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7岁老头，早没生理需要想法了，今年跟58岁的老太太搭伙过日子

楔子

老周头六十七了，鳏了八年。儿子闺女都在外地，一年回不来两趟，回来也是住一宿就走，比住旅馆还急。那套单位分的两居室，白天没人说话，晚上没人翻身，连墙上挂钟走字儿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厨房油烟机坏了半年，他也不修，反正一个人做饭，炝锅的烟飘一屋子就飘一屋子，熏不死人。楼下老李头前年走了以后，他连下棋的人都找不着了。每天最大的动静，就是搬个马扎坐阳台，看楼下收废品的三轮车几点来、几点走。有时候膝盖疼得站不起来，扶着门框缓半天，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要是哪天摔地上起不来了，可能臭了都没人知道。

第一章

老周头要跟人搭伙过日子的消息，是今年开春传出来的。

最先知道的是住在对门的胖婶。那天她下楼倒垃圾，看见老周头破天荒地刮了胡子，穿了件过年才舍得拿出来的藏青色夹克，头发还抹了点儿子上回回来落下的头油，整个人精神了不少。胖婶在小区住了二十来年，跟老周头门对门做了十来年的邻居，从来没见过他这副模样。平时老周头下楼倒垃圾都是趿拉着棉拖鞋、套一件领口都洗得发白起毛的旧毛衣就出去了，胡子拉碴的，脸上的褶子里像是能藏二两灰。今天这一收拾，看着年轻了起码五岁。

“哟，老周，这是去哪啊？相对象啊？”胖婶把垃圾桶往地上一搁，上下打量着老周头，眼睛里头全是八卦的光。她这人就这点爱好，小区里头谁家有个风吹草动，她比居委会知道得还快。

老周头脸一红，那红色从脖子根一直漫到了耳朵尖。他下意识伸手摸了摸下巴上刮得溜光的下巴，支支吾吾说了句“出去办点事”，就匆匆下楼了。脚步比平时快了不止一倍，皮鞋踩在水泥楼梯上噔噔噔地响，像是后面有人追他似的。

胖婶拎着垃圾桶站在楼道里，愣了足足三秒钟。她看着老周头消失在楼梯拐角的背影，脑子里飞速转了好几圈，然后垃圾桶往墙角一靠，扭头就去敲了三楼刘姐家的门。刘姐是她的“老搭档”，小区里头的信息共享基本靠这两人口口相传。不到半天工夫，整个小区但凡认识老周头的人，都知道了这事。

老周头要说的这个老太太，姓吴，五十八岁，比他小九岁。是他以前厂里老工友秦师傅的表姐。老吴大姐的男人走了七年了，得的肝癌，从查出来到人走，前后不到半年。走的时候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吴大姐守在医院里头整整四十三天，端屎端尿、擦身喂药，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人走了以后她大病了一场，在床上躺了小半个月，起来以后瘦了十来斤，眼窝都凹下去了。

她有个闺女叫陈婷，嫁到了隔壁市，老公是开小货车的，两口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陈婷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趟，每次打电话都是说不了几句就急着挂，不是孩子哭了就是老公催了。吴大姐也不怪她，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难处，她能理解。她自己在老城区租了个小门面开裁缝铺，给人改改裤脚、换换拉链、收收腰身，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但手头还算凑合。铺子不大，也就十来平米，塞了一台老式缝纫机、一个熨衣板、一面穿衣镜，墙上挂满了各种颜色的线和拉链，角落里堆着一摞摞待改的衣服。铺子里头常年弥漫着一股熨斗烫衣服的蒸汽味儿，混着布料和线头的味道，说不上好闻，但吴大姐闻了十来年，早就习惯了。

介绍人是老周头那个老工友，姓秦，比老周小五岁，还在城南一家私企当保安。老秦是个热心肠，这些年一直惦记着老周的事。他表姐吴大姐的情况他也清楚，两个人都是一个人，岁数也合适，他就动了撮合的心思。去年过年的时候他请老周去家里喝酒，老周多喝了两杯，说了句“这日子过得没滋没味的，有时候真想一觉睡过去算了”，老秦听了心里一酸，记在了心里。

老秦后来专门跑了一趟老城区，找到吴大姐的裁缝铺，姐弟俩坐在一起聊了一下午。老秦把老周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说他是个老实人，在厂里干了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就是命苦，老伴走得早，一个人熬了八年。吴大姐听了半天没说话，手里头摆弄着一根拉链，拉上去拉下来，来来回回好几遍，最后说了句“那见见吧”。

安排见面的地方也不讲究，就在老秦家里。老秦住在城东一个老小区里头，房子不大，两室一厅，收拾得倒挺干净。他媳妇李姐是个爽快人，一大早就去菜市场买了菜，回来炒了四个菜，炖了一锅排骨莲藕汤，藕是她专门挑的粉藕，炖了整整一上午，汤都炖成了奶白色。老秦还特意把家里那张用了十多年的折叠餐桌擦了好几遍，铺上了一块干净的塑料桌布。

老周头到的时候手里拎着一兜水果，是他在小区门口水果店挑的苹果和香蕉，挑的时候犹豫了好半天，不知道买啥合适，最后还是水果店老板娘帮他拿的主意，说“看长辈买苹果准没错”。吴大姐比老周头晚到了十来分钟，她是从裁缝铺直接过来的，身上还带着一股淡淡的熨斗味儿。她穿了一件自己做的深蓝色外套，料子普通但剪裁合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黑色的发夹别在耳后，整个人看起来干净利索。

四个人围着小饭桌坐下的时候，气氛多少有点尴尬。老周头坐下以后手都不知道往哪放，放在膝盖上搓来搓去，把裤子的布料搓得起了皱。他不敢正眼看吴大姐，余光扫过去又赶紧收回来，像个做错事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的小学生。吴大姐倒是比他大方，坐下以后主动帮李姐摆碗筷，又起身去厨房端汤，来来回回好几趟，一点都不像个客人。

李姐给大家盛汤的时候，吴大姐接过一碗，先放在老周头面前，说了句“周哥你尝尝，这汤炖了一上午了，藕都炖化了”。她说话的声音不高不低，语调平平稳稳的，听着就让人心里舒坦。

老周头伸手去接碗的时候，手不争气地抖了一下。不是紧张的，是他这几年落下的毛病，手腕子有时候使不上劲。汤洒出来一点，滚烫的汤水溅在他手背上，他嘶了一声，还没来得及反应，吴大姐已经抽了张纸巾递过来了。动作自然得很，就像给自家人递张纸巾一样，没有半点刻意的客气，也没有大惊小怪。

“烫着没？”吴大姐问了一句，语气里带着点关心，但不过分。

“没事没事，皮糙肉厚的。”老周头接过纸巾擦了擦手背，低着头不敢看她，耳朵尖却红了一片。

那顿饭吃了一个多钟头。老周头话不多，大部分时间是老秦在说，说他们当年在厂里的旧事，说老周头当年是车间的技术骨干，车出来的零件公差比别人小一半。吴大姐听得很认真，时不时点点头，偶尔问一两句“是吗”“后来呢”。她也聊了不少自己的事，说她的手艺是跟她娘学的，她娘以前是镇上供销社的裁缝，做了一辈子衣裳。说她闺女小时候皮得很，一条新裤子穿上不到三天准破个洞，她天天晚上在灯底下补裤子。说她的裁缝铺那条街上有个卖豆腐的老太太，每天下午四点准时收摊，风雨无阻。

老周头就那么听着，时不时点点头，偶尔“嗯”一声，或者咧着嘴笑一下。他笑的时候脸上的褶子挤在一起，眼睛眯成一条缝，看着憨厚得很。

吃完饭老秦把老周拉到阳台上抽烟。两个人站在阳台上，初春的风还带着凉意，吹得晾衣架上的衣服轻轻晃悠。老秦递了根烟给老周，又掏出打火机给他点上，自己也点了一根，吐出一口烟，压低声音问：“咋样？你觉得行不行？”

