跌到三块,我三万股还在。跌到两块,我三万股也还在。只要我不卖,它跌到一分钱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拿筷子搅了搅锅里的面,又补了一句:“分红是按股算的,又不是按股价算的。只要公司还在赚钱,股价越低,同样的分红金额对应的股息率反而越高。真要是跌到两块,分红还是2毛5的话,新买进去的人股息率就是百分之十二点几。你觉得会没人买?”
我站在厨房门口,被这段话钉在了原地。
他连这个道理都想明白了。股价下跌和持股数量是两回事,分红金额只和持股数量相关。只要企业基本面不变,股价越跌股息率越高,自然会有追求稳定现金流的资金进场托底——这是最基础的价值回归逻辑。
一个修收音机修了二十年的老五金匠,把这条逻辑链理得清清楚楚。
面条煮好了,大舅端了两碗出来,一碗推到我面前,一碗自己呼噜呼噜地吃起来。吃了几口,他忽然停下筷子,像是想起了什么事。
“对了,你三姨那个嘴你是知道的,她肯定已经把这事传得满城风雨了。”他苦笑了一下,“你信不信,明天我出门买个菜,整条街的人都会用看傻子的眼神看我。”
大舅的预感是对的。
第二天一早,我陪他下楼去街口的早餐店买油条,碰见了隔壁楼的刘婶。刘婶看见大舅,表情顿时变得极其微妙,那种欲言又止、想笑又不好意思笑、想说话又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样子,简直是一出默剧。
“老赵啊,”刘婶终于还是没忍住,“听说你买了股票啊?”
大舅点点头:“嗯,买了点。”
“买的中国银行?”
“对。”
刘婶“哦”了一声,跟旁边另一个大妈交换了一个眼神。那个眼神里的意思,用不着任何语言翻译都能看懂——瞧,赵长河那个窝囊废,被人忽悠去买股票了,他这辈子能赚到钱才见鬼了。
我能感觉到大舅的脊背微微僵了一下,但他什么都没说,付了钱拿起油条转身就走。
走出早餐店十来米远,我才轻声说了句:“别理她们。”
“我没理。”大舅咬了一口油条,嚼了两下,忽然笑了,“陈屿,你说好笑不好笑。我这辈子老老实实干活、从不投机取巧、从不占人便宜,她们说我窝囊没出息。现在我想靠自己的判断赚点安稳钱,她们又说我疯了。合着我怎么做都是错的。”
他这话说得特别平静,不是抱怨,更像是在陈述一个他早就接受了的事实。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只好转移话题:“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股票啊。就干拿着?等着分红?”
“不然呢?”大舅反问我,“难道我还要每天盯着大盘看?那不成赌博了吗。”
他说完这句话忽然停住了脚步,转过身看着我,表情变得有点认真。
“陈屿,我跟你说件事。”
“你说。”
“我买这只股票之前,想了一个多月。我把能找的资料都找了,能查的数据都查了。我把五大行的财报都打印出来对比过,还专门去银行门口蹲着数了一天的人流量。”
我被他说愣了:“你蹲在银行门口数人流量?”
“对。我去县里的中国银行网点门口蹲了一整天,从早到晚,数进进出出的人。你猜多少人?”
“多少?”
“不算ATM机存取款的,光是进大厅办业务的,一整天下来将近两百人。两百人里头,有一半以上是来存钱的。”
他顿了顿,继续说:“然后我又在街口蹲了半天,看路边的共享单车、看商铺里的收款码、看菜市场里扫码支付的牌子。我发现十个收款码里至少有四五个跟中行有关,要么是银行卡绑定,要么是收单业务,要么是跨境结算。”
“我就想,只要这个县城里还有人在存钱,还有人在做生意,还有人在用手机付账,中国银行就能从中赚到钱。它赚到了钱,就有我的一份。”
他站在清晨的阳光里,手里拎着一袋油条,穿着一件洗得起毛边的旧夹克,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语气平常得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但我看着他的眼睛,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这个人根本没有发疯,也没有被人忽悠。他只是用一种最笨、最原始、最不被人理解的方式,做了一件最聪明的事。
他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脑子去想,然后用自己的钱去验证自己的判断。这件事从头到尾,跟别人没有一毛钱关系。
但问题是,别人不这么想。
消息传开的速度比我想象的快得多。接下来几天,大舅几乎成了整个县城的话题中心。街坊邻居、远亲近戚,甚至是大舅五金店那条街上其他店铺的老板,全都在议论这件事。
版本越传越离谱。
有的版本是大舅被网上的骗子骗了,对方跟他说稳赚不赔,他就把全部积蓄投进去了。有的版本是大舅被人拉进了一个荐股群,群里天天有人喊单,他一冲动就买了十几万。还有的版本更夸张,说大舅借了高利贷去炒股,现在已经亏了三万多了。
我亲耳听到过一个版本,是我妈的同学在菜市场跟我妈说的。她说:“你弟弟那事我听说了,被人骗了十三万去买股票,现在钱拿不回来了是吧?哎呀,你弟弟这个人啊,一辈子就那样了,你以后可得盯紧点。”
我妈当时脸色铁青,但破天荒地没有附和,只是闷声说了句“没亏,还分红了”,就拎着菜篮子走了。
分红确实来了。股权登记日过后不久,大舅的证券账户里准时收到了七千五百多块的现金分红,一分不差。
他把到账短信转发给了我,后面跟了一句话:“帮我把这个截图发到家族群里。”
我犹豫了一下:“大舅,你确定?”
“发。”
我把截图发到了家族群里。那是我们赵家的大群,四十多号人,从大舅这一辈到我这辈都有。
截图发出去之后,群里安静了整整五分钟。
第一个回复的是我表姐,在深圳做互联网的,发了一句:“舅舅,股息率5.7%啊,不错不错,比理财强。”
紧接着是我二姨,发了三个大拇指。
然后是我表弟,在上海一家基金公司上班的,回复说:“五大行的股息率这两年确实上来了,大舅你这个入场时机选得挺好的,我看了下中行的报表,资产质量一直在改善,今年ROE大概率能稳住,性价比很高。”
然后三姨也冒出来了,发了一句:“啥时候能卖啊?”
大舅没有回复。
但我知道他看到了。他此刻一定坐在他那间昏暗的客厅里,对着手机屏幕,露出一个非常非常淡的笑容。
不过分红带来的平静并没有持续太久。
入市大约两周之后,大盘忽然开始掉头向下。起因是外围市场剧烈波动,叠加国内一些宏观数据的短期扰动,恐慌情绪迅速蔓延。中行的股价在几个交易日里从四块三毛六跌到了四块一毛五,又跌到了四块零二分,眼瞅着就要跌破四块钱的整数关口。
跌幅不算夸张,但对于大舅的持仓来说,账面浮亏已经逼近了一万块。赚到的分红还没在手里捂热乎,本金就缩水了一大截。
家族群里又开始骚动了。
先是二姨小心翼翼地圈了表弟,问他怎么看。表弟发了很长一段分析,说这次下跌是情绪驱动的技术性调整,银行的基本面没有变化,估值反而更有吸引力了,让大舅稳住别动。二姨发了个“哦”的表情。
但三姨不干了。她直接打了电话过来,我没接到,后来听我妈说,三姨在电话里把大舅骂了将近二十分钟,中心思想就一句话——“现在马上卖掉,亏一万就当买个教训,再不卖就要亏完了!”
大舅的回答只有三个字:“我不卖。”
三姨气得把电话挂了,然后又打给我妈,让我妈去劝。我妈这回倒是没骂人,只是叹了口气说:“他自己选的,随他去吧。”
我发现我妈的态度在悄然发生变化。从最初的暴怒,到后来的沉默,再到现在的“随他去”,她好像也在慢慢消化这件事。不过消化归消化,她心里肯定还是不踏实的。
果然,当天晚上她就给我发了条微信,让我去劝大舅至少卖一半,把本钱先拿回来一部分。
我去找了表弟,想听听他的专业意见。表弟叫赵一帆,比我小两岁,从小就是学霸,复旦金融系毕业的,现在在上海一家私募基金做研究员,是我们家族里唯一一个真正在金融圈混的人。
电话打过去,赵一帆那边的声音很嘈杂,像是在加班。我把情况简单说了一下,他听完之后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了一段让我非常意外的话。
“哥,我跟你说实话,大舅这笔操作放在专业机构里看,逻辑是站得住脚的。五大行的股息率现在普遍在五个点以上,在资产荒的大背景下,这个收益率对于追求稳定现金流的资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而且银行股现在的估值已经是历史底部区域,市净率普遍在零点六、零点七倍,等于是用不到七毛钱的价格买一块钱的净资产。大舅的入场逻辑没有问题,只是他刚好撞上了一波情绪杀跌。”
“那现在是该拿着还是该卖?”我问。
“如果他是做短线的,我建议他止损。但如果他的目标是长期持有吃分红,那这波下跌反而是好事。”赵一帆的语气很笃定,“你想,分红金额是固定的,股价越跌股息率越高。他如果现在手头还有余钱,不但不该卖,反而应该考虑加仓。”
“加仓?”
“对,降低成本。这就是定投的逻辑,越跌越买,摊薄持仓成本。等市场情绪恢复、估值回归的时候,他的持仓成本比谁都低,到时候就是双击——既有股价上涨的资本利得,又有稳定分红的现金收益。”
我把赵一帆的话转述给了大舅。
大舅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起身走进了卧室,从衣柜最底层翻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沓沓用橡皮筋捆好的现金。
“这是我留的备用金,一共三万块。”他看着那些钱,像是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本来是留着应急用的。”
“大舅——”
“你表弟说得对。”他打断了我的话,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的光比那天晚上更加坚定,“别人害怕的时候我买进,别人抢着买的时候我卖出。这是做买卖最基本的道理,我做了二十多年小生意,这个道理我懂。”
他笑了一下,把那三万块钱拿起来掂了掂。
“明天开盘,再买七千股。”
“大舅,你不再考虑考虑?”我几乎是脱口而出。三万块对别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他来说,那是压箱底的保命钱。
“我考虑得很清楚了。”他的语气平静得像一潭深水,“那天在银行门口数人的时候我就想清楚了。只要那些存钱的人还在存钱,只要那些做生意的人还在用中行的收款码,这只股票就值得拿一辈子。”
他顿了顿,把目光从铁盒子上移开,落在我身上,说了一句让我至今想起来都会心里一颤的话。
“陈屿,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什么吗?”
