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桐散文研究系列之七十七】道人有道场‌ ——谭延桐散文《我的书房》赏析

【谭延桐散文研究系列之七十七】

道人有道场

——谭延桐散文《我的书房》赏析

史传统

谭延桐，哲学家，书画家，音乐家，教育家，编辑家，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院，埃及荣誉文学博士，先后做过《山东文学》《作家报》《当代小说》《出版广角》《红豆》等报刊社的文学编辑，现为中国文联香港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香港文艺杂志社总编辑、香港书画院院长、《人文科学》编委会主任、《中国诗人·国际版》总监、山东大学诗学高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散文诗创作研究中心顾问、中国现代诗高峰创作笔会名誉主席，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签约音乐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学时代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小说、评论、剧本、报告文学、歌曲、书画等，著有诗集、散文集、诗论集等共二十部，主要著作有《夏天的剖面图》《民国大艺术》《一城浪漫》《笔尖上的河》《时间的味道》《遍开塔树花》《和火苗慢慢切磋》等。入选《中国散文家代表作集》（作家出版社）、《名家名篇获奖散文》（人民日报出版社）、《21世纪中国经典散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当代散文随笔名家名篇》（青岛出版社）、《当代散文精萃》（中国文联出版社）、《当代散文精品》（延边大学出版社）、《新散文百人百篇》（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当代散文排行榜》（漓江出版社）、《当代散文精品》（广州出版社）、《新世纪优秀散文选》（花城出版社）、 《1999中国年度最佳散文》（漓江出版社）、《2000中国年度最佳散文》（漓江出版社）、《2003年中国精短美文100篇》（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中国散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04中国年度散文》（漓江出版社）、《2005年中国随笔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中国精短美文100篇》（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中国年度杂文》（ 漓江出版社）、《2007中国精短美文100篇》（长江文艺出版社）、《散文百家精华》（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散文家大辞典》（作家出版社）、《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等三百余种选本，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意、俄、荷、韩、波兰、亚美尼亚等多种文字。曾获“第二十一届百花文学奖”、“第五届金青藤国际诗歌奖”、“广西政府第五届铜鼓奖”，以及《人民文学》《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诗选刊》《星星诗刊》《诗潮》《时代文学》《广西文学》《西湖》等颁发的文学奖或编辑奖，并荣获“山东省十佳青年诗人”、“新时代中国诗坛十杰”、“十佳华语诗人”、“超吟游诗人”、“全国十大为学精神人物”等称号。散文《家是地球的中心》《决斗》《不画别人的风景》《对面的茑萝》《樱桃树下》《石头里藏着雕塑》等，被用作全国各地中高考语文试题，引起广泛影响。诗歌《那束光是斜着劈过来的》，入选“首届中国好诗榜”。三十年前，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倪萍曾采访过。

多次参展，并举办个人书画展。三百余幅书画作品，见诸报刊。一千余幅书画作品，被中外各界人士收藏。

我的书房

谭延桐

从我家的楼梯上走上来，平台的上面的门外是露台，平台的左边是主卧，平台的右边便是我的书房了。我的书房，算是比较敞亮的。其中，有三个门：一个是进进出出的欧式木门，一个是洗手间的格子门，一个是通向阳台的推拉玻璃门。除了这三个各具特色的房门之外，还有一个大大的窗，可以站在窗前看风景，特别是不远处的那个公园里的山景和湖景，等等。

我的书房里的大体上的布局是这样的：两面墙，都是与天花板接壤的红木书橱；一面墙上，则有三幅油画，正好展现在我的电脑桌的正对面；油画的下面，则是一个欧式茶台，一个立式饮水机，一个打印机，还有一个放各种茶具和茶叶的矮架子和一把竹编椅子。我的电脑桌的右手边，两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布质沙发，累了，可以打开做床，躺在上面休息。左手边的蓝色窗帘的下面，则是一个木柜，上面有花，不断地在贡献着芬芳。花瓶的上面，大约有近两米高的墙上，便是我的一幅正在沉思的肖像了，是一位著名摄影家专门为我拍摄的。与我的肖像左右呼应的，是我六七年前从地中海沿岸带回来的一个精美的石雕。书房的顶上，共有两个镀金的欧式吊灯，都是六头的那种；另外，还有两个射灯。它们闪亮的时候，我的心灯也闪亮，似是在比赛着，谁也不敢示弱。