老周掐着烟屁股，烟灰掉在阳台的水泥地上，他半天憋出来一句话：“人家挺好的，我怕人家看不上我。”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声音闷闷的，带着一种不太确定的小心翼翼，像是手里捧着个易碎的物件，怕一用力就碎了。

老秦笑着捶了他一拳，拳头落在老周肩胛骨上，发出闷闷的一声响：“你先别想那么多，处着看看呗，又没人逼你今天就领证。我表姐那个人看着冷，心热着呢，你慢慢处就知道了。”

老周头把烟叼在嘴里，透过烟雾看着阳台外面的天。天已经擦黑了，远处的楼房里陆陆续续亮起了灯，星星点点的，像是有人在黑布上撒了一把碎金子。他把烟头掐灭在老秦放在阳台栏杆上的易拉罐烟灰缸里，搓了搓手，说了句“那……那就处处看”。声音不大，但语气里头有一点他自己都没察觉的期待。

第二章

处了大概一个多月，老周头跟吴大姐的事就算定下来了。

这一个多月里头，两个人见面的次数不算多，但每次见面都实实在在的。老周头坐公交车去老城区看吴大姐，在她那间裁缝铺里头一坐就是一下午。铺子里头没地方坐，吴大姐就把熨衣板往旁边挪了挪，给他搬了张小板凳。老周头坐在小板凳上，看着她踩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在狭小的铺子里回荡。阳光从铺子门脸上方的小窗户照进来，照在吴大姐的手上，那双手在布料上来回移动，手指头又细又长，骨节分明，指甲剪得干干净净，指腹上全是长年做针线活磨出来的茧子。她做活的时候眼神专注得很，嘴唇微微抿着，额角偶尔会沁出细细的汗珠，她就抬起手腕蹭一下，手里的活计一刻不停。

有时候吴大姐要去给客人送改好的衣服，老周头就帮她在铺子里看门。有人来取衣服他就给人找出来，找不着就让人等一会儿。有一回他把一件改好的西装上衣和一条裤子对错了号，差点让人拿走了别人的衣服，吴大姐回来以后他没好意思说，自己在那儿闷头翻了半天才给换回来。吴大姐看出了端倪，也没戳穿他，只是笑着说了句“周哥你坐着就行，这些我来弄”。

吴大姐也去过老周头家两次。第一次去的时候她站在门口打量了一圈，两居室的房子，不大，但老周头一个人住着显得空荡荡的。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是老周头老伴在世的时候照的，照片里老周头还年轻，头发乌黑，老伴站在他旁边，两个孩子还小，一家人笑得都很开心。吴大姐在那张照片前面站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转身上手摸了摸客厅的茶几，手指头上沾了一层灰。

“你这屋里灰不小。”吴大姐说了一句，语气平平淡淡的，也没嫌弃的意思。

第二次来的时候，她带了一瓶自己做的辣椒酱，用个玻璃罐头瓶子装着，瓶盖拧得紧紧的，外面还裹了一层保鲜膜怕漏了。她把辣椒酱放在厨房的灶台上，转头看见老周头的碗筷堆在水池子里，袖子一撸就动手洗了。老周头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张了张嘴想说“别别别我来”，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靠在门框上，看着吴大姐洗碗的动作，心里头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像是冰了很久的东西在慢慢地化开。

一个多月以后的某一天，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了顿饭。在老周头家里吃的，吴大姐掌勺，做了六个菜一个汤。老周头一大早就去菜市场买了一条草鱼，又割了二斤排骨，卖菜的大姐认识他，笑着说“周师傅今天怎么买这么多菜”，他嘿嘿一笑说“家里来客人”。

吴大姐的闺女陈婷从隔壁市赶过来了，带着她那个五岁的儿子。小男孩虎头虎脑的，一进门就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把老周头茶几上的电视遥控器拿起来乱按一气，电视频道换来换去，画面闪得人眼晕。陈婷喊了两声“别乱动”，但也没真去管。她老公没来，说是出车了，赶不回来。

老周头的儿子周建国也从省城赶回来了。他今年三十八，在省城一家装修公司当项目经理，干得还算不错，开着辆十来万的国产车，在省城按揭了一套两居室。他穿着件深灰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着就是个体面人。他坐在沙发上，态度说不上热情，但也没摆脸色，只是客气地跟吴大姐点了点头，叫了声“吴阿姨”。他打量吴大姐的时候眼神里头带着一种审视，但掩饰得还算好，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

闺女周小娟没回来，她在电话里跟老周头说单位请不了假，但她很高兴，说她爸终于有人照顾了，她在外面也放心。她在电话里的声音亮了不少，老周头听得出来，她是真高兴。

吃饭的时候气氛还算融洽。吴大姐的手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尤其是那道红烧鱼，汤汁收得恰到好处，鱼肉嫩滑入味，连平时挑食的小宇都吃了大半碗米饭。老周头坐在主位上，看着一桌子的人，筷子拿起来又放下，顾不上吃，光顾着给大家夹菜了。

周建国吃完饭以后把老周头叫到阳台上，父子俩站在那儿，周建国点了根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句：“爸，你自己觉得合适就行。”他说这话的时候没看老周头，看着楼下的院子，语气里头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无奈的妥协，又像是真心的默许。老周头拍了拍儿子的肩膀，什么也没说。

陈婷那边更简单。她妈把她拉到厨房里单独说了几句话，出来以后陈婷的表情淡淡的，跟她妈说了句“你自己把握，别吃亏就行”。这话说得很实在，不像电视剧里头那种煽情的台词，就是普通人家过日子会说的大实话。

就这样，吴大姐搬进了老周头那套两居室。

搬家那天是个周六，天气晴好，日头不大不小，晒在身上暖洋洋的。老周头跟老秦借了辆三轮车，去老城区帮吴大姐拉东西。吴大姐的东西比老周头想象的少得多，两个蛇皮袋装着换洗衣裳，一个木头箱子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头全是她的裁缝家什——一把张小泉的裁缝剪刀，磨得锃亮，刀刃上还贴着防锈的油纸；三把大大小小的尺子，竹制的，用了几十年了，上面的刻度都磨得有些模糊了；一盒画粉，五颜六色的，像一小盒糖果；几个顶针，大小不一，最大的那个上头密密麻麻全是针眼；还有大大小小十几卷线，黑的白的蓝的红的，整整齐齐地码在箱子里。

最重的是一台老式脚踏缝纫机，华南牌的，铸铁的机身黑沉沉的，少说也有六七十斤。老周头和秦师傅两个人抬着它上了一层又一层的楼梯，老周头的膝盖不好，上楼的时候腿肚子直打颤，额头上全是汗，但他咬着牙一声没吭。抬到四楼的时候他实在喘不上气了，停下来扶着扶手歇了好一会儿，老秦说要不叫个年轻人来帮忙，老周头摆摆手说“不用不用，小意思，歇口气就行”。最后两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是把那台缝纫机抬进了门。

吴大姐跟在后面上了楼，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一袋是她的针线笸箩，一袋是她的水杯和一些零碎东西。她进了门以后站在客厅里，慢慢地转了一圈，把整个屋子看了一遍。她的目光从客厅的旧沙发扫到墙角的五斗柜，从墙上的全家福扫到阳台上那盆养了多年的君子兰，最后落在厨房门口那块磨得发亮的地砖上。她的表情很平静，既没有过分的欣喜，也没有半点的嫌弃，就像是一个人终于走到了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谈不上多好，但至少不用再赶路了。

老周头把她领到阳台上，指着自己已经收拾出来的半边空间说：“这地方给你当裁缝台，光线好，白天不用开灯。”阳台不大，老周头把原来堆在那里的杂物——几个纸箱子、一辆早就不能骑的旧自行车、一摞旧报纸——全都清走了，腾出来一大块地方。他还专门去找了一块旧门板，用两个木凳子支起来，搭成了一张简易的工作台。台面有点不平，他用几张旧报纸垫了垫，虽然简陋，但看得出来是用了心的。