“什么?”
“不是没娶上媳妇,也不是没赚到大钱。而是我这辈子过了一大半,从来没有在一件事情上坚持过自己的判断。”
他把铁盒子盖上,拍了拍上面的灰。
“这次不一样。这次我要一条路走到黑。”
第二天上午,大舅去了证券公司,在股价跌破四块钱的那一天,用三万块钱买了七千股中国银行。
至此,他的总持仓达到了三万七千股,总投资成本十六万出头。对于一个在县城开了二十年五金店的老头来说,这就是他的全部身家,全部压在一只股票上。
这件事传出去之后,整个家族几乎炸了锅。
如果说之前大家还只是私下议论,那这次加仓就像是在干柴上浇了一瓢油,彻底点燃了所有人的情绪。
二姨打电话来问是不是疯了,大舅没接。三姨直接冲到家里来堵门,大舅也没开门。我妈倒是没打电话,但我知道她肯定又失眠了。
最离谱的是我一个远房表舅,据说是在镇上当过几年会计的,专门发了条朋友圈,不点名但意有所指地说“有人一把年纪了还不懂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唉”。
大舅也看到了那条朋友圈,看完之后说了句:“他说的道理没错,鸡蛋是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那你为什么还全仓买一只股票?”我趁机追问了一句,这个问题其实也在我心里憋了很久。
“因为我不是在买股票。”大舅的回答让我又一次愣住了。
“你买的是什么?”
“我买的不是股票,是一张凭证。”
“什么凭证?”
他转头看着我,用一种非常认真的语气说:“一张能证明我这辈子做过一次正确决定的凭证。”
我承认,在那一刻,我心里有什么东西被击中了。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也许是某种共鸣,也许是某种愧疚。我活了二十六年,一直都在走别人觉得“正确”的路——考上好大学、找份好工作、买房买车结婚生子。这些决定真的是我自己做的吗?还是因为这些决定在别人看来是“对的”,所以我才去做的?
我有没有像大舅这样,在一件事情上,赌上全部身家去坚持自己的判断?
没有。
从来没有。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周都会回县城看大舅一次。他的生活并没有因为买了股票而发生太大的变化,依然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去五金店开门,下午六点关门,回来自己做饭、修东西、听收音机。
唯一的区别是,他每天收盘后会看一眼当天的收盘价,然后用铅笔在那张手写表格上记一笔。他不看K线图,不关注资金流向,不理会那些专家股评,只是安安静静地记一个数字,然后该干嘛干嘛。
我问他为什么不看,他说:“我种一棵树,不会每天早上把它挖出来看看根长没长。树是慢慢长的,果子是到时候才结的。天天盯着看,除了让自己心慌,一点用都没有。”
他真的做到了。大盘跌他不在乎,大盘涨他也不兴奋。有一次银行板块集体大涨,中行一天涨了四个多点,他账户的浮亏一下子缩小了一大截。我兴冲冲地打电话告诉他,他在电话那头“哦”了一声,然后问我晚饭吃了没有。
我挂了电话之后忽然觉得,也许这才是真正厉害的投资心态。不是刻意压制情绪,而是真的看透了——当你对一件事情的底层逻辑足够笃定的时候,短期的波动就不再能扰动你的心神。
当然,大舅的冷静并没有让外界的噪音消停。股价在四块钱附近磨底的那段时间,冷嘲热讽的声音达到了顶峰。五金店隔壁开杂货铺的老孙头,有事没事就过来串门,张口闭口“老赵你那股票今天又跌了吧”。大舅每次都是笑笑不说话。
有一次我刚好在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幕。老孙头走后,我忍不住问他:“你就一点都不生气?”
“生什么气?”大舅手里拿着抹布在擦货架上的灰尘,头也不抬,“他又没买,我买了。亏了是我亏,赚了是我赚,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顿了顿,直起腰来,把抹布丢进水桶里,慢慢地说了一句让我醍醐灌顶的话:“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别人的看法。你越在意,他们越来劲。你不在意,他们自己就消停了。”
“你要是真跟他们计较,那才叫活该被嘲笑。因为你的情绪被一群不如你的人掌控了,你不亏谁亏?”
我站在原地,感觉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敲了一下。
这番话从一个被所有人看作“窝囊废”的人嘴里说出来,冲击力太大了。
大舅说完之后继续擦货架,一点都没意识到他刚才说了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但我意识到了一件事——也许大舅从来就不窝囊,他只是不屑于和那些不理解他的人计较而已。他把所有的能量都存了起来,等到他认定的机会出现时,一把梭哈。
这种人在别人眼里是傻瓜,但在聪明人眼里,是狠人。
时间慢慢过去,中行的股价从四块钱的底部开始缓慢回升。四块一、四块二、四块三,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往上爬。这个过程中,大舅一次都没有打开过交易软件看盘。他甚至不知道证券账户的登录密码是什么——开户的时候证券公司的人帮他设的,他让人家写在一张纸条上,纸条被他夹在那沓财务资料里,再也没动过。
“你就不想看看自己赚了多少?”我问他。
“没卖的股票,赚了赔了都只是一个数字。我买它又不是为了看数字的,我是等着它每年给我打钱的。”大舅一边修着一台老式电风扇一边说,“等哪天我老得动不了了,它还能每年给我打钱,那才叫真的赚了。”
我忽然想起表弟赵一帆说过的一句话——真正的投资不是买卖价格的游戏,而是拥有资产的思维方式。大舅显然不懂这些专业术语,但他做的事情,恰恰就是这种思维的极致体现。
他拥有这些股票,就像拥有他的五金店一样。他不会每天想着把五金店卖掉赚差价,他只想好好经营它,让它每年产生稳定的利润。同理,他拥有中国银行的股票,就是想成为这家大银行的股东,每年从它的利润中分一杯羹。
这个道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在股市里,九成以上的人做不到。
因为人性经不住波动,经不住诱惑,经不住恐惧。但大舅不知道是迟钝还是真的看透了,他好像天生就对波动免疫。
直到那天,县里供销社的老主任敲响了大舅五金店的门。
老主任姓黄,六十三岁,退休好几年了,以前在大舅刚开店的时候帮过不少忙,算是大舅为数不多的老熟人。他进门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我以为他是家里什么东西坏了来修的,结果他坐下来之后,说的却是另一件事。
“长河,我听说你买了不少中国银行的股票?”
大舅点点头:“买了一些。”
“我劝你赶紧卖了。”老黄头的语气非常严肃,“我跟你说个事,你别往外传。”
大舅放下手里的活,给老黄头倒了杯茶:“什么事?”
老黄头压低声音说:“我一个老同事的儿子在市里银保监上班,他说最近银行系统内部在整顿,好几家银行的不良贷款数据都有问题,上面在查。听说有一家国有大行的实际不良率比公布的高好几倍,要是爆出来,股价至少腰斩。”
我的心猛地一沉。
这个消息要是真的,那大舅这十六万可就真要打水漂了。银行最怕的就是不良贷款暴雷,一旦市场对其资产质量产生质疑,股价跌个百分之三四十都是轻的。
大舅端着茶杯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喝茶,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黄哥,你说的那家大行,是中国银行吗?”
“具体是哪家他没说,但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你那十几万可不是小数目,真要是出了事,你哭都来不及!”
老黄头走后,我看着大舅,等他说话。
他把茶杯放下,沉默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走到柜台后面,从抽屉里翻出了那沓财务资料。他翻到其中一页,用粗糙的食指沿着那些数字一行一行地往下划。
“不良贷款率1.27%,拨备覆盖率216%,资本充足率超过17%。”他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然后把资料合上,看着我说,“你知道拨备覆盖率是什么意思吗?”
“不太懂。”
“我做功课的时候查过。就是说,银行已经为每一百块的不良贷款准备了二百一十六块的准备金,就算那些坏账全部收不回来,银行的准备金也够赔两遍的。”
他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而且这些数据都是经过审计的。中国银行每年要接受好几家全球顶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还有银保监会、证监会、央行随时盯着。一家在全球六十多个国家有业务的国有控股大银行,数据造假的难度和成本,高到你想象不到。”
“那个老黄头——”大舅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笃定,“不是他故意骗我,而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只是转述了他同事的儿子的一面之词,而那个同事的儿子也许只是听到了某个会议上的只言片语。这种消息在传播的过程中每经过一个人就会被添油加醋一次,等传到我的耳朵里,早就跟事实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我看着他,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我意识到,他说的是对的。
这就是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失真效应。而大舅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人,居然本能地识破了这一点。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问。
“不怎么办。继续拿着。”
“你不怕万一是真的?”
“万一?”大舅忽然笑了,“陈屿,我活了五十六年,学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不要为了万分之一的可能,放弃百分之九十九的确定性。”
他拿起茶杯又喝了一口,目光穿过五金店落灰的玻璃橱窗,看向街道对面那家中国银行的营业网点。那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柜台前排着长队,ATM机前络绎不绝。
“那家银行,每天早上九点开门,下午五点关门,风雨无阻了几十年。我看不到它在里面做什么,但我能看到每天有多少人进出它的大门。那些存款的、取款的、转账的、办贷款的,全都是活生生的证据。”
“只要那扇大门还开着,只要还有人往里走,我的钱就丢不了。”
事实证明,大舅的判断是对的。
老黄头说的那件事后来被证实是一场乌龙。确实有一家银行的不良率被质疑,但那是一家地方性的小型城商行,跟中国银行八竿子打不着。市场短暂恐慌了一阵之后很快恢复了理性,中行的股价不仅没有腰斩,反而随着财报数据的进一步披露稳步上行,回到了四块三以上。
而在这个过程中,大舅一动不动。
他不是在忍耐下跌,他是真的不在乎下跌。
这一年,中国银行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年度分红方案。大舅的三万七千股拿到了九千二百五十元的现金分红,比上一年又多了一千多。他把分红到账的短信截图再次发到了家族群里,这一次,群里没有人再问他“什么时候卖”了。
那些曾经嘲笑他的人,要么沉默了,要么悄悄开始问他“现在还能不能买”。
三姨就是其中之一。
她专门找了个周末来大舅家串门,东拉西扯了半天,最后才吞吞吐吐地问了一句:“那个……中国银行的股票,现在买还来得及不?”
大舅看了她一眼,笑了:“三妹,你当初不是说这是骗人的吗?”