书房里安放了两张桌子：一个是我的文学的疆场，一个是我的书画的疆场。书画的疆场，当然是要大一些的，毕竟，是要对得起“挥毫”、“挥洒”等等的具体含义的。我的毛笔，一支一支，都在笔架上，似是精兵列阵，一副随时准备进入战斗状态的样子。是的，手中有笔，方能腕下具纵横万里之势；手中有笔，方可笔扫千军；手中有笔，就不怕扫不尽符号一样不断涌入的苍茫了。

我是一个极其地爱干净的人，因此，我的书房里是一定要有一个洗手间的。洗手间，共有两间，外面是洗手用的，里边是洗澡用的。何况，洗毛笔什么的，也是必须要用到水的。有水，而且是活水，气氛便更加地活了。

平时，我写作累了，或画画累了，便可通过书房里的推拉门走到书房外面的阳台上。阳台上，有一个方形茶几，四把藤椅，当然是在阳台上喝茶用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藤编摇椅，可以随时把自己的时光给摇起来，想怎么摇就怎么摇。有些文字，甚至有些歌，就是在那儿摇啊摇啊最终给摇出来的。阳台上，最有风情的，当然是那二十几盆花卉和植物了。当然，还有一些各具表情的石头。有些石头，尽管平凡，却是我从全国各地以及欧洲和非洲的好多国家好不容易才捡来的。很显然，它们是带着世界的气息的。阳台的周围和顶部，都是由特殊的透明玻璃充当的，因此，蓝天、白云、霞光和四周的风景，便尽收眼底。若是我在阳台上的时候也正好有清风围过来，便是再添风情了，虽不是风情月思、风情月意或风情月债，却也确确实实是风情所寄。下雨的话，就更好了，不仅可以借雨水来浇花，还可以借斜入的雨水把整个阳台给清洗得干干净净。当然，若是正好有闲暇，坐在藤椅或摇椅上一边喝茶一边听听雨的或深情或豪放的歌吟，也是完全可以的。

我长久地蹲在阳光里，侍弄着那些花……有一次，我竟然被我自己给感动了。

我既要好好地照顾我的道业和道行也要好好地照顾种种的花卉和植物，自然是每天都有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在静候着我的。如此想着，我的书房，也便成了我的一个名副其实的道房或道场了。参禅，悟道，这是我几十年来的日课，雷打不动。

偶尔，我也会更上一层楼，到我家的露台上去赏花。那些花儿，比我要精神，我是看也看不够的。

【赏析】

道人有道场

谭延桐散文《我的书房》赏评

参禅见性，是谭延桐的日课。其书房，是其主要道场。

书房，对于一位真正的写作者而言，从来不是一个物理空间的简单称谓。它是精神的巢穴，是灵魂的作坊，是内在世界向外部宇宙敞开的唯一窗口。谭延桐的散文《我的书房》，便是一次对这片私人领地的深情巡礼。文章以平实而温润的笔触，引领读者从一扇欧式木门进入，逐次参观这个兼具生活气息与精神高度的空间。然而，这篇散文的价值远不止于对一间书房的细致描摹，它更是一部关于文人生活方式、精神追求与生命哲学的隐秘自传。在那些看似闲适的笔墨之间，隐藏着艺术大师谭延桐对“道”的体认、对“美”的执着，以及对“存在”本身的诗意回应。

从物理空间到艺术道场

《我的书房》如同一首精心编排的交响乐，由多个声部交织而成。它从对书房物理格局的写实性描绘开始，逐步过渡到对文人生活方式的展现，最终升华为一种关于精神修行的生命哲学。这一过程自然流畅，毫无刻意拔高的痕迹，却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一次从“物”到“心”的深刻转化。

文章开篇，作者以一种近乎建筑图纸般的精确，交代了书房的位置与格局：“从我家的楼梯上走上来，平台的上面的门外是露台，平台的左边是主卧，平台的右边便是我的书房了。”这种清晰的方位感，为整篇文章奠定了一种真实、可信的基调。读者仿佛跟随作者一同踏上楼梯，来到这个独立于日常起居之外的特殊空间。紧接着，作者用“敞亮”一词为书房定下整体的氛围基调，并细致地列举了书房的“三个门”：欧式木门、洗手间的格子门、通向阳台的推拉玻璃门。对门的特别关注，并非闲笔。门，是空间与空间之间的连接点，是内与外的分界，也是开放与封闭的象征。这三种不同风格、不同功能的门，暗示了书房空间的多重属性：它既是与家庭生活相连的日常居所，又是可以独善其身的私密领地，更是能够随时通向自然与天地的开放平台。那个“大大的窗”，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开放性，它让书房与远处的“公园里的山景和湖景”建立了视觉的联系，使得自然山水成为书房空间的一种延伸。