吴大姐站在阳台上，推开了窗户。春天的风吹进来，带着小区花坛里泥土和青草的味道。阳台朝南，从早到晚都有阳光，确实是整个屋子里光线最好的地方。楼下有人在遛狗，一只黄毛的土狗在花坛边上嗅来嗅去，遛狗的老头慢悠悠地跟在后面，手里拎着个塑料袋。

“行，这儿好，干活得劲。”吴大姐拍了拍窗台，语气里头带着点满意。

她把自己那个木头箱子搬到阳台角上，打开，一样一样地把家什拿出来，整整齐齐地摆在旧门板搭成的台子上。剪刀放在右手边，尺子挂在窗台的挂钩上，线卷按照颜色深浅码成一排，顶针放进针线笸箩里。整个过程她做得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布置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的领地。老周头站在客厅里，隔着纱窗门看着她，没去打扰。他看见吴大姐把一块碎花布铺在台面上当桌布，四角压平，用手掌来回抹了好几遍，直到没有一丝褶皱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头一个月，两个人都客客气气的。

老周头每天早上六点准时起床，他的生物钟比闹钟还准。起来以后先烧一壶水，用的是一把用了十来年的铝水壶，壶底都烧黑了，壶盖上还凹了一块，是有一回他忘了关火烧干锅了给烧变形的。水烧开了以后，他先给自己泡一杯茶，茶是最普通的茉莉花茶，茶叶末子多，泡开了满屋子都是茉莉花香。然后又拿一个搪瓷杯给吴大姐也泡一杯，端到阳台上放在裁缝台旁边。

吴大姐每天比他起得还早一点。她起床以后先把自己那屋收拾干净，被子叠成豆腐块，枕头拍松了摆正，床单的四个角掖得整整齐齐。然后去厨房做早饭，有时候是小米粥配咸菜，有时候是挂面卧两个荷包蛋，有时候是头天晚上剩的米饭加点水煮成泡饭，再配一碟她自己腌的萝卜条。她腌的萝卜条又脆又辣，老周头特别爱吃，就着能多喝半碗粥。

早饭做好了，吴大姐会把老周头那份盖在碗里保温。用的是个搪瓷碗倒扣在盘子上，像个小小的温室。老周头遛弯回来，揭开碗，热气冒出来，粥还烫嘴。

中午饭两个人一块做。老周头负责择菜洗菜，坐在厨房门口的小马扎上，把青菜一根一根地择干净，老叶子掐掉，黄叶子扔掉，洗菜的时候水龙头开得很小，怕浪费水。吴大姐掌勺，她炒菜的动作很利索，油热了葱姜蒜下锅，刺啦一声响，香味一下子就窜出来了。她炒菜不喜欢放太多调料，盐、酱油、一点味精，简简单单的，但炒出来的菜就是好吃。

晚饭以后老周头下楼遛弯，去小区中间那个小花园找老哥们下棋。小花园里有几张石桌石凳，夏天的时候人多，到了秋天就只剩下三四个老面孔了。老周头的棋艺一般，属于又菜又爱玩的那种，经常被老孙头杀得片甲不留，但他也不恼，输了就笑呵呵地重摆一盘。吴大姐就坐在阳台上改衣服，缝纫机哒哒哒地响着，节奏很稳，不快不慢，像是一首没有歌词的老歌。楼下的路灯亮起来的时候她才收工，把改好的衣服叠整齐，没改完的用一块布盖上，缝纫机的插头拔掉，线头扫干净，阳台上又恢复了安静。

日子过得平淡，但也算有个过日子的样了。不再是一个人对着墙壁吃饭，不再是一台电视从早响到晚只为听个声响，不再是夜里醒了只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屋子里多了一个人的动静——脚步声、切菜声、缝纫机声、偶尔的咳嗽声——每一声都在提醒老周头，这个家又活过来了。

老周头有时候半夜醒了，躺在床上睁着眼看着黑暗中的天花板，听见旁边屋里吴大姐均匀的呼吸声。那呼吸声很轻很稳，隔着门板隐约传过来，像是远处有条小河流水，不急不缓地流着。他心里头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不是年轻人那种心潮澎湃的激动，更像是冬天里喝了一口热汤，暖意从喉咙一直滑到胃里，慢慢地在身体里扩散开来。

他想起自己之前过的那些日子，每天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三轮车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有时候一整天说不了十句话，跟谁都说不上话，去菜市场买个菜都恨不得跟卖菜的多聊几句。有一回他感冒了，浑身发软，躺在床上一天没吃东西，手机就在床头柜上，他连伸手去拿的力气都没有。后来是胖婶敲了半天门没人应，觉得不对劲，拿他放在她那里的备用钥匙开了门，才发现他烧得迷迷糊糊的。那次以后胖婶跟他说了好几次，让他装个什么一键呼叫的东西，他没当回事。

现在好了。不是说不感冒了不腿疼了，就是觉得这屋子里总算有个人了，有个活气儿了。哪怕是各干各的，她在阳台上改衣服，他在客厅里看电视，两个人不说话，但知道对方就在那儿，那种感觉跟一个人待着完全不一样。空气里多了一种温度，看不见摸不着，但你能感觉到。

第三章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第一个矛盾就来了。

起因是钱的事。

老周头跟吴大姐搭伙之前，两个人没正儿八经谈过钱的问题。老周头每个月退休金三千六百块出头，在这个三线城市里头不算多也不算少，够一个人过日子，但要说宽裕那是谈不上的。吴大姐的裁缝铺一个月能挣个千把块，加上她自己的养老金，加起来也就两千出头。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开销肯定是比以前一个人多了，但也多不到哪去，毕竟就是多双筷子的事——至少在老周头看来是这样。

搬进来以后，吴大姐主动提出每个月拿一千块钱出来做生活费，从她自己的钱里头出。她说得很诚恳：“周哥，我住你的房子，水电煤气你都包了，生活费我得出一半。”老周头当时大手一挥，说“不用不用，我一个人也是过，多双筷子的事，你那点钱自己留着”。他这话是真心的，不是客套。他觉得人家都住进来了，给他做饭洗衣裳的，他哪还好意思要人家的钱。

吴大姐也没再坚持，只是说了句“那行，生活上我多出点力”。从那以后家里的饭菜她负责买，但老周头每个月会往客厅茶几的抽屉里放五百块钱现金，让吴大姐买菜的时候用。这个安排一开始两个人都没说破，就是自然而然形成了，老周头放钱，吴大姐拿去买菜，谁也没多说什么。

可过了一个多月，老周头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

事情是从饭桌上开始的。老周头这人，吃了一辈子的家常便饭，口味偏重，爱吃肉，尤其是红烧肉、炖排骨这种硬菜。他老伴在世的时候，一个礼拜至少做两顿荤的，赶上过年过节那更是大鱼大肉摆一桌。老伴走了以后他自己一个人虽然做得少，但想吃肉了就去小区门口的卤肉店买半斤卤牛肉或者一只烧鸡，也算不亏待自己。

可吴大姐掌勺以后，餐桌上的内容明显变了。她做的饭偏素，一个礼拜才炖一回肉，而且每次炖的肉量不多，一条排骨分成两顿吃，第一顿红烧，第二顿加白菜炖汤。青菜倒是天天有，炒油菜、炒菠菜、炒小白菜，换着花样来，但老周头吃了没几天就觉得肚子里头寡淡得很。

他不好意思直说。人家辛辛苦苦做的饭，他哪能挑三拣四的？但他的表情管理不太行，吃饭的时候筷子在盘子里头扒拉来扒拉去，夹起一片菜叶子，嚼两下咽了，再夹一片，满脸写着“今天怎么又没肉”。吴大姐低头吃饭，没说什么，但老周头觉得她应该是看见了。