三姨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大舅没有为难她,只是说了一句:“想买就买,但有一条——买了就别想着明天卖。你要抱着拿十年的心态去买它,它才会给你十年的回报。”
三姨后来到底买没买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从那天起,她再也没有在任何人面前说过大舅一句坏话。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忽然听说了一件事——大舅开始教别人炒股了。
不是那种荐股收费的“炒股”,而是免费的、义务的、近乎做公益的那种。对象是社区里几个退休的老头老太太,这些老人每个月就靠那点退休金过日子,被各种“高收益理财”“以房养老”“原始股投资”的骗局盯得死死的。
大舅教他们的第一句话永远是——“你们要买股票可以,但别想着明天就赚大钱。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你买的是公司的股份,公司每年给你分红,这是你的劳动成果之外的被动收入。你只要选好公司、拿得住、别瞎动,就比存银行强。”
有人问他怎么选公司。
他的回答简单得令人发指——“去你每天都去的地方选。你每天去银行存钱,你就买银行的股票。你每天去超市买菜,你就买超市的股票。你每天坐高铁,你就买高铁的股票。你看见谁在实实在在赚钱,你就买谁。不要去碰你看不懂的东西,看不懂的东西十有八九是骗人的。”
我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忽然想起他当初蹲在银行门口数人流量、蹲在街口看收款码的那些日子。原来他那不是在犯傻,他是在做调研。他用的是最原始、最笨拙,但也最真实的调研方法——亲眼去看,亲手去数,亲身去感受。
而大多数股民呢?听消息、看K线、追涨杀跌,研究一只能源股的时候连这家公司的矿井在哪里都不知道,买一只科技股的时候连这家公司到底生产什么都不清楚。
他们看不起大舅这种“笨办法”,却不知道,这种“笨办法”恰恰是最接近投资本质的方法。
时间线拉到一年后。
中国银行的股价从当初的四块多一路稳步攀升,加上期间的分红再投资,大舅的持仓成本已经低到了一个令人羡慕的水平。他的三万七千股中行股票,市值已经接近二十万,账面浮盈加上已到手的分红,总收益稳稳超过了五万块。
年化收益率接近百分之四十。
这个数字放在大牛市里也许不算什么,但考虑到这是一只被所有人嫌弃的“僵尸股”,考虑到这一年的市场环境并不算好,考虑到大舅在这期间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操作——这个收益率已经足以让绝大多数职业投资者汗颜。
三姨现在见到大舅,态度和之前判若两人,张口闭口“我哥眼光真好”,完全忘了当初自己是怎么指着人家鼻子骂“疯了”的。二姨倒是没说什么,但我知道她私下里也悄悄开了个证券账户,买没买不知道,反正开户是真的开了。
我妈的变化最大。
有一天晚上,她忽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聊了几句家常之后,语气忽然变得有些不一样。
“你大舅今天来家里吃饭了。”
“哦,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就……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我妈在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以前他来吃饭,都是坐在那里不说话,问他一句他答一句。今天他跟你爸聊了好久,聊什么经济、什么国际形势,我好多都听不懂。”
我笑了一声:“那不是挺好的。”
“是啊。”我妈的声音忽然变得有点闷,“我只是忽然觉得……我好像管了他一辈子,到头来发现他其实根本不需要我管。”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妈,大舅不是不需要你管,他是想让你知道,你弟弟不是废物。”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
然后我妈说了一句:“我知道。”
这两个字她说得很轻,但我从里面听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情绪。
那叫尊重。
尾声
故事的结局出人意料,却在情理之中。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大舅照常去他的五金店开门。路过街口那家中国银行的网点时,他看见门口排起了长队,以为是年底取工资的老头老太太又在排队。但他多看了一眼,发现不对劲——排队的人面色焦急,有人在大声打电话,有人在跟银行的工作人员争吵着什么。
他走过去问了一个相熟的街坊,对方慌慌张张地告诉他:“听说这家银行出事了,存的钱可能取不出来了!大家都在排队取钱!”
大舅抬头看了一眼银行大门上挂着的牌子——中国银行。
还是那块牌子,还是那扇大门,还是那些人进进出出。唯一不同的是,今天门口多了一群惊慌失措的人。
他没有慌。
他站在人群外面,掏出手机,拨通了我在上海做金融的表弟的电话。
“一帆,帮我查一件事。”
十分钟后,表弟回电话了。事情的真相很简单——附近有一家名字跟中国银行很像的第三方理财公司暴雷了,负责人卷款跑路,受骗的投资者找不到正主,就一股脑涌到了中国银行的网点来闹事。这是一场典型的乌龙事件,跟中国银行本身没有半毛钱关系。
大舅挂了电话,走到那群排队的人面前,提高了声音说了一句话。
“你们搞错了。跑路的那家公司跟中国银行没关系,这家银行好好的,你们的钱一分都不会少。”
人群安静了一瞬,然后有人问他:“你凭什么这么说?”
大舅没有多解释,只是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亮出了证券账户的持仓页面。
“因为我的全部身家都在这家银行里。如果它真的会倒闭,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更慌。”
他看了一眼屏幕上那些数字,三万多股,市值二十万,每一条曲线和每一个百分比都烂熟于心。然后他抬起头,对着所有看着他的人,一字一句地说——
“但我不慌。一分都不慌。”
人群渐渐散去了。有人信了他的话,有人将信将疑,还有人觉得这个老头是在说疯话。但不管怎样,银行门口的队伍越来越短,半个小时后,一切恢复了正常。
大舅收起手机,看了一眼那扇依然敞开的银行大门,转身继续往五金店的方向走去。
走了几步,他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然后他笑了。
那个笑容很淡,淡到如果不是我刚好开车经过停在路边、摇下车窗看到这一幕的话,根本不会注意到。
但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一个窝囊了大半辈子的老男人,在五十六岁这一年,用一只被所有人嫌弃的银行股,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次逆袭。
他用最笨的方法赚到了最稳的钱,用最轴的坚持打了所有嘲笑他的人的脸,用最朴素的逻辑击穿了资本市场最虚妄的泡沫。
他不是股神,他只是一个认准了道理就不回头的普通人。
但也许,这才是真正的股神。
我的脑海里忽然回响起当初他在酒气里说的那句话——“我买它不是为了发财,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道,我这辈子也能对一回。”
大舅,你对了。
你这条道,走对了。
五金店的门面还是那个门面,卷帘门上锈迹斑斑,玻璃橱窗里的样品落了一层灰。大舅拉开卷帘门的时候,隔壁杂货铺的老孙头正蹲在门口抽烟,看见他来了,吐出一口烟雾,阴阳怪气地喊了一声:“哟,股神来了。”
大舅笑了笑没接话,掏出钥匙开门。
老孙头却不依不饶,站起来凑到五金店门口,倚着门框说:“老赵,我听人说你那只股票最近又涨了?赚了不少吧?”
“没卖,涨了也不算赚。”大舅头也不回地整理货架。
“那你还真打算拿一辈子啊?”老孙头嘬了一口烟,“我跟你说,见好就收才是正道。你现在卖了,赚个几万块,够你花好几年的。要我说,你现在不卖,等跌回去了,哭都来不及。”
大舅停下手里的活,转过身看着老孙头,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孙哥,我问你个事。”
“你说。”
“你这间杂货铺,一年能赚多少?”
老孙头愣了一下,没想到话题突然转到自己身上,含糊道:“小本生意,也就混口饭吃。”
“大概多少?”
“刨去房租水电,一个月净落个三四千块吧。”老孙头说,“一年下来四万出头。”
“那你有没有想过把杂货铺卖了?”大舅问。
“卖了?”老孙头瞪大了眼睛,“卖了杂货铺我吃什么?”
“对啊。”大舅拿起抹布继续擦货架,“你一年赚四万块,不会想着把铺子卖掉。我买的股票一年给我分红九千多,以后还会越来越多,你让我卖掉?”
老孙头张了张嘴,一时语塞。
“孙哥,你那杂货铺是你的营生,我这股票也是我的营生。你经营你的铺子,我当我的股东,咱俩做的是一样的事。”大舅把抹布丢进水桶里,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只不过你的铺子开在街边,我的铺子开在交易所。你的铺子一年赚四万,我的铺子一年给我分九千。铺子大小不一样,道理是一样的。”
老孙头愣了好一会儿,最后“嘿”了一声,摇摇头走了。走的时候嘴里还嘟囔着:“这老赵,买了个股票跟换了个人似的……”
大舅没理他,继续擦货架。
我在旁边看了整个过程,心里忽然冒出一个想法——大舅也许不是变了,他只是不装了。
以前那个唯唯诺诺、见谁都点头哈腰的赵长河,是被这个县城的人定义了五十多年的赵长河。他们说他窝囊、说他没出息、说他这辈子就这样了,他就真的活成了他们嘴里的样子。因为他没有底气反驳,没有东西可以证明自己不是那样的人。
但现在不一样了。
他手里的三万七千股中国银行股票,就是他最大的底气。这只股票像是一面盾牌,挡住了所有飞来的冷嘲热讽。每一次分红到账的短信提示音,都是对过去五十多年被否定的人生的一次有力回击。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大舅依然每天早起开门,傍晚关门,回家煮面、修东西、听收音机。收盘后看一眼股价,用铅笔在那张已经翻得起了毛边的手写表格上记一笔,然后该干嘛干嘛。
那张手写表格已经记了很长一串数字了。从四块三毛六到四块一毛五,再到四块零二分,然后慢慢回升,四块二、四块五、四块八……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标注着日期,日期后面有时候还会写一两个字。
我仔细看了看那些字。
跌到四块零二分那天,他写的是“不卖”。
涨到四块五那天,他写的是“正常”。
分红到账那天,他写的只有两个字——“到了”。
整张表格上没有一丝情绪的起伏,没有一笔因为股价波动而产生的焦虑或兴奋。那张纸就像一面镜子,照出的是一个心如止水的人。
但县城里的风波并没有因为大舅的淡定而平息。恰恰相反,随着中行股价的稳步回升,关于他的议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换了方向。
有人说他是走了狗屎运,有人说他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还有人说他是被人骗了之后不敢承认、硬撑着装淡定。最离谱的一个说法来自菜市场卖猪肉的老刘,他跟人说赵长河根本就没买股票,就是吹牛的,为了在街坊邻居面前撑面子。
这话传到大舅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给人配钥匙。他听完之后手上动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转动钥匙坯,砂轮溅起一串火星。
“大舅,你不生气?”我问。
“生什么气。”他把配好的钥匙取下来,对着灯光看了看齿口,“他说我没买,我就没买呗。我又不是为了让他相信才买的。”
“可是——”
“陈屿,”他把钥匙放在桌上,摘下老花镜,“你知道我以前最怕什么吗?”
