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融合！激活先进制造业增长新�...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中国工业报）

■ 时鹏

生产性服务业是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保障生产活动有序开展的服务行业，也是促进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加速融合的核心纽带。当前，全球产业竞争正从单一的“制造比拼”转向“制造+服务”的综合较量。2026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提出，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生产性服务业正成为助力“中国制造”加快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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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为何能够改变制造命运

从全球产业演进规律来看，制造业的竞争早已超越单纯比拼生产速度与成本的阶段。研发设计、工业软件、供应链管理、品牌营销等服务环节，才是决定产品附加值高低的核心因素。其背后的经济逻辑并不复杂：技术进步推动企业内部分工持续细化，原本内嵌于制造业的研发、物流、检测等环节逐步分离，催生出独立的生产性服务业。分工深化既促进了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也让制造业得以轻装上阵、聚焦核心业务。“微笑曲线”清晰揭示：价值链两端的研发设计与品牌营销附加值最高，而中游加工制造的附加值最低。生产性服务业恰好占据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谁掌握了研发、设计、品牌与渠道，谁就掌握了价值分配的主导权。

再看产业融合的内在逻辑。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本质是制造企业将非核心服务活动外包给专业服务企业，从而集中资源深耕自身优势领域。这并非简单的“甩包袱”，而是一种更高效的组织模式——用市场交易替代内部管理，既保留了专业分工的效率，又降低了企业自身的管理成本。随着产业从线性价值链向网状价值网络演进，生产性服务业的角色也在不断升级：从单纯的服务提供者转变为制造企业的战略伙伴，深度嵌入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更关键的是，生产性服务业是衔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重要纽带——研发设计、成果转化等服务，正是将科技创新成果从实验室推向生产线的“桥梁”。

从社会分工深化中孕育，在价值链高端环节扎根，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效率，在科技与产业融合中实现价值跃升——生产性服务业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从制造业“附属品”到产业竞争力“质变引擎”的角色转变。服务已不再是制造的“被动配套”，而是驱动中国制造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核心力量。

规模壮大背后的结构性差距

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大。数据显示，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达80.89万亿元，占GDP比重提升至57.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1.4%。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从2020年的27.57万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42.1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4.4%。

然而，规模壮大并不等同于质量过硬。从国际比较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普遍在40%至50%之间，美国更是达到55%左右，而我国这一比例尚不足35%。更深层次的差距体现在融合深度上：我国制造业单位产品总投入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不足13%，而发达经济体这一比例普遍在20%左右。这表明，服务尚未真正嵌入制造业的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产业融合的结构性短板亟待补齐。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面临的挑战

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是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然而当前两业融合的深度与广度仍有欠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融合梗阻”问题。

其一，制造业需求牵引不足。不少制造企业仍固守“大而全”的内部化运营模式，不愿将研发设计、物流配送、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给专业机构；传统代工生产与加工贸易模式导致生产性服务环节大量流失，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向规模化、高端化发展；同时制造业研发投入不足，也使得对专业化生产性服务的内生需求偏低。

其二，服务供给与制造需求错配。生产性服务企业多提供标准化服务，难以满足制造企业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定制化需求；研发设计、专业咨询、工业软件等高端服务领域优质供给不足，尚无法充分适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求；此外跨行业数据壁垒尚未破除，两业在物流、金融、研发等环节难以实现高效数字化协同。

其三，政策制度环境尚不完善。两业融合涉及多个部门，政策体系较为分散，在管理权限、资质认定、行业标准等方面存在制度性摩擦；信息不对称、标准不统一、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也制约着融合的深入推进。

制造+服务走深走实的路径选择

破解融合之困，关键在行动。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其一，强化科技服务支撑，夯实融合根基。要培育工业设计领军企业，构建制造业中试服务网络，高质量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快工业软件创新突破；对标国际一流提升检验检测能力，推动检验检测结果国际互认。唯有科技服务筑牢根基，制造业转型升级才能拥有可靠的“技术底座”。

其二，深化服务型制造转型，重塑价值链条。服务型制造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形态。为此，应鼓励制造企业从“卖产品”向“产品+服务+解决方案”转型，大力推广共享制造、个性化定制、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等模式。

其三，深化数智赋能，重塑融合形态。数智技术正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测”、从标准化服务转向个性化定制。为此，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支持垂域模型和面向生产的智能体开发，更好满足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升级改造需求。

其四，培育集聚效应，释放规模经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与技术外溢效应，提升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为此，需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重点园区和优势区域集中，培育一批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的产业集聚区；完善集聚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降低企业协同成本。

其五，完善制度环境，破除融合壁垒。要打破部门壁垒，健全跨部门协调机制，统一行业标准、打通资质认定，降低产业链协同成本；依托国家统计局两业融合统计监测体系，持续完善监测工作、扩大调查覆盖面，为精准施策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唯有在科技服务上夯实基础、在服务型制造上拓展路径、在数智赋能上提升效能、在集聚效应上做优做强、在制度环境上破除藩篱，才能真正打通两业融合的“最后一公里”，让生产性服务业成为重塑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力量。

（作者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编号：25XRK004）、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编号：23XJC630010）、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编号：2026YB0143）、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26年度思想政治工作培育建设重点项目“技术驱动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变革：人工智能赋能与生产力跃迁的双重视域”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