有一回他在饭桌上忍不住了，旁敲侧击地提了一句：“今天菜市场的排骨不错，我看着挺新鲜的，小排才二十一斤。”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尽量随意，像是在聊天气，但筷子在盘子里来回划拉的动作出卖了他。

吴大姐端着碗“嗯”了一声，眼皮都没抬：“是吗，我没注意。”

第二天买回来的还是青菜豆腐，外加一条巴掌大的鲫鱼，炖了锅豆腐汤。鲫鱼倒是新鲜，但老周头看着那锅汤，心里头像是被人拿小针扎了一下，不疼，但有点痒，有点闷。他把那碗鱼汤喝完了，豆腐也吃了，但整顿饭没说超过三句话。

这还不算，更让老周头不舒服的是另一件事。有一回他偶然在阳台上的裁缝台上看到一个小本子，吴大姐用来记账的。他真不是故意翻的，是那本子就敞开着放在台子上，风把页吹得翻了过来，他无意间扫了一眼，看见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数字。

吴大姐把裁缝挣的钱单独记在一个账本上，每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3月12日，改裤脚两条，十五元”“3月14日，换西服里衬，四十元”“3月17日，做窗帘一副，八十元”。这些小钱一笔一笔地攒着，吴大姐全都存起来了，一分不往家里拿。

其实这事本身没什么，那是人家自己凭手艺挣的钱，怎么花是人家的自由。可老周头心里头就是有点堵。他也不是图她那点钱，但就是觉得“搭伙过日子”这几个字，不应该是这样的。他的退休金花在家用上了，买菜、交水电煤气、买日用品，一个月下来剩不了几个钱。吴大姐的裁缝钱却是只进不出，全进了她自己的口袋。那感觉就像是两个人合伙做生意，一个人出了本钱，另一个人赚了钱自己揣起来了。

老周头当然知道这个比喻不太对，人家吴大姐做饭洗衣裳收拾屋子，出的力比他多。可人心就是这样，一旦有了那根刺，它就一直在那儿，怎么都拔不掉。

还有一回交水电费，更把这根刺往深里扎了扎。那天供电局的单子贴在楼下单元门上，老周头撕下来一看，这个月的电费比上个月多了将近五十块。他拿着单子上了楼，顺嘴说了句：“这个月电费比上个月多了好几十，快五十了。”

吴大姐正在阳台上改一条裤子，脚踏在缝纫机的踏板上，哒哒哒的声音没停。她头也没抬地说了句：“天热了嘛，晚上开风扇睡觉，白天有时候也开，费电是正常的。”语气很平，没有任何波澜，像是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老周头站在客厅里，手里攥着那张缴费单，张了张嘴，又合上了。他心里想的是：你阳台上那台缝纫机也是用电的，虽然功率不大，但每天从早踩到晚，一个月下来也得不少电。这台缝纫机挣的钱是你的，花的电费却是我的。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小心眼，赶紧在心里头骂了自己一句“周大福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然后去厨房倒了杯水把这点小心思给咽下去了。

可他咽是咽下去了，没消化。那根刺还在那儿，时不时地就扎他一下。

他也没跟吴大姐挑明，就在心里憋着。每天该遛弯遛弯，该吃饭吃饭，表面上跟往常一样，但心里头那点不痛快就像老式收音机里头的杂音，不大，但始终在那儿吱吱啦啦地响着，让人静不下心来。

有天晚上他下楼遛弯，在小区小花园的石凳上碰见了老孙头。老孙头比他大三岁，也是丧偶，但他没找，一直跟着儿子过。两个人是老棋友了，每天晚上只要不下雨，都要杀两盘。但这天晚上老周头没什么心思下棋，走了几步就出现了明显的昏招，把一个车送到了人家马蹄子底下。

老孙头赢了棋，心情不错，一边收棋子一边随口问了一句：“周哥最近气色看着不错啊，有人说你找了老伴以后年轻了十岁。”说这话的时候老孙头笑呵呵的，语气里头带着老哥们的调侃。

老周头苦笑着摆了摆手：“不错啥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说完他自己也愣了一下，没想说出来的，可这话自己就蹦出去了。他赶紧装作看棋盘的样子低下了头。

老孙头抬头看了他一眼，张了张嘴想追问，但看老周头那个表情，也就没多问，拍了拍他肩膀说了句“都这样的，都这样的，慢慢来”，然后拎着棋盒走了。

老周头一个人坐在石凳上，天已经全黑了。小花园里的路灯坏了一盏，只剩下一盏亮着，照得地面上的影子模模糊糊的。远处有人家在阳台上收衣服，衣架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隔了几栋楼飘过来，听着有点远，有点空。

他叹了口气，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沾的灰，慢慢往家走。上楼的时候膝盖又疼了，他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往上挪，每上一层都要停下来喘口气。

回到家以后吴大姐已经回房间了，门关着，门下沿的缝里透出一线光。老周头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儿，想去敲那扇门，跟她说点什么，但最后还是没有。他洗了把脸，也回自己屋了。

躺到床上以后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头乱七八糟的。他想起周建国上次打电话的时候问的那句话——“爸，你那退休金够花不？”他当时说够花，现在想想，儿子是不是早就想到了什么？他又想起吴大姐刚搬来那几天，每天笑呵呵的，做的菜咸淡合适，他吃得挺香。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结果这事不知道怎么传到了老周头儿子耳朵里。小区里头就这点不好，闲话跑得比风还快，尤其是胖婶那张嘴，比广播还好使。老周头也就是跟老孙头模棱两可地说了那么一句，不知道经过了几个人的嘴传到周建国那里，就变成了“你爸跟那个老太太为钱的事闹别扭了”。

周建国打电话回来的时候，老周头正在阳台上给君子兰浇水。他接起电话，儿子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语气听着不太对：“爸，你跟我说实话，那个吴阿姨是不是光花你的钱不掏自己的？”

老周头愣了一下，手里的洒水壶停在半空中，水滴答滴答地往下掉，落在君子兰的叶子上又弹到地上。他下意识地往阳台外面看了一眼，好像那个传闲话的人就站在楼下似的：“你听谁说的？”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你就说是不是吧。小区里头都在传，说吴阿姨一个月挣的裁缝钱全自己攒着，家里的开销全是你的退休金在扛。”周建国的声音高了一些，带着一种护短的气势。

老周头沉默了几秒钟，君子兰的土已经湿透了，水从花盆底下的孔里流了出来，在托盘里积了一小摊。他把洒水壶放下，用另一只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大人的事你别掺和，我跟你吴阿姨的事我自己会处理。”

“爸！”周建国急了，“你一个月就那么点退休金，你要是被人算计了——”

“我说了，你别掺和！”老周头的声音也高了起来，把阳台上晾着的一件衬衫震得轻轻晃了一下。他说完就把电话挂了，手机往裤兜里一揣，站在阳台上呼哧呼哧喘气。

可他低估了儿子的行动力。

第二天下午，老周头正在小区门口跟修鞋的老陈聊天，手机又响了。这回不是他的，是吴大姐打给他的，声音很平静，但老周头听得出来那平静底下压着东西：“老周，你儿子刚才给我打电话了。”

老周头心里头咯噔一下，像是踩到了一颗松动的台阶，整个人的重心都晃了一下。

原来周建国给吴大姐打了电话。话说得还算客气，毕竟是读过书上过班的人，基本的体面还是有的，但意思非常清楚，一点都不含糊：“吴阿姨，我爸那个人老实了一辈子，不太会跟人计较，他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您跟他搭伙过日子我们做子女的没意见，但钱的事得说清楚，别让我爸吃了哑巴亏。他那个退休金是他一辈子的血汗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吴大姐接电话的时候正在阳台上改一件西装。那是一件深灰色的毛料西装，是附近小区一个退休老师拿来改的，说是袖口磨破了要换个衬里。她一只手拿着针，一只手扶着衣服，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听完了周建国的话。听完以后手顿了一下，针尖扎进了左手食指的指头肚里，一颗血珠冒了出来，在指尖上颤颤巍巍地鼓着，鲜红鲜红的。