在对书房内部布局的描绘中，作者巧妙地将“物”的陈列与“人”的精神追求融为一体。两面“与天花板接壤的红木书橱”，是书房作为知识殿堂的基石，它们以顶天立地的姿态，宣告了书籍在这个空间中的绝对主导地位。然而，作者并未停留于对藏书量的炫耀，而是将目光转向了书橱之外的其他陈设。三幅正对电脑桌的油画，一个欧式茶台，一把竹编椅子，一个可以打开做床的布制沙发，以及“不断地在贡献着芬芳”的花。这些物件的选择与摆放，共同营造出一种融艺术欣赏、生活享受与精神劳作于一体的复合氛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两处细节的描写：一处是墙上“正在沉思的肖像”，另一处是“从地中海沿岸带回来的一个精美的石雕”。这两件物品，一件是艺术家自我形象的投射，一件是远方世界的物质印记。它们“左右呼应”，共同构成了作者精神世界的两个重要维度：向内的深度自省与向外的广阔探寻。肖像的“沉思”与石雕所携带的异域气息，无声地诉说着书房主人的精神生活，远比肉眼所见的更为丰富和深邃。

文章的主题，在对“两张桌子”的描写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作者写道：“书房里安放了两张桌子：一个是我的文学的疆场，一个是我的书画的疆场。”这是一个极具分量的表述。“疆场”一词，将原本平静的写作与书画活动，赋予了战斗般的庄严与壮烈。它意味着，对于作者而言，文学与艺术创作并非闲情逸致的消遣，而是一场需要全力以赴、开疆拓土的精神征战。紧接着，作者对书画桌上的毛笔进行了特写：“我的毛笔，一支一支，都在笔架上，似是精兵列阵，一副随时准备进入战斗状态的样子。”这个比喻与“疆场”的意象一脉相承，将静态的文具动态化、人格化，赋予其一种蓄势待发的生命力。随后，作者用一组排比句，将这种战斗精神推向高潮：“手中有笔，方能腕下具纵横万里之势；手中有笔，方可笔扫千军；手中有笔，就不怕扫不尽符号一样不断涌入的苍茫了。”这段话气势磅礴，充满了古典文人的豪情与气概。在这里，“笔”不仅是书写工具，更是对抗虚无、创造意义、安顿生命的武器。那些“符号一样不断涌入的苍茫”，可以理解为人生的困惑、存在的虚无、时间的流逝，而手中的笔，便是驱散苍茫、确立秩序、赋予世界以形式的唯一依凭。这一主题的揭示，使得书房的格调陡然升高，从一个优雅的生活空间，升华为一个充满张力与使命感的精神战场。

然而，文章的主题并未止步于“疆场”的激昂。它继续向前推进，最终在“道场”这一概念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这一升华，是通过对阳台生活的描写和对“道业”的体认来完成的。阳台，是书房连接自然的延伸部分。作者用充满诗意的笔触，描绘了阳台上的藤椅、摇椅、花卉、石头，以及透过玻璃所见的“蓝天、白云、霞光和四周的风景”。他写道：“有些文字，甚至有些歌，就是在那儿摇啊摇啊最终给摇出来的。”这种放松、自在的状态，与书房内“疆场”上的紧张战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却又相辅相成。正是在这种张弛有度的节奏中，作者的精神生活获得了完整的形态。最终，作者在侍弄花草的某个瞬间，获得了一种深刻的自我感动：“我长久地蹲在阳光里，侍弄着那些花……有一次，我竟然被我自己给感动了。”这种感动，源于对生命本身的关照与呵护，源于一种与万物共情的温柔心境。正是从这种感动出发，作者水到渠成地引出了全文的核心主题：“我既要好好地照顾我的道业和道行也要好好地照顾种种的花卉和植物，自然是每天都有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在静候着我的。如此想着，我的书房，也便成了我的一个名副其实的道房或道场了。”至此，“书房”完成了它最终的蜕变。它不再是简单的藏书之所，不再是激烈的精神疆场，而是成为日常修行的“道场”。“道业”与“道行”的提法，将写作、书画、品茶、赏花、照料植物等一切日常活动，都统摄于一个更高的精神目标之下。参禅悟道，不再是远离尘嚣的苦修，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这种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将审美活动修行化的主题，正是这篇散文最为深刻和动人的内核。