“什么?”
“最怕别人说我不好。”他拿起抹布擦了擦手,“年轻的时候,别人说我窝囊,我就拼命讨好别人,想让别人说句好话。别人说我笨,我就装作很用功的样子,想让别人觉得我努力。别人说我这辈子没出息,我就躲着那些有出息的人走,免得被比下去。”
“后来我发现,不管你做什么,别人总有话说。你赚不到钱,他们说你是废物。你赚到钱了,他们说你是走了狗屎运。你把股票卖了落袋为安,他们说你沉不住气。你拿着不卖,他们说你贪心不足。”
他把抹布扔到一边,语气忽然变得很轻,但每个字都像是淬了钢:“那我还管他们说什么干嘛?我活我自己的,他们爱说就说去。嘴长在他们脸上,钱在我自己兜里。”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大舅的转变到底在哪里。
以前的赵长河活在别人的评价里,他的价值感完全取决于别人怎么看他。别人说他是窝囊废,他就真的觉得自己是窝囊废。别人说他这辈子完了,他就真的觉得自己完了。
但现在他把评价自己的权力拿了回来。
他的价值不再由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来定义,而是由他自己的选择和坚持来定义。他不需要别人认可他的正确,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是正确的。
这比股票赚钱本身,珍贵一万倍。
然而就在大舅的心态越来越稳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所有的平静。
那天下午三点多,大舅正在店里给一个老客户换门锁,手机忽然响了。他接起来,听了不到十秒钟,脸色就变了。
“你说什么?”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停牌?什么意思?”
电话那头是我表弟赵一帆,他的声音从听筒里漏出来,语速很快,带着一种压抑的紧张:“大舅你别急,听我说。中国银行刚才发了公告,因为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从明天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十个交易日。具体重组内容公告里没有详细披露,只说跟海外业务整合有关。”
大舅握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停牌……是好事还是坏事?”
“目前还不好判断。”赵一帆的声音顿了顿,“但是从公告的措辞来看,这次重组的规模应该不小,涉及海外业务的整合,可能是把几个海外子公司的股权进行重新梳理,或者引入战略投资者。一般情况下,这种级别的重组如果是利好,复牌之后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涨幅。但如果重组方案不及预期,或者市场解读偏负面,复牌之后也可能补跌。”
大舅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问了一句:“能跌多少?”
“最坏的情况,如果重组方案被市场解读为利空,补跌幅度可能在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之间。对应你现在的持仓,浮亏大概在两万五到三万左右。”
三万块。那是大舅去年加仓时投入的全部资金,是他压箱底的保命钱。
挂了电话之后,大舅在椅子上坐了很久。那个来换门锁的老客户等得不耐烦了,催了两句,大舅才回过神来,手忙脚乱地把门锁换好,连钱都差点忘了收。
老客户走后,他一个人坐在柜台后面,盯着墙上那个挂了二十多年的老挂钟发呆。秒针一格一格地跳,他的目光跟着秒针一起动,整个人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
我试着安慰他:“大舅,一帆说的是最坏的情况,不一定真的会跌那么多。而且停牌期间会有很多信息出来,说不定是重大利好呢?”
“我知道。”他说。
“那你——”
“我不是怕跌。”他打断了我,声音闷闷的,“我是……我是忽然发现,原来不管我做多少功课,看多少资料,算多少数据,有些事情还是不在我的掌控之内。”
他抬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茫然:“我算得出分红率,算得出股息率,算得出不良率,但我算不出停牌之后会发生什么。陈屿,你说……我是不是太自信了?”
我看着大舅的表情,心里忽然很难受。
这段时间以来,他已经习惯了用逻辑和理性来分析问题,习惯了用数据和事实来说服别人。他以为只要自己做足了功课,就能掌控一切。但股市这个东西,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它永远有你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停牌、重组、政策变化、行业震荡,这些东西不是看几份财报就能预测的。
但这不是他的错。连专业的基金经理都做不到百分之百的预判,更何况一个五十多岁才开始接触股票的老五金匠?
“大舅,”我在他对面坐下来,“你记不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
“什么话?”
“你说,你买这只股票不是为了发财,是为了证明自己这辈子也能对一回。”
大舅的眼皮动了动。
“你已经对了。”我看着他,“你做了功课,你做出了判断,你坚持了自己的选择。不管复牌之后是涨是跌,这件事本身已经对了。你证明了自己不是一个只会听别人话的窝囊废,你证明了自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个证明,跟股价涨跌没有关系。”
大舅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忽然笑了一下,那个笑容有点苦,但又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释然。
“你说得对。”他站起来,走到柜台后面,拉开抽屉,拿出那沓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的财务资料,“我买这只股票的第一天,我就跟自己说过一句话——赚了算我有眼光,亏了算我自己活该。既然是活该,那就要认。”
他把资料放回抽屉里,关上抽屉,深吸一口气,转身看着我:“不卖了。停牌不停牌,重组不重组,涨也好跌也好,我都不卖。我就拿着,等它复牌,等它出结果。大不了就是把浮盈全部吐回去,再亏点本金。我赵长河这辈子又不是没穷过。”
他这话说得斩钉截铁,但我能看出来,他心里其实并没有嘴上说的那么轻松。毕竟十六万多的投入,是他大半辈子的积蓄。如果真的亏掉两三万,对他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绝对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晚上我回了父母家,饭桌上我妈又提起了股票的事。她的信息显然比我们滞后,还不知道停牌的消息,只是听说大舅的股票最近涨了,脸上难得有了点笑模样。
“你大舅这回还真是蒙对了。”我妈往我碗里夹了一块红烧肉,“我前天去买菜,碰见你三姨,她现在提起你大舅都不好意思了,说当初不该那么骂他。”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停牌的事说了。
我妈的筷子停在半空中,笑容僵在脸上:“停牌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钱拿不出来了?”
“不是拿不出来,是暂时不能交易。等复牌之后就能正常买卖了。”
“那复牌之后会涨还是会跌?”
“不一定。”
“不一定是什么意思?”我妈的声音又高了起来,“你大舅那可是十几万啊!要是跌了怎么办?你三姨刚消停两天,要是真跌了,她还不知道要说什么难听的话呢!”
我爸在旁边一直没说话,这时候忽然开口了:“你就知道担心别人说什么。你弟弟的钱,他自己做主。赚了你不分,亏了你也别操心。”
我妈瞪了我爸一眼,但破天荒地没有反驳。
吃完饭我回了房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打开手机看了一眼财经新闻,中国银行停牌的公告果然已经在各大财经网站的头条了。评论区里各种猜测满天飞,有人说是大利好要涨停,有人说是大利空要跌停,还有人说这是中行要私有化的前兆。
我翻了十几页评论,越看越心烦,干脆关了手机。
接下来的几天是最难熬的。
大舅表面上看起来一切如常,依然早起开门、傍晚关门、回家煮面、修东西、听收音机。但我知道他心里并不平静。因为有一天我去他店里,发现他在用计算器算账——不是算股票,是算五金店的账。
他把过去三个月每一笔进货和销售都重新算了一遍,连一颗螺丝钉的利润都算得清清楚楚。
“大舅,你这是在干嘛?”我问。
“算账。”他头也不抬,“我寻思着万一股票那边真亏了,我得从店里这边把窟窿补上。我算了算,今年店里的生意比去年好了一点,平均一个月能多赚三四百块。一年下来能多攒个四五千。要是股票亏个两三万,我用四五年时间也能补回来。”
我愣住了。
他不是不在乎吗?他不是说“大不了就是把浮盈吐回去”吗?他怎么已经开始算补窟窿的账了?
大舅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放下计算器,摘下老花镜,露出一个有点不好意思的笑容。
“我知道你肯定在想,我嘴上说不怕亏,其实心里怕得要死。”他搓了搓手,“跟你说实话,我怕。怕得要命。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各种乱七八糟的念头。一会儿想万一真亏了三万块怎么办,一会儿又想万一重组是利好复牌涨停呢,然后又觉得自己想太多了肯定不是利好。”
“但是我发现了一件事。”
“什么事?”
“怕归怕,日子照样过。”他指了指桌上的计算器和账本,“你看,我算了三天账,发现就算最坏的情况发生——股票亏了三万块——我也不会倾家荡产,不会流落街头,五金店照样开,日子照样过。我用四五年时间就能把这个窟窿补上。”
他把计算器推到一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语气忽然变得很平静:“以前我没买股票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兜里的钱太少,心里不踏实。后来买了股票,股票涨了,账面浮盈好几万,我反而更不踏实了——总怕它跌回去,总想着要不要落袋为安。现在停牌了,一切都不确定了,我反倒又踏实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那个账面浮盈,本来就不是我的钱。它涨到五万也好,跌到零也好,只要我还没卖,那些数字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真正属于我的,是每年到账的分红。只要中国银行还在赚钱,还在分红,我的钱就不会丢。”
他放下茶杯,看着窗外街道对面那家中国银行的网点,语气像是在说一个他终于参透的道理。
“股票涨了,是市场赏给我的。股票跌了,是市场暂时保管的。涨跌都不是我的,只有分红才是我的。我想通了这一点,就不怕了。”
我坐在他对面,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解开了。
大舅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个普通投资者最难完成的蜕变——他把对股价的关注,彻底转移到了对资产本身的关注上。他不再焦虑于账面数字的涨跌,而是专注于他所持有的资产是否在持续创造价值。
股价涨了,那是市场情绪的波动。股价跌了,那也是市场情绪的波动。但只要中国银行这家公司本身没有出问题,只要它每年还在稳定盈利、稳定分红,那他的投资就没有出问题。
这个道理,百分之九十的股民一辈子都悟不到。
停牌第五天,事情有了新的进展。
表弟赵一帆打来电话,说他在内部渠道看到了一些关于这次重组的更多信息。据传中国银行这次重组涉及到旗下海外业务的重大整合,可能会将中银香港、中银国际等海外子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重新梳理,目标是打造一个更加清晰的国际化业务平台。
“具体的方案还没出来,但从目前了解到的信息来看,这次重组的力度很大,而且是朝着更加市场化、国际化的方向在走。如果方案落地,中国银行的估值逻辑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赵一帆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兴奋,“大舅,你这次可能真的买到金矿了。”
大舅听完之后沉默了几秒钟,然后问了一句:“你说的这些,确定吗?”