她没吭声，把手指放进嘴里吮了吮，血的味道铁锈一样在舌尖上化开。然后她把针线放下，用右手拿起手机，说了句“建国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声音平平稳稳的，听不出任何的怨气和情绪。说完就把电话挂了，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裁缝台上。

她坐在缝纫机前面，看着自己手指上那个针眼，愣了好一会儿神。指尖上的血已经止住了，只留下一个比米粒还小的红点。她拿起那件西装继续缝，但缝了两针又停下来，因为她发现自己把袖子缝歪了，得拆了重来。

那天晚上吃饭，吴大姐一句话没说。她把饭菜端上桌，自己盛了碗饭，低头默默地吃，吃完就回自己屋了。老周头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里放的是新闻联播，主持人正在播报全国两会的最新消息——“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六十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二点九亿，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一”——但老周头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的目光虽然在电视屏幕上，但余光一直往吴大姐那扇关着的门上瞟。

茶几上放着吴大姐给他倒的一杯茶，茶已经凉了，一点热气都不冒了，上面飘着一层薄薄的油光。他端起来喝了一口，又苦又涩，又放下了。

第四章

老周头心里清楚，儿子这通电话肯定把吴大姐得罪得不轻。将心比心，换了谁被人这么一通电话打过来，心里头也不会舒服。那话虽然说得客气，但骨子里头的意思谁都听得懂——你不就是图我爸那点退休金吗？

可他转念一想，又觉得自己在这件事里头没什么大错。说来说去，他也没跟吴大姐掰扯过钱的事，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当面跟她计较过一分一毫。是儿子自作主张打的电话，又不是他指使的，怪不到他头上。他甚至觉得自己也有点冤——明明是儿子闯的祸，结果他得跟着吃挂落。

这就是老周头的一个毛病，说好听点叫老实，说难听点就是遇到事情先想着把自己摘出去，不太愿意直面问题。他老伴在世的时候就说他，“周大福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遇到事跟个缩头乌龟似的，能躲就躲”。他当时嘿嘿一笑说“我这叫明哲保身”，把老伴给气笑了。

可吴大姐不这么想。在她看来，这事没那么多弯弯绕。你儿子怀疑我算计你，那肯定是你跟他说的，你们父子俩在背后嘀咕过我。不然他怎么知道的？他又不在这个小区住。

她没把这些话说出来，但她心里头就是这么想的。

从那天起，吴大姐对老周头的态度就变了。不是吵架那种变，没有摔盆子摔碗，也没有指着鼻子骂人。她就是冷下来了，像是灶台上烧开的水被人关了火，慢慢凉了。以前做饭还会问问老周头想吃啥——“周哥，今天想吃啥菜？”“土豆丝行不行？醋溜的。”现在自己做自己的，到了饭点就进厨房，做好端上来，老周头爱吃不吃，她不多问一句。

裁缝台上的活儿越来越多。以前她下午五点以后基本就不接活了，现在从天亮干到天黑，有时候老周头半夜起来上厕所，还能看见阳台上的灯亮着，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在夜里听起来格外清晰，像是在用这种方式消化什么东西，或者说逃避什么东西。老周头站在卫生间门口，隔着半开的门看见阳台上吴大姐弯着腰熨衣服的背影，蒸汽从熨斗底下升起来，模糊了她的轮廓。

老周头试着缓和。他这人笨嘴拙舌的，不太会说什么好听的话，但他会做。有一回他在楼下水果店买了斤橘子，那橘子是刚从批发市场拉回来的，皮薄汁多，他尝了一瓣觉得甜，就挑了最大最好的几个，装在塑料袋里拎上了楼。他把橘子剥好了皮，白筋都撕得干干净净，一瓣一瓣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小瓷碗里头，端到阳台上放在吴大姐裁缝台旁边，说了句“你尝尝，挺甜的”。

吴大姐手里头的针线活一刻没停，脚踏在缝纫机踏板上，哒哒哒，哒哒哒。她看了一眼那碗橘子，又看了一眼老周头，说了声“放那吧”，然后又低下头接着踩缝纫机了。那语气跟接一个快递包裹差不多——知道了，放那儿，没你的事了。

老周头站在阳台门口，站了足足有半分钟。他看着她低头做活的样子，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那些白头发在光线里亮晶晶的。他想再说点什么，但搜肠刮肚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最后他讪讪地转身回了客厅，坐到沙发上，拿起遥控器把电视打开又关上，又打开。

那碗橘子在裁缝台上放了一下午，吴大姐一瓣也没动。到了傍晚收工的时候，橘子瓣上的水分已经蒸发了不少，表面干巴巴的，颜色也从橘黄变成了深橙色。老周头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把碗拿走了，自己站在厨房里，把那碗干了的橘子一瓣一瓣地吃了。橘子的甜味还在，但已经没那么水灵了，嚼起来有点韧，像是嚼一块放久了的软糖。

这事还没完，紧接着又出了另一档子事。老话讲“屋漏偏逢连夜雨”，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吴大姐的闺女陈婷突然带着孩子回来了。那天傍晚老周头遛弯回来，一开门就听见屋里头有小孩的笑闹声，他一愣，换鞋的手停在半空中，然后就看见客厅沙发上坐着个年轻的妇人，怀里抱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正是上次吃饭时候见过的陈婷和她儿子小宇。

吴大姐从厨房里探出头来，脸上的表情有点复杂——一半是见到闺女的欢喜，一半是某种说不清楚的歉意。她跟老周头解释：“婷婷跟她老公吵了一架，心里不痛快，回来住几天。”说这话的时候她手里攥着条擦手的毛巾，把那毛巾拧来拧去的。

老周头能说什么呢？人家闺女回娘家，天经地义的事。虽然这不是她真正的娘家——这房子是他老周头的——但人家妈住在这里，这里就是她的娘家。他赶紧换上笑脸，说了句“行行行，住着吧住着吧”，还特意换了鞋又下楼去菜市场买了条鱼，挑了条最大的鲈鱼，说是给陈婷和孩子接风。

可住了三天以后老周头就笑不出来了。

那孩子小宇今年五岁，正是狗都嫌的年纪。精力旺盛得像一颗小炮弹，从早炸到晚，满屋子跑，从客厅跑到卧室，从卧室冲到阳台，鞋都不脱就跳到沙发上，把老周头看电视时候垫腰的那个靠枕扔到地上当马骑。老周头的家不大，两居室加起来也就六十多平米，哪经得起这么折腾。客厅本来就不宽敞，现在茶几被推到了墙角，腾出一块空地给孩子跑。沙发上的垫子东倒西歪，电视柜下面的抽屉被拉开了一半，里头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

更让老周头心疼的是他那盆君子兰。

那天下午小宇在阳台上玩，看见花盆里的土觉得好玩，伸手去抓。那花盆在阳台栏杆上放了六年多了，是老周头老伴在世的时候养的，从他老伴生病到去世，这盆花一直陪着他。每年冬天开一次花，橘红色的花朵簇成一团，像一把撑开的小伞，老周头觉得那就是老伴在天上跟他打招呼。他平时浇水施肥都格外精心，花盆擦得干干净净，连一片黄叶子都舍不得揪掉。

结果小宇的手一伸一扒拉，花盆从栏杆上翻了下来，哐当一声砸在阳台地面上，泥土溅了一地，花盆裂了一道口子，君子兰的根都露出来了。那声音像是什么东西碎了，老周头在客厅里听见了，心猛地揪了一下。

