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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12日，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内黑压压坐了两百多人。王书金手染数条人命，一审宣判在即。
审判长当庭宣读判决，认定他犯下3起强奸杀人案。
话音刚落，被告席上的王书金猛地挣脱身旁法警的约束，蹭地站起来，脖颈上的青筋暴起，直直冲审判席嘶吼出一句话：“我明明杀了4个女人，为什么你们却说我杀了3个？”
旁听区先是愣了一瞬，紧接着爆发出连片的讨论声。
普通市民、赶来旁听的法律院校学生、架着长枪短炮的媒体记者，几乎所有人都被这句话搞懵了。
一个死刑犯嫌自己罪名不够重，主动要多背一条人命，除了装疯搅乱庭审，还能有什么解释？他们交头接耳，觉得眼前这一幕荒唐透顶。
人群里，有一位老妇人始终沉默，她是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
她很清楚，王书金口中那桩死活要认下的第四起命案，正是自己儿子当年被枪决的罪名。
时间拉回1994年，石家庄西郊一片玉米地里，年轻女子康某遇害。
次年，19岁的聂树斌被认定为这起案件的凶手，迅速走完审判流程，押赴刑场执行死刑。一切尘埃落定，卷宗被封存。
直到2005年1月，河南荥阳警方在路面上抓获了已逃亡多年的王书金。
被带回河北广平县公安局后，他没有任何隐瞒，一口气供述自己先后强奸杀害了4名女性，最后一起，就是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里的康某案。
负责审讯的副局长郑成月翻开旧卷核对，冷汗瞬间湿透后背：
那桩案子早在十年前就已抓到“凶手”，并将其枪决，当年死去的聂树斌，年纪只有19岁。
郑成月将王书金完整笔录整理成册，逐级上报，急切请求重新核查这起旧案。
案件移送检察院，公诉方最终只选取了其中3桩有完整物证的命案起诉。
西郊康某案被排除在外，依据非常直接：口供与物证始终无法匹配。
尸检报告记载，死者康某颈部缠绕着一件花衬衣，全身没有肋骨骨折痕迹。
王书金却供称，自己行凶后曾用脚猛踩死者胸口，并且从头到尾没有提到花衬衣这个关键细节。
两边说法存在明显裂口，证据链拼不到一起。
宣判时那声质问之后，法警疾步上前按住王书金的肩膀，劝他遵守法庭秩序，有异议可以通过正规上诉渠道提交材料。
王书金不肯落座，反复念叨着西郊那桩案子就是自己做下的。
在这之前的庭审中，他多次想开口讲出那起案件，每次都被公诉人直接打断。
检方当庭出示尸检报告与现场勘查记录，将他供述中的漏洞一条条摊开。
王书金只是固执地辩白，时隔多年，细节记忆难免模糊，但他能把现场周边路线、树木位置和沟渠走向描述得分毫不差，只有真正踏进过那片玉米地的人才能说得那样清楚。
这番说辞，没能打动在场的任何一位裁决者。
一审死刑判决下来，王书金当场递交上诉状。他上诉的诉求只聚焦一点：要求二审法院明确认定西郊康某案系他本人所为，他背的是4条人命。
2013年6月25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邯郸中院进行二审开庭。
王书金依旧一遍遍重复那桩旧案的作案经过。
旁听席上不少人还记得六年前他的那句话，心里仍觉得这个犯人不过是在博取眼球，想借多认一桩案子来拖延死刑执行的时间。
同年9月27日，河北高院作出二审宣判，维持原判。
法庭认定西郊康某案的证据锁链仍无法同王书金的口供咬合，驳回其全部上诉诉求，死刑判决不变。
《南方人物周刊》《齐鲁晚报》等媒体将整个庭审经过完整记录刊发。
当这些报道在网络上扩散开来，越来越多的人才慢慢品出当年那阵哄笑背后沉甸甸的分量。
旁听者当时只见到一个犯人反常地往自己身上揽罪，没人能立刻联想到，那句愤怒的质问底下，还压着一个早已被处决的年轻人，牵扯着一桩搁置十多年的疑案。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启动聂树斌案再审程序，正式宣告聂树斌无罪。
此刻，距离王书金当庭喊出那声质问，已经过去了整整9个年头。
当年法庭里此起彼伏的讨论声，时隔经年再回看，重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
普通人听到死刑犯求着给自己叠加罪名，第一反应涌上嘲讽，这是最本能的判断。可这场悲剧恰恰警告所有人，任何看似违反常理的庭审发言，都可能藏有冤情。
面对一个死囚为求认罪而嘶喊的几分钟，司法程序保持了对物证矛盾的警惕，却也一度错过了用那条异常口供去撬动旧卷的契机。
迟来的清白宣判，终究追不回一条被过早剥夺的年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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