禅道与美学的圆融

《我的书房》深深植根于作者对日常生活的细腻体察与深刻感悟之中。文章将道家的自然观、禅宗的生活化修行理念，与一种高度自觉的生活美学圆融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文章中最具思想深度的表述，无疑是“道房”或“道场”的提出。这一概念的引入，并非突兀的拔高，而是全文叙事逻辑的自然终点。作者在文中清晰地交代了其思想脉络：“参禅，悟道，这是我几十年来的日课，雷打不动。”这句话表明，对于作者而言，精神修行并非一时兴起的标榜，而是一种长期坚持、融入血脉的生活方式。正是因为有这“几十年来的日课”作为背景，书房作为“道场”的定位才显得坚实而可信。那么，在这个“道场”中，“道”是如何被体认和践行的呢？文章给出了两条相互交织的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疆场”上的奋力征战。作者将文学与书画创作视为“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那“笔扫千军”的豪情，那对抗“符号一样不断涌入的苍茫”的勇气，本质上是一种通过创造来确立生命意义、对抗存在虚无的努力。这种努力，与禅宗所倡导的“精进”精神一脉相承。修行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在自己选定的领域内，以全部的生命力去投入、去创造、去超越。写作与书画，便是作者修行的具体法门。在笔墨的挥洒间，在文字的推敲中，他体认着“道”的运行，锤炼着自己的“道行”。这种将艺术创作与生命修行等同视之的态度，使得“疆场”的意象超越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学，获得了一种形而上的深度。

第二条路径是阳台上的静观与涵养。与“疆场”的紧张激烈不同，阳台代表了一种更为舒缓、更为自然的修行方式。作者在这里侍弄花草、品茶听雨、静观风景。他写道：“下雨的话，就更好了，不仅可以借雨水来浇花，还可以借斜入的雨水把整个阳台给清洗得干干净净。当然，若是正好有闲暇，坐在藤椅或摇椅上一边喝茶一边听听雨的或深情或豪放的歌吟，也是完全可以的。”这种对自然节律的顺应，对无用之用的享受，充满了道家的智慧。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阳台这个小小的天地里，作者正是通过效法自然的“自然而然”，来体悟大道的运行。他不刻意追求什么，只是让生命在阳光、清风、雨露和花草的陪伴下，自然地舒展、绽放。那句“有些文字，甚至有些歌，就是在那儿摇啊摇啊最终给摇出来的”，更是生动地诠释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最好的创造，往往不是绞尽脑汁的结果，而是在身心放松、与道合一的自然状态下，灵感的自发涌现。

这两条路径，一刚一柔，一紧一松，一入世一出世，共同构成了作者“道场”修行的完整图景。它们并非彼此割裂，而是相互滋养、相互转化的。在“疆场”上征战疲惫时，阳台提供了休憩与充电的港湾；在阳台的静观中获得灵感与力量后，又可以更好地投入“疆场”的创造。这种张弛有度、阴阳调和的智慧，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所在。作者通过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白描，将这种深奥的哲学思想，化为了可感、可触、可学的具体实践。

文章思想深度的另一重体现在于其对“物”与“我”关系的深刻洞察。书房中的每一件物品，无论是红木书橱、欧式茶台，还是地中海的石雕、各地的石头，都不仅仅是功能性的存在，更是作者精神世界的延伸与投射。作者“是一个极其地爱干净的人”，因此书房里必须要有洗手间。这种对洁净的追求，既是物理层面的，更是精神层面的。一个洁净的空间，有助于保持内心的清明与纯粹。那些从世界各地捡来的石头，“尽管平凡”，却“带着世界的气息”。它们被作者郑重地安置在阳台上，成为其精神版图的一部分。这种对“物”的深情，并非恋物癖，而是一种将外在世界内化、将个人生命与广阔时空相连接的自觉。作者通过收集、安置、欣赏这些物品，实际上是在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有意义的宇宙。在这个宇宙里，物与我不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渗透、相互成全的共同体。这种“物我合一”的境界，正是中国古典美学所追求的最高理想。

空间叙事与感官交响

《我的书房》在艺术上最显著的特色在于高超的空间叙事能力。整篇文章如同一部精心设计的建筑纪录片，镜头跟随作者的脚步，从楼梯口开始，缓缓推入，逐一扫过书房的每一个角落，最后定格在阳台与露台的开阔景致中。这种移步换景的写法，不仅清晰地呈现了书房的物理格局，更重要的是，它巧妙地引导了读者的心理感受，使空间的变化与情感的起伏同步发生。