陈婷正坐在沙发上刷手机，听见响声抬头往阳台上看了一眼，嘴上说了句“小宇你小心点，别乱动东西”，语气轻飘飘的，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然后她又低下头接着看手机了，手指头在屏幕上滑动着，嘴角还带着一丝看短视频的笑意。

她甚至没有站起来。老周头站在客厅中间，看看阳台上那盆摔裂了的花盆和满地的泥土，又看看沙发上无动于衷的陈婷，心里头像被人攥了一把。他走过去蹲在阳台上，两只手颤颤巍巍地把君子兰从土里捧起来，根须上还带着湿乎乎的泥土，黏在他的手掌上。花本身没受什么大伤，就是花盆裂了，他心里头稍微松了口气，但那道裂缝像是也裂在了他身上什么地方。

吴大姐听见动静赶紧从厨房出来了，蹲下来帮老周头收拾散落的泥土。她手脚麻利，拿了个塑料袋把土装起来，又用扫帚把阳台扫干净，从头到尾一句话没说。但她也没说她外孙一句不是，她张不开这个嘴。

老周头看着吴大姐蹲在地上扫土的样子，心里头那口气堵在嗓子眼里，上不去也下不来。他想说“你能不能管管你外孙”，又想说“那是我老伴留下的花盆”，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把君子兰暂时移到了一个旧塑料盆里，放在自己卧室的窗台上。

晚上睡觉也成了问题。两居室的房子，老周头一间，吴大姐一间，现在陈婷带着孩子来了，孩子跟着妈妈睡吴大姐那屋，吴大姐就只能睡客厅沙发。老周头半夜起来上厕所——他这个年纪前列腺不太好，一晚上总得起个一两次——得从客厅沙发旁边走过去。两个人在黑暗中对上眼了，都尴尬得很。吴大姐躺在沙发上，裹着条薄毯子，老周头趿拉着拖鞋从旁边经过，两个人都不说话，空气里头像是凝固了一样。

他憋了两天，后来干脆睡前少喝水，吃完晚饭以后就再也不敢喝水了，省得起夜。但这也不是个办法，他本来就有点血稠，医生说要多喝水，现在倒好，为了不尴尬把自己渴着。第二天早上起来嘴里头又干又苦，舌头像是贴在上颚上了一样，连唾沫都快干了。

住到第五天的时候，陈婷不但没有要走的意思，反而开始把这里当自己家了。

她洗了衣服晾在阳台上，大人的孩子的，内衣外衣花花绿绿地挂了一排，把吴大姐的裁缝台挤得只剩一个角。晾衣架不够用，她把老周头晾毛巾的架子也占了，老周头的毛巾被她挪到了卫生间门后的挂钩上。裁缝台上的布料被滴下来的水浸湿了一块，吴大姐赶紧把布料挪开，但还是留下了一圈水渍。

孩子要吃零食，陈婷就从老周头放茶叶的柜子里翻出一盒饼干——那是周小娟过年回来的时候带的，老周头一直没舍得吃——拆开了吃得满茶几都是碎渣子，吃完以后盒子随便往茶几底下一塞，连茶几上的碎渣也没擦。老周头后来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才发现那个空盒子，里头还残留着几片碎饼干，已经受潮发软了。

有一回老周头午睡起来，从卧室走到客厅，看见的画面让他站在原地愣了好几秒钟。电视开着，声音放得很大，是个什么动画片，画面里头一个猪头人身的卡通角色在追另一个卡通角色，配乐吵得人头疼。陈婷躺在沙发上，脚搭在茶几上，手里举着手机在看，她连拖鞋都没穿，光着脚踩在老周头那块用了十几年的地毯上。小宇坐在地上吃西瓜，西瓜汁顺着下巴滴下来，滴到了地毯上，洇出一小块深色的印子。老周头认得出那是他女儿小时候也喜欢趴在上面看电视的那块地毯，是他老伴在百货商场打折时候买的，用了快二十年了，虽然旧了，但他每次看到都能想起一家四口挤在客厅里的日子。

他当时的脸色肯定不好看。陈婷抬头看见了他，把手里的手机放下来，说了句“周叔你醒了”，语气平淡得像是两个人在公交车上碰见了打个招呼，一点歉意都没有。

老周头没说啥，嘴角扯了一下算是回应，然后自己去厨房拿抹布，蹲在地上擦那块西瓜汁的印子。他蹲下去的时候膝盖咔嚓响了一声，疼得他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咬着牙没吭声，用抹布蘸了点洗洁精，一点一点地蹭那块印子。红色淡了一些，但没有完全消失，留下了一块浅粉色的痕迹，像是个褪了色的印记。

吴大姐从阳台上进来，看见了。她什么也没说，走过来蹲下，从老周头手里接过抹布替他擦了。她的手使劲在地毯上来回蹭，动作幅度很大，像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一种说不出口的歉意。老周头看着她弯着腰的背影，头发从耳朵后面散下来几缕，遮住了半边脸，他心里头乱成了一锅粥。

那天晚上，老周头一个人下楼走了很远。他跟吴大姐说了句“我出去转转”，就换鞋出了门。沿着小区外面的马路一直走，经过了菜市场——已经关门了，卷帘门拉下来，铁皮上贴满了小广告——经过了水果店——老板正在往店里搬货，一筐一筐的苹果往里头抬——经过了一个公交站台——等车的人低头看手机，没人注意到一个慢悠悠走路的老头。

他一直走到河边。那条河是穿城而过的一条小河，名字叫玉带河，说是河其实也就比水沟宽一点，两边修了水泥堤岸，堤岸上种了一排柳树。河水在晚上的灯光下泛着细碎的波光，对面是新盖的高层小区，一栋栋楼灯火通明，像是一座座发光的积木。

他在河堤上找了个石凳坐下来，从兜里掏出烟来抽。一根，两根，三根。第一根烟抽得很快，几口就到了烟屁股，烟头落在地上，橘红色的火星在夜色里闪了一下就灭了。第二根烟他抽得慢了些，看着河面上飘过的垃圾——一个塑料袋、半截树枝、一个被捏扁的易拉罐——顺着水流慢慢地往下游漂。第三根烟抽到一半，他夹着烟的手垂在膝盖上，眼睛看着河对面那些亮着灯的窗户发呆。

每一扇亮着的窗户后面都是一个家。有的是年轻小夫妻，刚刚下班回家，正在厨房里忙活晚饭；有的是带着孩子的三口之家，孩子趴在桌上写作业，妈妈在旁边看着；有的是跟他差不多年纪的老人，也许正跟老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茶几上放着两杯茶。那些窗户里头有声音、有温度、有人气，而他坐在河对岸，隔着一条黑乎乎的河水，像是被什么东西隔在了外面。

他想起自己这套房子，当年单位分下来的时候多高兴。那是一九九几年的事了，他记得那天拿到钥匙的时候手都是抖的，回家以后跟老伴两个人翻来覆去地看那把钥匙，小的，黄铜的，拴在一个红色的塑料牌牌上。两个人在那套新房里头转了好几圈，每一间屋子都看不够，他站在阳台上说“以后咱们在这儿晒太阳”，老伴在厨房里比划着说“这面墙打一排柜子正好”。那是他这辈子为数不多的几个特别高兴的日子之一。

现在倒好，自己成了个多余的人。在自己的房子里，在自己的客厅里，在自己的地毯上，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挤到角落里的影子。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自己都觉得有点悲哀。六十七了，活了大半辈子，到头来在自己的家里都不自在。

他想给儿子打电话，手机掏出来了，在通讯录里找到“建国”两个字，大拇指悬在拨号键上，悬了好几秒钟，又放回去了。上次儿子打完那通电话以后，事情就闹成这样。他要是再跟儿子说这些，说陈婷带着孩子住在家里不走，儿子的反应不用想都知道，肯定又是一通电话打过来，到时候局面只会更难收拾。而且说实话，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儿子，爸被一个小孩子闹得受不了”？这话说出来他自己都觉得丢人。