“百分之百确定我不敢说,但可信度很高。我们这边几个研究员都在讨论这件事,普遍认为这次重组对中行是中长期利好。你要做好复牌之后大涨的准备。”
“大涨?能涨多少?”
“这个不好说,但至少应该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空间。”
挂了电话,大舅的表情很奇怪。不是兴奋,不是欣喜,反而像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他摇了摇头,“只是觉得……不真实。以前跌的时候,所有人都说我傻。现在要涨了,又有人说我有眼光。我还是那个我,股票还是那只股票,什么都没变,变的只是别人怎么说。”
他站起来,走到店门口,看着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忽然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
“陈屿,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是为自己活,还是为别人的嘴活?”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自己给出了答案。
“我以前一直在为别人的嘴活。别人说我窝囊,我就不敢抬头。别人说我傻,我就不敢做决定。别人说我买股票是被人骗了,我就不敢说自己其实做足了功课。”
“但现在我不想再为别人的嘴活了。”他转过身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彻底的释然,“这只股票涨了也好,跌了也好,都是我的事。别人的嘴,跟我没关系了。”
停牌第八天,中国银行发布了重组方案的详细公告。
公告的措辞很正式,但核心内容并不复杂:中国银行拟以发行股份加现金的方式,整合旗下中银香港、中银国际及部分东南亚业务的股权结构,同时引入包括某知名国际主权基金在内的战略投资者,打造统一的海外业务平台。重组完成后,中国银行的国际化程度将大幅提升,海外业务收入占比将从目前的约百分之二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公告还特别提到了一点——重组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保持稳定的分红政策,未来三年的分红比例不低于净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这个消息一出来,整个金融圈都炸了。
各大财经媒体的头条全是中行重组的新闻,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一个接一个,连我这种平时不关注金融的人都被推送了十几条相关新闻。表弟赵一帆在家族群里发了一篇他们公司内部的分析报告,核心观点是:这次重组打通了中国银行国际化战略的任督二脉,长期来看对公司基本面是重大利好,目标价至少上调百分之三十。
家族群里炸了。
二姨第一个冒出来:“一帆,你说的这个上调百分之三十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你大舅的股票要涨了?”
赵一帆回了一条语音:“二姨,简单来说就是,大舅买的这只股票,复牌之后大概率会大涨。而且因为重组后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分红能力都会增强,长期来看这只股票的投资价值比以前更高了。”
三姨紧跟着发了一条:“那他现在赚了多少了?”
赵一帆回复:“如果复牌涨百分之三十,大舅的持仓市值会从现在的不到二十万涨到二十五万以上。加上之前已经到手的分红,总收益可能接近十万。”
群里安静了整整三分钟。
然后三姨发了一个表情包,是一只瞪大眼睛的猫,配文是“我的天”。
二姨发了一串大拇指。
我妈没有在群里说话,但我知道她一定看到了。因为三分钟后她给我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颤抖:“你看到一帆发的消息了吗?”
“看到了。”
“他说你大舅赚了……赚了十万?”
“如果复牌涨百分之三十的话,差不多。”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我妈用一种我这辈子都没听过的语气说了一句话。
“你大舅……这回是真的对了。”
复牌那天,我专门请了假从省城赶回县城。
九点一刻,我到大舅五金店门口的时候,发现店门居然是关着的。卷帘门拉得严严实实,上面贴着一张手写的纸条——“今日休息,有事打电话。”
我打大舅的电话,响了五声没人接。我又打了一遍,这次接了。
“大舅,你在哪呢?”
“我在公园。”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平静得不太正常。
“哪个公园?”
“河滨公园。就河边那个。”
我开车过去,在河滨公园的长椅上找到了他。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坐在长椅上,面前是缓缓流淌的河水,旁边放着一个保温杯,手里拿着一个老式收音机。
“你怎么不开门?”我在他旁边坐下来。
“开了也做不了生意。”他说,“心里乱,干脆出来坐坐。”
“因为今天复牌?”
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小了一点。收音机里正在播财经新闻,主持人用一种亢奋的语气说着“中国银行今日复牌,市场普遍预期将出现大幅上涨”。
“我一晚上没睡着。”大舅说,语气像是在交代一个不光彩的秘密,“翻来覆去地想,复牌到底会涨还是会跌。要是涨了,涨多少我要不要卖。要是跌了,跌多少我要不要加仓。想了一整夜,什么都没想明白,天就亮了。”
他端起保温杯喝了口水,接着说:“后来我想,算了,不想了。涨跌都是它,跟我没关系。我就当今天没有复牌这回事,该干嘛干嘛。所以我关了店门来公园坐着,听听收音机,看看河,等着收盘再说。”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大舅不需要我的安慰和建议。他已经找到了最适合他自己的应对方式——不看不听不想,把一切交给时间。
我们两个人就这么坐在河边,听着收音机里断断续续的财经播报,看着河水缓缓流淌。九点半,股市开盘了。收音机里的主持人声音陡然拔高,但大舅没有把音量调大,反而调得更小了,小到几乎听不清在说什么。
“你不听听开盘价是多少?”我问。
“不听。”大舅摇摇头,“听了心里更乱。等收盘再说。”
我佩服他的定力,但自己却做不到。趁他不注意,我掏出手机偷偷看了一眼行情软件。
中国银行,开盘价——五块八毛七。
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停牌前的收盘价是四块七毛二。五块八毛七,涨幅百分之二十四点三。
我尽量控制住自己的表情,把手机揣回兜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继续陪大舅坐着。但我的手心全是汗,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百分之二十四点三的涨幅,意味着大舅的三万七千股,在开盘的一瞬间就增值了将近四万块。加上之前的分红和浮盈,他的总收益已经稳稳超过了十万。
而他此刻正坐在河边,听着收音机里几乎听不清的财经播报,表情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中午我们去公园门口的面馆吃了碗牛肉面。大舅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像是在用咀嚼的动作来消磨时间。吃完面他又回到河边继续坐着,一直坐到下午三点。
“收盘了。”我说。
他“嗯”了一声,还是没有打开收音机,也没有拿出手机。又坐了大概十分钟,他才深吸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他用了五年的老年机,笨拙地打开行情软件。
屏幕上的数字他看了很久。
五块九毛一。
涨幅百分之二十五点二。
他反复确认了三四遍,然后把手机放回口袋,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水。
“多少?”我明知故问。
“五块九毛一。”他的声音很平静,但端保温杯的手在微微发抖。
“大舅,你赚了。”
他没有说话,只是盯着河面发呆。过了好一会儿,他忽然笑了一声。那声笑很轻很短,但我从里面听出了无数种复杂的情绪——有欣喜,但不全是欣喜。有释然,但不全是释然。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一个被压了半辈子的弹簧忽然松开时发出的那声闷响。
“十万了。”他说,像是在跟自己确认这个数字,“赚了十万了。”
“对啊,十万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过头看着我,表情很认真:“陈屿,你帮我算一下,十万块钱,如果存银行定期,一年利息是多少?”
“按现在的利率,一年大概一千五左右。”
“一千五。”他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差点掉眼泪的话,“一千五,够我买一年的降压药了。这十万块的分红,够我吃六十多年的降压药。”
他说的不是“我赚了十万块”,他说的是“十万块的分红够我吃六十多年的降压药”。
在他眼里,这笔钱的价值不是用数字来衡量的,而是用生活的安全感来衡量的。十万块对他来说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而是六十多年的降压药,是晚年生活的保障,是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的底气。
当天晚上,家族群里彻底炸了。
中国银行复牌首日涨幅百分之二十五的消息铺天盖地,财经新闻、朋友圈、微博热搜,到处都是。赵一帆在群里发了一张截图,是中行今天的K线图,一根长长的大阳线,旁边配了一句话——“恭喜大舅,浮盈破十万。”
二姨发了一连串的鞭炮表情。三姨发了一个红包,虽然只有六块六毛钱,但上面写着“给哥补的生日礼物”。我妈没发红包也没发表情,只是默默地把群名从“赵家大院”改成了“赵家大院——恭喜长河”。
我盯着那个群名看了很久,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
这个群里的人,除了赵一帆,当初没有一个人相信大舅。他们说他疯了,说他被人骗了,说他一辈子窝囊,说他这次肯定要栽。可如今,他们发着鞭炮、发着红包、改着群名,好像这些曾经的冷嘲热讽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我不能替大舅去记恨他们。因为他们是亲人,而且我知道,他们当初的反对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普通人碰股票就是赌博,老老实实存银行才是正道。
大舅用事实证明,这种观念是错的。或者说,至少是不完全的。
股票可以是一种投资,而不是赌博。关键在于你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方式去参与。如果你把股票当成一张彩票,追涨杀跌、频繁交易、赌消息赌运气,那它就是赌博。但如果你把股票当成一张股东凭证,认真研究公司、长期持有、吃分红,那它就是投资。
大舅的选择是后者。而他的回报,证明了后者的正确。
当天晚上很晚了,我正准备睡觉,手机忽然响了。是大舅打来的。
“睡了吗?”
“还没,怎么了?”
“没事,就是睡不着,想找个人说说话。”电话那头传来他倒水的声音,“今天这一天,跟做梦一样。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那只被所有人嫌弃的股票,居然真的涨了这么多。”
“涨了是好事啊。”
“是好事。但我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反而有点空落落的。”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整理自己的思绪,“你说,我当初买它的时候,想的是证明自己不是窝囊废。现在它涨了,我证明了吗?”
“当然证明了。”
“可我怎么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的语气很复杂,“以前被人骂的时候,我特别渴望有一天能证明自己。可是真的证明了,又发现那些骂我的人早就不记得自己骂过什么了。三妹刚才还给我发了个红包,好像当初骂我‘疯了’的人不是她一样。”
我沉默了。
大舅的困惑,其实是所有在逆境中翻盘的人都会有的困惑。你以为翻盘之后会得到全世界的道歉和喝彩,但现实是,大多数人根本不记得他们曾经如何对待过你。他们的态度跟着风向走,风向变了,他们就换一套说辞,好像之前的伤害从来没有发生过。
“陈屿,你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大舅忽然问了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还是为了让别人觉得自己是对的?”