文章的开篇是一个典型的空间导入。作者像一个耐心的向导，站在楼梯口，为读者指明方向：“平台的上面的门外是露台，平台的左边是主卧，平台的右边便是我的书房了。”这种左右上下的方位指示，建立了一种清晰的空间秩序，让读者迅速获得方位感。进入书房后，作者的镜头首先对准了“三个门”和“一个大大的窗”。门与窗，是空间叙事中最关键的元素，它们决定了空间的开放程度与流动方向。作者对三种门的材质与风格进行了区分，这并非冗余的细节，而是通过视觉信息的丰富，来暗示书房功能的复合性。紧接着，镜头开始摇移，从“两面墙”的红木书橱，到“一面墙上”的油画，再到油画下的茶台、饮水机、打印机、矮架子和竹编椅子。这种由整体到局部、由上到下、由大到小的描写顺序，完全符合人们进入一个陌生空间时的视觉习惯，因此读来格外顺畅自然。

在空间叙事的推进中，作者巧妙地设置了两个核心的“锚点”，以此为中心组织周边的景物描写。第一个锚点是“电脑桌”。作者以电脑桌为坐标原点，描述其“右手边，两米左右的地方”的布制沙发，以及“左手边的蓝色窗帘的下面”的木柜和花。这种精确的距离感和方位感，增强了叙述的真实性，也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第二个锚点，则是那“两张桌子”。作者将这两张桌子分别定义为“文学的疆场”和“书画的疆场”，并以此为核心，展开了对毛笔、笔架等物品的描写，以及由此生发的关于“笔扫千军”的抒情与议论。这种以核心物件为锚点，向外辐射描写与向内深挖意义的双重手法，使得空间叙事既有清晰的骨架，又有丰满的血肉。

文章的空间叙事并未止步于书房内部，而是通过“推拉门”这一通道，自然地将空间延伸到了阳台。阳台的描写，同样遵循了清晰的空间逻辑：从“方形茶几”和“四把藤椅”，到“藤编摇椅”，再到“二十几盆花卉和植物”以及“各具表情的石头”，最后将镜头抬起，对准“由特殊的透明玻璃充当的”阳台周围和顶部，将“蓝天、白云、霞光和四周的风景”尽收眼底。这一系列描写，由近及远，由下及上，由人造物到自然景，层次分明，一气呵成。最后，文章以“偶尔，我也会更上一层楼，到我家的露台上去赏花”作结，将空间继续向上延伸，留下一个开放式的、意犹未尽的结尾。这种层层递进、不断拓展的空间叙事，不仅完整地呈现了作者的生活环境，更象征了其精神世界的不断攀升与开阔。

与空间叙事相辅相成的是文章对感官经验的充分调动。这篇散文并非纯粹的视觉记录，而是一场多感官交织的交响乐。视觉描写自然是主体，如“敞亮的”书房、“红木书橱”、“镀金的欧式吊灯”、“蓝色窗帘”、“蓝天、白云、霞光”等，色彩丰富而和谐。但作者并未忽视其他感官。在嗅觉上，有花朵“不断地在贡献着芬芳”，有雨后阳台被清洗后的清新气息。在听觉上，有“雨的或深情或豪放的歌吟”，有摇椅摇动时那无声的节奏感。在触觉上，有对“活水”的强调，有阳光照在身上的温暖，有清风围过来的惬意。这种全方位的感官调动，使得书房不再是一个冰冷的建筑模型，而是一个充满了生命气息与温度的真实空间。读者不仅能“看到”这间书房，更能“闻到”、“听到”、“触摸到”它，从而与作者产生更深切的共鸣。

文章的语言风格与其空间叙事和感官描写高度统一。作者的行文，既有欧式古典的精致与繁复，如对“欧式木门”、“镀金的欧式吊灯”、“欧式茶台”等物件的反复提及，营造出一种华贵而典雅的气氛；又有中国古典文学的简洁与写意，如“腕下具纵横万里之势”、“笔扫千军”等语句，气势恢宏，意境深远。这两种风格的交融，恰如书房中那“左右呼应”的肖像与石雕，共同构成了作者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精神世界。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在描写中善于使用一种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的长句，如“有些文字，甚至有些歌，就是在那儿摇啊摇啊最终给摇出来的”，这种句子模拟了摇椅晃动的节奏，充满了悠闲自在的情调。而在抒发豪情时，又多用短促有力的排比句，如“手中有笔，方能……手中有笔，方可……手中有笔，就不怕……”，节奏铿锵，气势夺人。这种长短句的有机结合，使得文章的语言节奏张弛有度，与内容所表达的情感起伏完美契合。

