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近日一份为伊朗总统府准备的机密报告，正让华盛顿及其盟友重新面对一个重要问题：在公众愤怒情绪高涨、支持体制性变革的背景下，是否应重新评估伊斯兰共和国比外界此前认为的更容易发生政权更迭。
合并来看，近四分之三受访者支持深层结构改革或以新体制取代现有制度。这一结果可能强化一种判断：伊朗的政治危机，已不只是对个别领导人或具体政策的不满。
捍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米亚德·马莱基对福克斯新闻数字频道表示，这份报告应促使外界重新评估伊朗内部发生政治动荡的可能性。
马莱基说：“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这项研究仍低估了伊朗人的愤怒深度。它真正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即便是一份为政权自己的总统、由其自己的民调机构准备的调查，记录到的愤怒水平也超过63%。这远高于盖洛普在全球任何地方记录过的最高水平。
81%的人难以维持基本温饱，多数人表达了绝望情绪。不过，马莱基也提醒，在高度集中的治理环境之下进行的民调，不能被视为精确数据，因为受访者可能担心表达反对意见的后果。
他说：“在一个说错话就可能失去工作、自由甚至生命的高压环境里，受访者会自我审查。因此，这些结果更适合被视为下限，而不是上限。”
“伊朗连线”获得的材料中，并未包含完整的调查方法。报道称，报告没有说明受访者如何抽取、调查对象是谁，也没有说明样本是否反映伊朗的地理分布和人口结构。
因此，这些结果无法被独立核实，也不能被当作对伊朗民意的定论。报告同样无法证明，不满情绪一定会转化为一个足以推翻政府的有组织运动。
尽管如此，报告所呈现的是多重压力同时汇聚的局面。据“伊朗连线”报道，大约64%的受访者表示长期处于愤怒状态，较2025年12月上一轮政府调查上升约12个百分点。半数受访者表示感到绝望，约48%表示悲伤或抑郁，约45%表示长期恐惧或焦虑。
经济困境显然也是公众愤怒的重要来源。“伊朗连线”称，超过81%的受访者在获得足够食物方面面临严重或部分困难，75%难以承担医疗开支。54%的受访者表示收入不足以覆盖当前家庭支出，只有8%的受访者称收入足以储蓄。
在经济问题归因上，受访者更常将责任指向国内治理，而非国际压力。46.9%的受访者认为伊朗经济问题源于政府低效，26.3%归咎于腐败，20.7%提到外国制裁。
不过，据称这份报告提出的建议，重点仍是如何管控不满，而不是回应对体制性变革的诉求。拉比埃建议，国家机构应更好解释制裁的影响，缓和官员和宗教平台的言辞，通过国家电视台展现更具包容性的形象，并避免采取使政府与社会直接对立的政策。
“伊朗连线”随后发表的分析认为，这些建议主要把伊朗的危机视为传播和公众观感问题。据该媒体称，报告几乎没有提出涉及制度问责、政治自由化或根本性经济改革的具体方案。
马莱基表示，这些发现与伊朗持续扩大的动荡规模相吻合。他提到，示威活动已从2017年蔓延至80多个城市，扩大到今年覆盖全部31个省份的200多个城市；罢工规模也如他所说增加了4倍。
马莱基说：“伊朗人已经从怀疑另一场革命会带来什么，转向认定除了革命别无选择，因为改革已被证明不可能实现。不过，这份报告并未解决政权更迭面临的一个最大障碍：伊斯兰共和国数十年来一直在建立各种机构，用于监控、威慑并以强力手段遏制有组织的反对力量。阻止并粉碎下一场革命，是他们真正擅长的一件事。”
即便如此，他仍表示，进一步的动荡不可避免。马莱基说：“因此，不满终将转化为新一轮抗议。问题不在于会不会发生，而在于何时发生，以及当那一刻到来时，是否有人准备好与伊朗人民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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