他把手机揣回兜里，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河面上的风大了一些，吹得柳条沙沙响，有几根细长的柳枝垂到了水面上，像是一排绿色的流苏在水里头摆动。对岸的灯光在水里的倒影被风吹碎了，碎成一片一片的金色碎片，晃晃悠悠的。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他用钥匙开门，尽量放轻了声音，怕吵醒别人。客厅里的灯关了，只剩厨房的灯还亮着，是吴大姐给他留的。陈婷已经带孩子睡了，吴大姐躺在沙发上，听见开门声坐起来，借着厨房透进来的昏暗光线看着他。她身上裹着那条薄毯子，头发散开着，肩膀瘦削得能看见骨头的轮廓。

“你去哪了？这么晚才回来。”吴大姐的声音压得很低，怕吵醒孩子，但语气里头带着一股压着的劲儿，说不清是担心还是别的什么。

“出去走走，河边吹吹风。”老周头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钥匙，钥匙串上挂着一个小电筒，是他女儿给他买的，说是晚上开门的时候照着锁孔用的。

“老周，”吴大姐顿了一下，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表情，但能听出她声音里头有些犹豫，像是有什么话在喉咙里滚了好几圈才滚出来，“你要是觉得不方便，我明天让婷婷回去。”

老周头站在门口，钥匙攥在手心里，硌得手掌生疼。客厅里的钟嘀嗒嘀嗒地走着，那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他脑子里飞速转着——让走？不让走？让走的话，他在吴大姐面前怎么抬头？不让走的话，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他没回答。换好了鞋，把钥匙放在鞋柜上，走过沙发边上的时候闻到吴大姐身上的味道，是缝纫机油和肥皂混在一起的味道，淡淡的，说不上好闻，但很踏实。他低低地说了句“早点睡吧”，就进了自己屋，把门关上了。

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床头的闹钟指针一格一格地跳，秒针走一圈就发出一声轻微的咔嚓。他能听见客厅里吴大姐在沙发上翻身的声音，弹簧咯吱咯吱地响，每一声都像是在他耳朵边上敲一下。他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那盏吊灯——是他老伴选的，一个乳白色的玻璃罩，里头落了一层灰，好几年没擦过了。

他想起老伴在世的时候。那时候两个人也会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拌嘴，他嫌老伴买的菜不新鲜，老伴嫌他抽烟把烟灰弹得到处都是。吵完了，谁也不理谁，背对背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老伴照样给他下一碗面条，卧一个溏心蛋，蛋黄的溏心流在面汤里，把汤染成了金黄色。他也照样去菜市场买她爱吃的豆腐脑，加一勺辣椒油，多放香菜。他们之间的疙瘩，从来不会超过一夜。因为他们是夫妻，是过了大半辈子的人，是彼此骨头连着筋的人。

可现在不一样。他跟吴大姐之间，总隔着一层什么东西。一层薄薄的、透明的，但真实存在的东西。像是秋衣扎进秋裤里头的那层布，看起来是贴在一起的，但你知道中间还有一层。谁都不敢先捅破，谁也不愿意先低头。都在等着对方先迈出那一步，都在等着对方先把手伸过来。

老周头在黑暗里头叹了口气，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上有一股淡淡的洗衣粉味道，是吴大姐洗的。

第五章

陈婷走的那天，天气阴沉沉的，从早上起来天色就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随时要往下掉雨点子。老周头站在阳台上看了一眼天，觉得这天气闷得人喘不上气，浑身上下都不舒坦。

不是老周头撵的，是吴大姐自己跟闺女说的。

头天晚上，吴大姐趁老周头出门遛弯的时候，把陈婷叫到厨房里，关上了门。厨房不大，两个人站在灶台旁边，一个靠着水池子，一个靠着冰箱，中间隔着不到一臂的距离。吴大姐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语气是硬的：“婷婷，你明天回去吧。”

陈婷当时正在吃一根香蕉，闻言一愣，香蕉举在半空中：“妈，你怎么——”

“你住了一个礼拜了，该回去了。”吴大姐打断了她，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剪刀铰过一样，干净利落，没有商量的余地，“你跟你老公的事，回去好好谈。躲在这里不是个办法。”

“是不是周叔说什么了？”陈婷的脸色变了，把那根没吃完的香蕉往水池边上一搁，“是不是他嫌我碍眼了？”

“你周叔什么都没说。”吴大姐靠在灶台边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这是一个防御的姿态，也是一个不愿意多说的姿态，“是我自己觉得不合适。这是人家的家，咱们不能老这么住着。”

“人家的家？”陈婷的声音拔高了半寸，又赶紧压下去，怕老周头突然回来，“妈，你不是也住在这里吗？你不是这个家的人吗？”

吴大姐被她这句话噎了一下。她沉默了好几秒钟，厨房里只听见冰箱压缩机嗡嗡的声音。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上全是针眼和茧子，指关节因为长年累月做针线活变得粗大突出：“所以我才不能让人家难做。你明白不？”

陈婷没再说话了。她盯着她妈看了好一会儿，像是要从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看出什么来。最后她把手里的香蕉皮往垃圾桶里一摔，转身拉开厨房门出去了，连一句话也没再多说。

第二天一早陈婷就开始收拾东西。她把阳台上晾的衣服一股脑拽下来，也不叠，团成一团塞进了行李袋里。小宇哭闹着不肯走，抱着沙发腿不撒手，陈婷在他屁股上拍了两巴掌，小家伙哇哇大哭，哭得撕心裂肺的，整个楼道都能听见。吴大姐在旁边站着，嘴唇抿得紧紧的，脸色白得不太正常。她想去哄外孙，但脚像是钉在了地上一样，一步都没动。老周头站在自己卧室门口，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最后悄悄地退回房间里去了。

陈婷抱着孩子出门的时候，连个招呼都没跟老周头打。她一手拎着行李袋一手拽着哭哭啼啼的孩子，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吴大姐一眼，那个眼神里头的情绪复杂得很——有委屈，有愤怒，有失望，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怨气。然后她头也不回地下了楼，高跟鞋踩在楼梯上噔噔噔地响，一下比一下远。小宇的哭声从楼道里传上来，越来越小，最后被单元门的关门声切断了。

老周头坐在阳台上假装看报纸。那报纸是三天前的，他早就看过一遍了，现在不过是用来挡脸的。他的目光根本没在报纸上，透过报纸上沿的缝隙，他看见陈婷抱着孩子出了单元门，在楼下站了一会儿。她抬头往楼上看了几眼，那个方向正好是老周头家的阳台。老周头赶紧低下头，把报纸往上举了举。等他再抬头的时候，陈婷已经头也不回地走了，身影消失在小区的拐角处。

人走了，屋里的气氛反而更僵了。

吴大姐连着好几天没怎么说话。她不是那种会摔摔打打、给脸色的人，她只是安静了下来。以前她虽然话也不多，但至少跟老周头之间有那种基本的生活交流——“饭好了”“我出去买菜了”“洗衣机的衣服你晾一下”。现在连这些都没有了，她像是把自己罩在了一个透明的玻璃罩子里，看得见摸不着。

裁缝台上的活堆了一大堆，她从早上天刚亮干到晚上天全黑，中午也不休息，饭做好了端到裁缝台边上扒拉几口又接着干。她接了附近一家小服装厂的零活，批量改一批工装，一件才三块钱，一百件三百块。那批工装是深蓝色的，料子又厚又硬，改起来费眼睛也费手。她改完一件就叠好放在旁边，摞成整整齐齐的一摞，像是工厂流水线上出来的。老周头看在眼里，知道她这是在用干活麻痹自己。人难受的时候，手里头有点事做，总比干坐着强。