这个问题太大了,大到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大舅自己给出了答案。
“我觉得都不是。”他的声音变得很笃定,“我这段时间想了很多,越想越明白。人活着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也不是为了让谁闭嘴。人活着就是为了让自己安心。”
“我买这只股票,不是为了让三妹闭嘴,不是为了让老孙头打脸,更不是为了在家族群里扬眉吐气。我买它,是因为我真的研究过了,真的看懂了,真的相信中国银行这家公司值得我投资。”
“它涨了,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我很高兴。但如果它没涨,甚至跌了,我也许会很难过,但我不会后悔。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用自己的脑子想出来的结果。”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找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种感觉。
“以前你们都觉得我老实,其实我自己知道,我那不是老实,是怕。怕做错决定,怕被人笑话,怕这怕那,所以干脆什么都不做,什么都听别人的。这样就算出了错,也可以怪别人,不用怪自己。”
“但现在不一样了。我做了决定,我承担后果。赚了是我自己的本事,亏了是我自己的责任。这种感觉……怎么说呢,踏实。比听了一辈子别人的话都踏实。”
挂了电话之后,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
大舅说的那种“踏实”,也许才是真正的自由。不是你有多少钱,不是你有多少成就,而是你对自己的人生拥有了完全的主导权。你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你自己做的,你的每一个后果都是你自己承担的。不怨天尤人,不推卸责任,也不活在别人的评价里。
这种自由,比赚十万块钱更难能可贵。
复牌之后的几天,中行的股价在五块八到六块二之间震荡。市场对重组的热情还在持续,但短线获利盘也开始涌出,多空双方在这个位置激烈博弈。
赵一帆的判断是,短期可能会有回调,但中长期趋势不变,建议大舅继续持有。大舅听了之后只是点点头,没有任何操作。
他依然每天早起开门、傍晚关门,收盘后看一眼股价,用铅笔在表格上记一笔,然后该干嘛干嘛。唯一的区别是,那张手写表格上的数字变大了。五块九毛一、五块八毛五、六块零三分、六块一毛八……每一个数字都像是给他的坚持盖了一个章。
但真正让我对大舅刮目相看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
复牌后的大约一周,中行股价在六块钱附近遇到了明显的阻力,连续三天冲高回落,成交量也开始萎缩。赵一帆打电话来说短线可能要回调,建议大舅可以先卖出一部分,等回调到低位再接回来,做个波段。
大舅听完之后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不做。”
“为什么?”赵一帆显然有些意外,“大舅,这个波段很好做的,高抛低吸,回调五六个点再接回来,相当于白赚好几千块。”
“一帆,我问你,你怎么确定它一定会回调?”
“从技术面来看,六块钱是前期的高点,这个位置的套牢盘很重,抛压比较大,短期突破的概率不高。而且最近几天成交量在萎缩,说明多头的力量在减弱——”
“你说的这些,我不懂。”大舅打断了他,“我只懂一件事——我现在卖出去,成本就固定了。万一它不回调,直接涨上去了,我怎么办?追高买回来?不买回来?不管怎么做,都不如现在不动。”
赵一帆被他说得愣了一下:“大舅,你这个思路其实也对,但做波段可以增厚收益——”
“我不需要增厚收益。”大舅的语气很平和,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我现在的收益已经超过我的预期了。当初我买它的时候,想的是一年分七千五的红利就够了。现在它涨了多少我不看,我只知道它每年给我的分红够我吃降压药就够了。”
“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我这个人笨,做不了高抛低吸的事。我就拿着不动,让它自己走。涨上去了我有浮盈,跌下来了我有分红。两头都不吃亏,我为什么还要折腾?”
赵一帆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笑了:“大舅,你知道吗,你说的这个道理,百分之九十的基金经理都做不到。他们都想跑赢市场,结果最后被市场跑赢了。你这个不折腾的策略,反而是最高级的策略。”
大舅挂了电话之后,继续修他的电风扇,好像刚才那番话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但我心里知道,他说出来的东西,比他以为的要深刻得多。
做波段、高抛低吸,说起来容易,但每一次操作都意味着你要正确两次——一次是卖出时判断顶部,一次是买入时判断底部。两次判断全部正确的概率有多低?而一旦其中一次判断失误,你的心态就会彻底崩掉。卖了之后股价继续涨,你会懊悔。买了之后股价继续跌,你会恐惧。这两种情绪交替作用,最终会让你做出更加错误的选择。
大舅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承认自己笨。因为承认自己笨,所以他不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他只做一件事——持有。而正是这种极致的简单,让他避开了市场上所有花里胡哨的陷阱。
时间又过去了半年。
中行的股价在经历了一波回调之后重新站稳了脚跟,在五块五到六块之间构筑了一个坚实的平台。重组方案顺利通过了监管审批和股东大会表决,开始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公司同时发布了最新的季度报告,各项经营指标稳步向好,海外业务收入占比持续提升。
分红季如期而至。这一次,大舅的三万七千股拿到了将近一万块的现金分红。分红金额比上一年又增加了,因为公司在重组完成后提升了分红比例。
他把分红到账的短信截图发到家族群里的时候,群里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炸锅了。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赵长河的股票每年准时分红,雷打不动。
但有三件事,悄悄发生了变化。
第一件事,是来五金店串门的人变了。
以前来串门的多半是来嘲笑他或者看他笑话的。但现在来串门的,十有八九是来打听股票消息的。老孙头来了好几次,每次都是东拉西扯半天,最后拐弯抹角地问“现在还能不能买”。街对面的水果摊老板、巷子口的修鞋匠、甚至社区居委会的主任,都来找大舅取过经。
大舅对每个人的回答都一样——“你想买可以,但你要先想清楚三件事。第一,这个钱你至少五年不用。第二,你不能指望它一夜暴富。第三,你要做好买了之后股价跌了也不慌的准备。这三件事你想清楚了再来找我,我告诉你开证券账户的流程。”
大多数人听完这三条,就打了退堂鼓。因为他们想要的不是每年百分之五的分红,而是今天买明天就涨停的暴利。大舅的三条门槛,把九成以上的人都挡在了门外。
但也有少数人留下来了。社区里一个退休的小学老师孙阿姨,听了大舅的话之后,回去想了三天,然后带着两万块钱来找大舅,说她想好了,这笔钱是她的养老补充,她不需要一夜暴富,只要能跑赢银行利息就行。
大舅帮她开了户,教她怎么买中国银行的股票,然后跟她说了一句话——“买了就别看了,每年分红到账的时候再看。”
孙阿姨照做了。她真的买了之后就把交易软件卸载了,每天该跳广场舞跳广场舞,该带孙子带孙子,完全忘了自己还有两万块股票这回事。直到大半年后分红到账,她才重新下载软件看了一眼,发现两万块的股票已经变成了两万四,还多了小一千块的分红。
她高兴得给大舅送来了一箱苹果,说这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
第二件事,是五金店的生意变好了。
这事说起来有点玄,但仔细想想也不玄。以前大舅在别人眼里是“窝囊废”,街坊邻居跟他打交道都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现在不一样了,人家看他的眼神变了——一个能在股市里赚到钱的人,至少不是个糊涂蛋。这种认知上的转变非常微妙,但它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人们的消费选择。
同样的一个水龙头,以前人家可能去对面那家五金店买,现在会选择来大舅这里买。因为潜意识里觉得,“赵长河这个人靠谱”。大舅自己对这种变化看得很淡,他跟我说:“他们以前不来我这买,是因为觉得我这个人窝囊,不信任我。现在来我这买,是因为觉得我靠谱,信任我了。其实我还是我,货还是那些货,什么都没变。变的只是别人的看法。”
第三件事,是关于我妈的。
有一天周末,我回家吃饭,发现我妈在书房里对着电脑发呆。我走过去一看,屏幕上赫然显示着一个证券账户的开户页面。
“妈,你——”
“别说话!”我妈的脸一下子红了,“我就是……我就是看看。”
“你要开证券账户?”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她,“你不是说股票是赌场吗?”
“我……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妈的眼神躲闪了一下,然后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不行吗?你大舅都能买,我为什么不能看看?”
我憋着笑没戳穿她。后来我爸偷偷告诉我,我妈已经偷偷研究股票快一个月了,每天晚上趁我爸睡着了就抱着手机看财经新闻,还用小本本记了一堆笔记。她的笔记我爸偷偷瞄过一眼,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工商银行:宇宙行,全球最大,每年净赚三千多亿,股息率比中行还高一点。”“农业银行:服务三农,网点最多,不良率稍微高一点但拨备覆盖很充足。”“建设银行:房贷业务强,资产质量好,估值比中行稍贵。”
我看着我爸偷拍的那几页笔记,忽然特别想笑,但又特别感动。
我妈,那个当初骂大舅“疯了”的人,那个说“股票是赌场”的人,现在正在用小本本记工商银行的净利润和股息率。大舅这只蝴蝶扇动的翅膀,终于在她这里也掀起了风暴。
大舅听说这件事之后,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他说:“你妈这个人啊,嘴硬了一辈子。她其实心里早就知道自己错了,就是拉不下脸来承认。她要真想买,我帮她把关,先拿个万儿八千的试水,别像我当初那样一把梭哈。”
说到底,他心里从来没有记恨过我妈。
也许是因为他知道,我妈当初的反对不是出于恶意。也许是因为他理解的亲情,从来都不要求完美。
我后来问我妈,为什么忽然想买股票了。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了一句让我愣了很久的话。
“你大舅他一个人过了大半辈子,老了老了,靠这只股票攒了点养老钱。他总说这股票比他儿子还孝顺,每年准时给他打钱,不会嫌他老,不会嫌他穷。”
“我就想,我也到了这个岁数了。我跟你爸的退休金加起来一个月也就四五千块,你要还房贷、养孩子,以后你的压力也大。我如果能像你大舅那样,靠股票每年多一点分红收入,将来看病吃药也能少拖累你一点。”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阳台上站了很久。
母亲的选择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这代人最深的愧疚。她们省下买菜的零头,推敲枯燥的财报,押注笨重的银行股,不过是想用每年多出来的几千块分红,换我们不那么快被生活压弯腰。我对着夜色站了很久,直到手指被烟烫了一下才回过神来,忽然特别想去见大舅,想跟他说说话。
我去了他的五金店。他正在整理货架,看见我来,放下手里的螺丝刀,给我倒了杯茶。
“怎么了?脸色不太好看。”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
“大舅,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
“你问。”
“你买这只股票,真的只是因为看懂了它的财务数据吗?”
大舅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不全是。”
“那还有什么?”
他放下茶杯,看着窗外。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街对面中国银行的招牌亮着红色的灯,在夜色中格外醒目。
“还有一口气。”
“一口气?”