日常化并不妨碍超越性

在《我的书房》众多的艺术亮点中，有两处尤其值得深入聚焦。它们如同两颗璀璨的宝石，镶嵌在文章的肌理之中，照亮了整篇作品的精神内核。

第一个亮点是作者对日常生活进行“神圣化”处理的独特能力。整篇文章，实际上就是一个将平凡日常赋予非凡意义的过程。书房，在常人眼中，不过是一个房间；桌子，不过是家具；毛笔，不过是工具；阳台上的花草石头，不过是寻常物件。但在作者的笔下，这一切都被赋予了超越其物质属性的精神价值。书房成为“道场”，桌子成为“疆场”，毛笔成为“精兵”，连那些平凡的石头，也因为“是我从全国各地以及欧洲和非洲的好多国家好不容易才捡来的”，而“带着世界的气息”。这种“神圣化”并非通过夸张的修辞或神秘的渲染来实现，而是源于作者内心深处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精神的追求。因为作者“是一个极其地爱干净的人”，所以洗手间的存在便具有了保持身心洁净的仪式感；因为作者将“参禅，悟道”视为“几十年来的日课”，所以书房中的一切活动，无论是写作、书画还是品茶、赏花，都成为修行的一部分。这种将日常神圣化的能力，是这篇散文最核心的艺术魅力。它向读者展示了一种可能：无需遁入山林，无需青灯古佛，就在我们最日常的生活空间里，就在我们最平凡的生活细节中，只要拥有一颗虔诚的、觉悟的心，便可以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精神道场，活出生命的深度与质感。

第二个亮点是文章中那个极其动人的“自我感动”的瞬间。作者写道：“我长久地蹲在阳光里，侍弄着那些花……有一次，我竟然被我自己给感动了。”这句话，是全文的情感高潮，也是最具思想冲击力的一个细节。它之所以动人，在于它的真实与坦诚。一位成熟的作家，在独处时，被自己侍弄花草的日常行为所感动，这种情感是极其私密、极其微妙的。它不同于完成一部巨著后的成就感，也不同于获得外界认可时的喜悦，它是一种更为内在、更为纯粹的自我关照与自我肯定。这种感动的来源，是作者在那一刻，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生命的状态：一个在阳光中、在花草间，安静地、温柔地、有意义地存在着的人。他被这种生命状态本身的美好所打动。这一瞬间的感动，是“道场”修行结出的最甜美的果实。它证明了，当一个人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当下的生活中，无论是“笔扫千军”的壮烈，还是“侍弄花草”的平和，都能获得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回馈。这种回馈，不是来自外部的奖赏，而是来自生命内部的和谐与圆满。作者将这个瞬间捕捉下来，并坦诚地分享给读者，使得整篇文章的说理与抒情，都有了一个最坚实、最温暖的情感落点。它让“道场”这个概念，不再是抽象的哲学思辨，而成为了一种可以被真切体验到的生命境界。

谭延桐是红尘中的道人，其仙风道骨处处有所体现。因此我就总得，其灵魂与老子、庄子、梭罗等是相通的。如此超越世俗之上且证悟不止的作家，无疑是作家中的作家。其“景行禅师”的别称，大概便是这样来的吧。

【作者简介】

史传统，资深媒体人、知名评论家；《香港文艺》编委、签约作家，香港文学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香港书画院副院长、特聘艺术家。中国国际教育学院（集团）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国际新闻杂志社评论专家委员会执行主席。著有学术专著《鹤的鸣叫：论周瑟瑟的诗歌》（春风文艺出版社）、《三十部文学名著赏析》（花山文艺出版社）；谭延桐艺术研究三部曲：《谭延桐诗论》《谭延桐文论》《谭延桐画论》；《再评唐诗三百首》《我所知道的中国皇帝》《红楼梦100个热点话题解读》《成语新解与应用》等10几部；散文集《心湖涟语》《辽宁行》《特色盘锦》；诗集《九州风物吟》。诗歌《雨夜》《暮色》入选《生命的奇迹：2025年中国诗歌精选》。作品散见《芒种》《青年文学家》《香港文艺》《中文学刊》《河南文学》等。先后发表诗歌、散文、文艺评论3000多篇（首），累计1000多万字。曾荣获《青年文学家》“优秀作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