他想起自己老伴去世那年，他也是这样，把家里能修的东西全修了一遍，修不好的也拆开来看，实在没事干了就去阳台擦窗户，一块玻璃擦到能当镜子照。人就是这样，心里头难受的时候，身体就得动起来，不能让脑子闲下来，一闲下来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就全都涌上来了。

转折发生在那个周末。

老周头一大早就醒了，天刚蒙蒙亮，窗外有鸟叫声，叽叽喳喳的，是小区花坛里那几棵香樟树上住的一窝麻雀。他在床上赖了一会儿，六点半才爬起来，趿拉着拖鞋出了卧室。

走到客厅的时候，他听见阳台上有什么动静。不是缝纫机的声音，是更轻的、更细碎的声音。他好奇地走过去，站在阳台门口，看见吴大姐蹲在地上，手里拿着他那盆君子兰。

花盆上那道裂口被吴大姐用一种专门粘瓷器的胶水补好了。那胶水叫“陶瓷专用胶”，是她专门跑到五金店买的，一小管就要十五块钱。她挤胶水的时候很小心，一点一点地往裂缝里头灌，多余的胶水用抹布擦干净，不让它在花盆表面留下痕迹。虽然还能看出痕迹——一条浅浅的、蜿蜒的线，像是一道愈合了的伤疤——但已经不会再往下掉土了。吴大姐还找了一根细铁丝，在花盆外面箍了一圈，拧得紧紧的，加固得挺结实。铁丝的两端被她用钳子绞得整整齐齐，弯成两个小小的圈扣在花盆后面，不仔细看都注意不到。

老周头站在阳台门口，看了一好会儿。阳光从东边的窗户照进来，正好落在吴大姐的背上，她的头发在逆光里变成了一圈银灰色的光晕。她蹲在地上，膝盖撑着两只胳膊，手在花盆上忙活着，动作又轻又慢，像是在照顾一个生病的孩子。

他的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发现自己的声音卡在嗓子里出不来。那一刻他想起很多事情来——想起这盆君子兰刚买回来的时候才巴掌大，老伴把它放在阳台上说“这花好养活，一年开一次，比人还守时”；想起老伴生病的时候，这盆花开得格外旺，橘红色的花开了一整个冬天，老伴坐在床上隔着窗户看它，说“你看，花开得这么好，我肯定没事”；想起老伴走后，这盆花每年照样开，他也习惯了在花开的时候对着它说几句话，像是跟老伴说话一样。

“这花养得挺好的，”吴大姐头也没回，她不知道老周头就站在身后，以为他在客厅里。她像是在自言自语，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惊醒了什么东西，“裂了个缝没事，补补还能接着养。你看，结实着呢。”她用手指弹了弹花盆，发出清脆的声响。

老周头深吸了一口气，把眼眶里那股热热的东西使劲压了回去。他把油条放在饭桌上——他刚才下楼买了油条豆浆——然后走到阳台上，在吴大姐身边蹲了下来。他蹲下去的时候膝盖咔吧响了一声，但他没在意。

他伸手摸了摸那个花盆。胶水已经干了，摸起来有点扎手，那道裂缝像一条细细的疤痕，但确实结实了。君子兰重新被种回了花盆里，泥土是新鲜的，浇过了水，叶片上还挂着水珠，在晨光里亮晶晶的。

“谢谢你。”老周头说。这两个字他以前也说过，比如吴大姐给他泡茶的时候，比如吴大姐帮他洗碗的时候，但这一次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分量完全不一样。不是客套，是真的从心底里涌上来的感激。

吴大姐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她的膝盖上沾着灰，手上还有胶水的痕迹，指缝里嵌着泥土。她把抹布放在裁缝台上，说了句“谢啥，一个花盆的事”，然后就回厨房去了。她从老周头身边走过去的时候，肩膀几乎擦到了他的胳膊，但没有停留，脚步很快，像是怕被老周头看到什么似的。

老周头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又响了一下，他扶着阳台的窗框稳了稳身体。他把那盆君子兰重新放回了阳台栏杆上的老位置，调整了好几次角度，直到它端端正正地立在阳光里。然后他看见裁缝台上有一张小票——是五金店的小票，上面写着“陶瓷专用胶，十五元”。

他把小票折好，收进了自己的口袋里。不为什么，就是想留着。

那天中午，吴大姐做了红烧排骨。老周头遛弯回来，一进门就闻到了那股熟悉的香味——八角、桂皮、老抽、冰糖，还有排骨在油锅里煎过以后特有的焦香。那味道从厨房里飘出来，灌满了整个屋子，连走廊里都闻得到。

吴大姐把排骨端上桌的时候，老周头注意到排骨的分量比以前多了不少，满满一大盘，至少是两顿的量。每一块排骨都裹着油亮的酱汁，浓油赤酱的，上面还撒了一把白芝麻。他夹了一块放进嘴里，肉质酥烂，一咬就从骨头上脱下来，酱汁的味道浓郁又不会太咸，带着一点点冰糖的甜味。

他吃了两碗饭。吃完以后还拿馒头把盘子底的汤汁蘸干净吃了，一点没剩。吴大姐看着他吃，自己没怎么动那盘排骨，光夹旁边的青菜吃。老周头注意到了，但他没说什么，只是把最后一块排骨夹起来放在她碗里。

吃完饭以后老周头主动去洗碗。他把碗筷收进厨房，戴上那双黄色的橡胶手套，拧开水龙头，一个一个地洗。他洗得很认真，碗碟的每一面都刷到，筷子一根一根地搓，洗完还用清水冲两遍。吴大姐没拦他，自己坐到了阳台上接着改那批工装。缝纫机的声音哒哒哒地响起来，老周头在厨房里听着，觉得这声音比前些日子顺耳多了。不是噪音了，是伴奏。

他洗完碗，把灶台也擦了一遍，抽油烟机的外壳也顺手抹了。然后他烧了一壶水，泡了两杯茶，一杯茉莉花茶给自己，一杯红茶给吴大姐——他注意到她喜欢喝红茶，是有一回她在铺子里跟客人聊天的时候说的，他当时没在意，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记住了。

他把那杯红茶端到阳台上，放在裁缝台边上，挨着那个被她粘好的花盆。热气从杯口袅袅升起，茶汤的颜色在阳光里透出一种好看的琥珀色。吴大姐抬头看了他一眼，说了句“放着吧”，但语气跟上次说“放那吧”完全不一样了。这次多了一点温度，像冬天里捂手的热水袋，不烫，但暖。

老周头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端起自己那杯茉莉花茶喝了一口。茶有点烫，但他没吹，一口一口地慢慢喝。窗外的天已经转晴了，早晨的阴云散了，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楼下的梧桐树叶子被阳光照得绿油油的，微风一吹，叶片翻过来露出背面浅绿色的绒毛。

日子就这么别别扭扭地往前走。有些东西破了，补上了，虽然还能看见痕迹，但至少不漏了。就像是那盆君子兰，裂缝还在，但花还活着，根还扎在土里，再过几个月到了花期，照样会开出橘红色的花来。

可老周头心里清楚，这只是一个开始。花盆的事，说到底是小事。一管十五块钱的胶水就能补上。但有些裂缝不是胶水能补的，比如两个家庭之间那些看不见的隔阂，比如子女心里头那些根深蒂固的戒备。那才是真正难修的东西。

阳台上缝纫机还在响，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老周头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照在他身上，暖洋洋的。他的呼吸慢慢变得均匀起来，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吴大姐中途出来倒水喝，看见他在沙发上歪着头打盹，嘴微微张着，手里还端着那杯没喝完的茶。她脚步放轻了，从卧室拿了条毯子给他搭在腿上，然后又轻手轻脚地回了阳台。

老周头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身上多了条毯子，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轻很浅，嘴角只是往上翘了一点点，但那是这么多天以来他第一次真心实意地笑了。他把毯子叠好放在沙发扶手上，端起凉了的茶喝了一口。凉了的茉莉花茶有点苦，但他觉得还挺好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