“对。一口憋了半辈子的气。”
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回忆,又像是不甘。
“我小时候家里穷,你外婆身体不好,你妈小小年纪就出去做工补贴家用。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但你外公走得早,没人撑门面,亲戚们都看不起我们。那时候我就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要混出个样子来,让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看看。”
“后来我开了这个五金店,生意不好不坏,勉强糊口。你妈嫁了个好人家,你三姨也过得不错,只有我,一辈子没结婚,一辈子没出息,一辈子被人家戳脊梁骨。你外婆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长河啊,你以后怎么办啊……”
他的声音哽了一下,但没有停下来。
“你外婆到死都不放心我。她觉得我这辈子完了,没媳妇没孩子没出息,老了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我跪在她床前,跟她说你放心,我会过好的。但我自己心里清楚,我那时候其实根本不知道怎么过好。”
“后来我看到了这只股票。我研究了它,看懂了它,然后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都买了它。我对自己说,赵长河,你窝囊了一辈子,这一次你必须对。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证明你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他停下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露出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笑容。
“现在回头看看,我觉得我做到了。”
“不是因为它涨了多少,而是因为我坚持下来了。别人骂我的时候我没卖,别人嘲笑我的时候我没卖,它跌了的时候我没卖,停牌了消息不明的时候我也没卖。我守住了我自己的判断,从头到尾都没有动摇过。”
“这只股票就像是我的孩子。我没有儿子,但它每年给我分红,比儿子还准时。它不会嫌我老,不会嫌我穷,不会觉得我没出息。只要中国银行还在赚钱,它就每年往我卡里打钱。你说,这样的‘儿子’,上哪找去?”
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眼眶有点红,但脸上带着笑。
我也笑了,但鼻子有点酸。
那天晚上我回家之后,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我说:“妈,你想开证券账户的话,我帮你弄。不懂的地方可以问大舅,也可以问一帆。”
我妈在电话那头“嗯”了一声,然后补了一句:“你别跟你大舅说是我主动要开的,就说……就说你觉得我应该学学理财。”
我笑着说好。
挂了电话,我靠在沙发上,忽然觉得心里特别踏实。
不是因为股票涨了,不是因为谁赚了多少钱,而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东西正在这个家族里发生——观念的转变。
以前这个家里所有人都觉得,普通人就应该老老实实存银行,碰股票就是赌博,炒股就是不务正业。但现在,从大舅开始,到赵一帆的理论支撑,再到我妈的悄然转变,整个家族对财富的认知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他们开始明白,存银行不一定是“安全”,因为通货膨胀在悄悄侵蚀你的购买力。他们开始明白,买股票不一定是“赌博”,只要你买的是好公司、用的是长钱、做的是价值投资。他们开始明白,真正的风险不是股价的波动,而是你对这个世界运行规则的一无所知。
大舅用十三万块的本金,撬动的不仅仅是十几万的收益,更是整个家族固化了半个世纪的财富观念。
那只被所有人嫌弃的银行股,像一颗种子,埋在了一个最不可能发芽的地方,然后在所有人的质疑和嘲讽中,悄无声息地长成了一棵树。
现在,这棵树开始结出果实了。
时间继续往前。中行重组完成后的第一个完整财年,公司交出了一份超出市场预期的成绩单——海外业务收入同比增长超过百分之二十,净利润创历史新高,分红金额进一步上调。
大舅的三万七千股,在这一年拿到了将近一万两千块的现金分红。
这时候距离他第一次买入,已经过去了快两年。
两年间,这只股票从四块三毛六涨到了接近七块钱,涨幅超过百分之六十。加上累计到手的两万多分红,大舅的总收益已经稳稳突破了十二万。
十三万的本金,变成了二十五万。
这个数字对于那些资产千万上亿的人来说也许不值一提,但对于一个在县城开五金店的老头来说,这是他一辈子攒下的最大一笔财富。
但大舅似乎对这个数字并不怎么在意。他依然住在那套九十年代的老房子里,依然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依然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开门,晚上六点关门。唯一的区别是,他现在偶尔会去街口的卤味店买半斤猪头肉,配着二锅头,一边吃一边听收音机。
“以前舍不得买,觉得贵。”他说,“现在想开了,一年分红一万多,吃几顿猪头肉算什么。”
这就是赵长河式的人间幸福。不是豪宅名车,不是环游世界,而是半斤猪头肉配二锅头,加上一台修了又修的老收音机,和一个再也不需要看别人脸色的晚年。
而这个时候,一个更大的变化正在悄然酝酿。
那年年底,表弟赵一帆从上海回来过年,带了一个消息。
他说他们公司最近在做一个项目,跟五大行的分红策略有关。简单来说,随着国内利率水平的持续下行,银行理财、货币基金、定期存款的收益率都在不断走低。在这种“资产荒”的大背景下,高股息率、低估值、基本面稳健的五大行股票,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机构资金的配置方向。
“保险资金、养老金、社保基金,这些大体量资金现在都在加大对银行股的配置力度。因为它们追求的不是高收益,而是稳定、安全、可持续的现金流回报。五大行的股息率现在普遍在百分之五以上,而且分红政策非常稳定,完美匹配这些长线资金的需求。”
赵一帆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认真:“我个人的判断是,未来三到五年,五大行的估值中枢会持续上移。不是说它们会暴涨,而是会从一个被低估的状态回归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这个过程会很慢,但趋势是确定的。”
“所以大舅,你那只股票,好日子还在后头。”
大舅听完之后点了点头,说了一句:“那我就不卖了。”
“您本来也没打算卖吧?”
“嗯。本来就没打算卖。”
赵一帆笑了,转头对我说:“哥,你知道吗,我在基金公司干了四年,见过各种各样的投资者。有钱的没钱的,激进的保守的,专业的业余的,什么样的都有。但像大舅这样买了就不动、完全不在乎短期波动的,我只见过他一个。”
“这种心态,说白了就是‘买入并持有’策略的极致。这个策略听起来简单,做起来比登天还难。因为人性天然是短视的,看到账面浮盈就想落袋为安,看到账面浮亏就想割肉止损。能够克服这种人性弱点的人,万里挑一。”
他说完转头看着大舅,语气里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大舅,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你其实是一个天生的价值投资者。”
大舅摆摆手:“别给我戴高帽。我就是笨,不会那些花里胡哨的操作,只能死拿着不放。”
“就是这种‘笨’,打败了市场上百分之九十的聪明人。”赵一帆认真地说,“华尔街有个统计,过去二十年,普通投资者的年化收益率远低于标普五百指数的涨幅,原因就是频繁交易。你什么都不做,反而跑赢了绝大多数人。”
那天晚上的年夜饭,是我吃过的最热闹的一顿。
三姨带了她的拿手菜红烧排骨,二姨包了饺子,我妈炖了一锅老母鸡汤。大舅带来了半斤卤猪头肉和一瓶好酒——他说这瓶酒是用今年的分红买的,算是股票请大家喝酒。
饭桌上,三姨主动提起了当初骂大舅的事。
“哥,我那时候说话不好听,你别往心里去。”三姨端着酒杯,脸上带着不好意思的笑,“我当时是真不懂,就觉得股票就是骗人的,怕你把钱都亏了。”
大舅端起酒杯跟她碰了一下:“没事,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那你不生我气?”
“不生气。”大舅笑了笑,“你骂我的时候我确实心里不舒服,但后来我想通了。你们当时反对,是因为你们关心我。要是不相干的人,谁会管我亏不亏钱?”
三姨眼圈有点红,一仰头把酒干了。
我妈在旁边看着,没说话,但我看见她偷偷用纸巾擦了擦眼角。
赵一帆端着酒杯站起来,清了清嗓子说:“我今天想说一句话——大舅,你是我见过的最牛的个人投资者。”
大舅不好意思地摆手:“别瞎说,我算什么投资者。”
“我说真的。”赵一帆的表情很认真,“我在私募基金干了四年,每天跟各种投资大佬打交道,但大舅你教给我的东西,比那些大佬多得多。你让我明白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投资的本质不是预测价格,而是拥有好资产。只要你拥有了一个好资产,并且长期持有,时间就会变成你的朋友。”
“我们这些专业做投资的,每天研究各种模型、各种策略,想把收益率从百分之十五提升到百分之十六。但大舅你什么都不用做,只是简简单单地买了一只银行股,拿在手里不卖,两年就赚了百分之六十。这个收益率,跑赢了绝大多数基金经理。”
“所以我提议,敬大舅一杯!敬我们赵家第一个价值投资者!”
所有人都站起来举杯。大舅红着脸,端着酒杯的手有点抖,但眼睛里的笑意怎么都藏不住。
那天晚上,大舅喝了不少酒,但一点都没醉。散席的时候他站在门口送客,腊月的夜风很冷,他裹着那件旧夹克,脸上的笑容被路灯照得暖洋洋的。
“大舅,进去吧,外面冷。”我说。
“不冷。”他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星星,忽然说了一句,“陈屿,我觉得你外婆要是还在,看到现在这样,应该会放心了。”
我心里一酸,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他自顾自地笑了笑,转身进了屋。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昏暗的楼道里。楼道里的声控灯还是只亮了一半,但今晚那半明半暗的光线,看着却格外温暖。
过完年之后,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大舅继续经营他的五金店,我继续在省城上班。但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在悄然发生。
比如,我妈真的开了证券账户。
她没有学大舅那样一把梭哈,而是采取了更稳健的做法——每个月发了退休金,固定拿出五百块钱买银行股。有时候买工商银行,有时候买建设银行,有时候买中国银行。用赵一帆教她的方法,这叫定投。
“涨了我就少买点,跌了我就多买点。反正每个月五百块,就当存钱了。”我妈跟我汇报这个决定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笃定,“你大舅说得对,存银行不如当银行的股东。我存了一辈子钱,利率越来越低。现在反过来想,与其把钱借给银行收那点可怜的利息,不如直接买银行的股票,享受它的利润分红。”
我听着她这番话,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慨。两年前,她还是那个骂大舅“疯了”的人。两年后,她已经能说出“存银行不如当银行的股东”这种话了。这中间的转变,不是谁说服了她,而是时间证明了一切。
三姨也变了。她虽然没有买股票,但再也不说“股票是赌场”这种话了。有一次家族聚餐,有人提起大舅炒股的事,语气里带着点不以为然,三姨第一个站出来怼了回去:“什么叫炒股?我哥那是投资!你懂什么?”
她怼完之后,自己都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少见的光彩,像是一个人忽然发现自己竟然可以说出正确的话时的意外和骄傲。
大舅听说这件事之后,笑了很久。他说:“你三姨这个人,从小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她骂你的时候恨不得把你骂到地缝里去,但外人要说你一句不好,她能跟人家拼命。”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着。春去秋来,中国银行的股价在七块钱上下波动,不高不低,不急不躁,跟大舅的性格一样稳当。
有一天我周末回家,发现大舅的店里多了一样东西——墙角新添了一个玻璃展柜,里面整整齐齐地摆着几样东西:一张中国银行的开户凭证复印件,一张手写的分红记录表,还有一页当年被他用红笔圈得密密麻麻的财务资料。
“这是什么?”我问。
“历史文物。”大舅一本正经地说,“以后等我孙子辈的人问起来,我就给他们看——瞧,当年你爷爷就是用这些东西,做出了这辈子第一个正确的决定。”
我被他逗笑了:“你还真打算把这股票当成传家宝啊?”
“传家宝谈不上,但至少是个念想。”大舅一边擦玻璃展柜一边说,“以后的人看到这些东西就会知道,他们家有一个长辈,在所有人都说他是傻子的时候,坚持了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他把展柜的玻璃门关好,退后两步看了看,满意地点点头:“怎么样?像不像博物馆?”
“像。”我笑着说,“赵长河个人投资博物馆。”
大舅哈哈大笑,笑声在小小的五金店里回荡,震得货架上的螺丝钉都在微微颤动。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他笑得这么大声。
日子继续往前。第三个分红季如约而至,分红金额又涨了,大舅的账户里准时多出了一万两千多块。他照例把到账截图发到家族群里,群里的人已经习惯了这个流程,只有新进群的远房亲戚才会惊呼一声“这么多”。
大舅的持仓市值已经接近二十七万,加上累积分红,总资产突破了二十九万。从十三万到二十九万,三年时间,翻了一倍还多。
这个收益率放在整个市场里也许不算最亮眼的,但对于一个从不盯盘、从不操作、从不追涨杀跌的“笨人”来说,已经足够让所有人闭嘴了。
但大舅对此的反应依然很淡。他甚至在分红到账那天忘记看盘了,还是我妈打电话提醒他,他才想起来今天是分红日。
“忘了就忘了呗,反正钱会自动到账。”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给人修一台老式缝纫机,两手全是机油,“它又不会因为我记不记得而改变。该来的总会来。”
这种淡然不是装出来的。三年的时间,已经足够让一个人习惯并内化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对现在的大舅来说,持有中国银行的股票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不需要刻意提醒,不需要时时关注,它就在那里,每年准时分红,像一个沉默而忠诚的老朋友。
而就在这一年,一件谁都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大舅像往常一样在店里修东西,手机忽然响了。他接起来,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男声,操着标准的普通话,自称是中国银行总行投资者关系部的工作人员。
“请问是赵长河先生吗?”
“是我。”
“赵先生您好,我是中国银行投资者关系部的王磊。我们注意到您已经连续持有中国银行股票超过三年,并且持股数量在个人股东中属于比较稳定的长期持有者。我们最近在筹备一个‘长期股东回馈计划’,想邀请您作为个人股东代表,参加下个月在北京举办的股东大会,并参观中国银行总行大楼。所有差旅费用由我们承担。”
大舅愣了好一会儿,才憋出一句话:“你们是不是打错了?”
“没有打错,赵先生。我们是通过股东名册筛选出来的长期持有人。您的持股时间、持股稳定性以及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都非常符合我们这次活动的宗旨。”
大舅挂了电话之后,整个人都处在一种恍惚的状态中。他反复确认了好几遍来电号码,又让我帮他上网查了中国银行投资者关系部的电话,确认是真的之后,在椅子上坐了整整十分钟没说话。
“大舅,去不去?”我问。
“去。”他站起来,脸上的表情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我这辈子还没去过北京呢。”
一个月后,大舅坐上了去北京的飞机。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第一次去北京。他穿上了平时舍不得穿的那件呢子外套,还专门去理了发,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不少。
到了北京,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安排他和其他十几位长期股东一起参观了总行大楼。那栋位于西单的大厦他以前只在报纸上见过,真正站到它面前的时候,大舅仰着头看了很久,眼睛里有光。
“这就是我买的那家公司啊。”他轻声说。
股东大会的场面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会议厅里坐着好几百人,前排是机构代表和公司高管,后排是中小股东。大舅坐在个人股东的席位上,腰板挺得直直的,像一个来参加开学典礼的小学生。
会议结束后,工作人员安排了几位长期股东跟公司高管的简短交流。轮到他的时候,主持人介绍说“这位赵长河先生来自河南,已经连续持有中国银行股票三年多”,在场的高管都露出了微笑,其中一位副行长还专门站起来跟大舅握了手。
“赵先生,感谢您对中国银行的长期信任和支持。”那位副行长说。
大舅握着副行长的手,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最后说了一句:“谢谢你们每年按时给我分红。”
这句话一出口,在场所有人都笑了。那个副行长愣了一下,然后笑得更真诚了:“赵先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股东是我们的老板,分红是我们对老板最基本的回报。”
大舅后来跟我说,他这辈子说过的最骄傲的话,就是在那一刻说的那一句。
从北京回来之后,大舅变了一点,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他依然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开门,晚上六点关门,收盘后看一眼股价,用铅笔在表格上记一笔。但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他眼神里多了一种东西——一种见过世面之后才会有的淡定和从容。
他带回来几样东西:一张跟副行长的合影,被放大冲洗装进相框里,挂在五金店最显眼的位置。一本中国银行总行赠送的公司画册,被放在玻璃展柜里,跟那些凭证和资料并排陈列。还有一份股东大会的纪念品——一个做工精致的中国银行LOGO胸针,他别在了那件呢子外套上,从此出门必戴。
“这个胸针比什么名牌都管用。”他说,“它是中国银行送的,是真的。”
有人问他北京之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想了想,说了一句话——
“以前我说自己是银行的股东,人家都觉得我在开玩笑。现在我亲眼看到了那栋大楼,亲眼看到了里面的人,亲眼看到了那些数字变成的现实。我就更确定了——我不是在赌,我是在跟中国最稳的公司一起往前走。”
而关于他个人的传奇仍在悄然生长。他当年那些手绘的表格、画了红圈的财报,以及那枚总行赠送的胸针,不知怎么被一位省报的财经记者听说了。记者专门跑来县城采访他,在一个闷热的午后推开了那间布满灰尘的五金店门。
大舅有点慌,说不知道说什么。记者说您随便说,就说说您为什么买这只股票,为什么一直拿着不卖。
大舅想了想,把当年那沓起了毛边的财务资料从抽屉里拿出来,指着上面歪歪扭扭的字说:“因为我觉得它值这个价。我这个买卖的逻辑特别简单——我要是花十六万买一家店,每年能赚两万块,我会觉得这笔买卖特别划算。那为什么花十六万买一家每年分我一万二的银行,就有人觉得我傻呢?这说不过去嘛。”
记者被他这番话逗笑了,又问:“中间跌的时候你没想过卖吗?”
“想过。怎么没想过。跌到四块钱那几天,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枕头都被汗浸湿了。”大舅看着玻璃展柜里那张手写表格上“四块零二分”的字迹,语气平静,“但我每次想卖的时候,我就从店门口往外看一眼。你看,从这个门看出去,正好能看到对面中国银行的网点。我看了它二十多年了,它每天开门,每天关门,从来没停过一天。我想,一家二十多年从不关门歇业的店,怎么可能说倒就倒?只要它的门还开着,我的钱就丢不了。”
记者后来在文章里写道:“这位只有高中学历的五金店主,用最朴素的生活智慧,击穿了资本市场上最复杂的理论迷雾。他不懂K线、不看技术指标、不追热点,但他知道‘一鸟在手胜过十鸟在林’的古老智慧。当市场上大多数人都在追逐价格波动的差价时,他选择了守住实实在在的现金流分红,用一种近乎固执的耐心,证明了价值投资最核心的真谛。”
那篇报道发表之后,大舅在县城里彻底成了名人。连县电视台都来采访了,播了一条两分钟的新闻,标题是——“县城五金店主三年坚守,十六万变三十万”。
大舅对所有的关注都保持着一种清醒的淡然。有人慕名来请教投资心得,他翻来覆去还是那几句话:买你看得懂的,拿你拿得住的,别整天瞎折腾。有人问他现在还能不能买银行股,他总说同样的话——你自己去银行门口蹲一天,数数进进出出的人,看看大堂里的队伍,然后自己拿主意,别光听我说。他从不荐股,也从不预测涨跌。
如今,这位五十九岁的老人依然是县城五金店里那个平凡的店主,货架上永远摆着各种螺丝、扳手和电灯泡,他手上永远有洗不掉的机油,身上永远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但他的眼睛里,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躲闪和自卑。
有一天傍晚,我下班回县城,顺路去五金店看他。夕阳从玻璃橱窗斜斜地打进来,把整个店铺染成金黄色。大舅正坐在柜台后面的一张旧藤椅上,微闭着眼睛,手里捧着那台修了无数次的收音机。里面正好播到财经频道的收盘点评,主持人说中国银行今日收盘价七块三毛五,再创年内新高。
他睁开眼睛,伸手拿过铅笔,在那张已经记得密密麻麻的手写表格上,认认真真地添上了一行新字。
七块三毛五。
写完他放下铅笔,转头看见了门口的我,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特别特别淡,淡得像夕阳里的一片云。但我从里面读出了千言万语。
“收了多少年了?”我靠在门框上问他。
“三年多了。”
“还打算拿多久?”
他端起搪瓷杯喝了口茶,然后抬眼看向街对面那扇他看了二十多年的银行大门。傍晚时分,网点正在关门,最后一位客户走出来,工作人员把卷帘门缓缓拉下。门口的LED屏还在滚动播放着——“中国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他目光落在那个滚动了无数次的标语上,看了一会儿,然后收回视线,淡淡地说了一句。
“一辈子吧。”
我没有再说话。
窗外的夕阳越来越浓,把整条老街都染成了深金色。收音机里财经栏目的片尾音乐悠悠地响着,搪瓷杯里的茶已经凉了,货架上那些螺丝、扳手、灯泡在夕阳里投下参差的光影。大舅重新闭上了眼睛,呼吸变得均匀而绵长,在这一切都镀上了金色的傍晚,他的嘴角微微弯起来,弯成了一个很轻很轻的弧度。
那个弧度,叫“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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