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治疗癌症最有名的十位医生，排名可不分先后

如果不幸得了癌症，去哪个城市、找哪个医生，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基本是首要的选择，尤其是上海，因为上海在癌症诊疗这块有着特殊的地位——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连续多年蝉联全国肿瘤专科声誉排行榜前列，一批又一批患者从全国各地涌向这里。那么该奔向哪个医院哪个医生呢？下面着重介绍一下在上海治疗癌症十分优秀的医生

一，邵志敏——三阴性乳腺癌的“破局者”

先说乳腺癌。在所有乳腺癌里，三阴性乳腺癌是最难缠的那种——恶性程度高、复发快、缺乏有效靶点，以前医生拿它没什么好办法。

邵志敏教授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干了几十年乳腺外科，他做的事情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极难：他把三阴性乳腺癌这个“大类”，通过基因分析分成了四个不同的亚型。这叫“复旦分型”。分型之后，每个亚型用什么药、怎么治，就有了明确方向。

有了这套分型方法，难治型三阴性乳腺癌的治疗总体有效率从不足10%提升到了将近30%。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背后是实实在在的人命。

邵志敏说过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手术水平固然重要，但外科手术的获益是有“天花板”的，只有不断突破治疗的局限，患者才有更多希望。所以他的团队一边做手术一边做研究，把临床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带回实验室，研究出结果再拿回临床用。这种“临床-基础-临床”的闭环，才是真正能推动进步的东西。他在这个领域深耕几十年，带出来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大肿瘤中心，很多人已经成为当地乳腺外科的骨干力量。

二，陈海泉——肺癌微创的“减法大师”

肺癌手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追求的是“切干净”。淋巴结清扫得越彻底，理论上复发风险越低。但陈海泉教授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外科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想法——能不能少切一点？

他提出了“微创3.0”的理念。什么意思呢？以前说的微创，指的是切口小、创伤小。但陈海泉认为，真正的微创不只是切口的事，还要考虑对患者整体免疫系统的保护。

淋巴结是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屏障，传统手术把淋巴结扫得一干二净，这样患者的免疫力会受到很大影响。陈海泉团队研究出了一套判断标准，能在手术中精准判断哪些淋巴结需要清扫、哪些可以保留。这套方法叫“选择性淋巴结清扫”，被国际权威期刊评价为肺癌外科领域的“里程碑式进步”。

少切一点，反而让患者活得更好、更久——这就是他的“减法哲学”。他的这套理念如今已经写进了多个国家的肺癌诊疗指南，成为胸外科界普遍认可的操作规范。从传统的大范围清扫到精准的选择性清扫，陈海泉推动的这场观念转变，影响的不只是上海，而是整个胸外科领域的手术思路。

三，倪泉兴——胰腺癌战场上的“老黄忠

胰腺癌号称“癌中之王”，发现晚、发展快、治疗难。

倪泉兴教授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胰腺外科专家。上世纪60年代，全国能做胰头癌切除手术的医院屈指可数，上海一家顶尖医院整个60年代只做了3例。倪泉兴从那个年代一路走来，从医50多年，在胰腺癌领域扎了40多年。

那时候胰腺手术的死亡率非常高，做一台胰头癌根治术要七八个小时，术后并发症一大堆，很多患者下不了手术台。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倪泉兴一台一台地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硬是把胰腺外科这个“硬骨头”啃了下来。

2010年，他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创建了胰腺外科。如今这个科室每年完成的胰腺癌手术量超过2800例，围手术期死亡率从过去的20%降到了不足1%。这个数字的变化，浓缩了倪泉兴一辈子的心血。他培养的团队如今在胰腺癌微创治疗和新辅助化疗等领域都有建树，但他自己依然保持着每天查房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

四，虞先濬——胰腺癌领域的“中生代顶梁”

倪泉兴的学生虞先濬，如今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院长。虞先濬当年实习时遇到的第一个带教老师就是倪泉兴。“倪老师就是踏实专注的榜样，我受倪老师影响很大。”2010年，师徒俩一起在肿瘤医院创立了胰腺外科。如今虞先濬个人每年主刀胰腺肿瘤根治手术400多例，累计做了4000多例高难度胰腺手术。

虞先濬的门诊从不限号。他说胰腺癌的治疗就是跟时间赛跑，延误的每一天都可能意味着不可逆的结局。在他的推动下，肿瘤医院建立了胰腺癌多学科诊疗体系，外科、肿瘤科、放疗科专家一起为一个患者服务。

他还在胰腺癌的转化治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些患者刚发现的时候肿瘤侵犯了重要血管，直接手术切不干净，他就先用化疗或者放化疗把肿瘤缩小，再找手术机会。这套“先转化、再手术”的策略，让很多原本被判了“死刑”的患者重新获得了手术根治的机会。

两代人，同一个科室，死磕同一种癌症——这是中国医学传承最真实的样子。

五，蔡三军——结直肠癌的“规范派掌门”

蔡三军教授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肠外科干了几十年。结直肠癌的治疗，外科手术是核心手段。但蔡三军看得更远——手术能带来的提升空间已经有限了，真正的突破口在综合治疗。

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这些手段怎么组合、什么时候用、用多久，都需要精细化的方案。蔡三军团队推动的结直肠癌多学科诊疗模式，就是要把这些手段拧成一股绳。

他反复强调一个词：规范化治疗。同样的癌症、同样的分期，在不同医院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治疗方案，效果也天差地别。规范化治疗的意义，就是让更多患者享受到同质化的高水平诊疗。

蔡三军特别重视中低位直肠癌的保肛问题。以前很多直肠癌患者手术之后要终身带着造口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蔡三军团队在新辅助放化疗的基础上，结合精准的手术技术，让越来越多的低位直肠癌患者保住了肛门功能。这种功能保留的理念，正在改变整个结直肠癌外科的治疗方向。

六，吴小华——妇科肿瘤的“保生育卫士”

妇科肿瘤有一个特殊的难题——很多患者是年轻女性，还有生育需求。传统的根治性手术往往意味着失去生育能力。

吴小华教授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妇瘤科做了三十多年，一直在攻关宫颈癌保留生育功能的手术。他要做的是在切除肿瘤的同时，保住患者的子宫和卵巢功能。这不是单纯的手术技巧问题，而是对整个治疗理念的重塑——治病是目的，但让患者活得像个人，同样是目的。

宫颈癌保育手术对医生的技术要求极高——切多了伤及子宫功能，切少了又怕复发。吴小华团队经过多年的摸索，形成了一套严格的术前评估体系和手术操作规范，明确了哪些患者适合做保育手术、肿瘤多大可以保、切到哪个范围最安全。这套规范如今已经成为国内宫颈癌保育手术的参考标准。

除了宫颈癌，他在卵巢癌和子宫内膜癌的规范化手术及综合治疗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是国内妇科肿瘤领域公认的权威人物之一。

七，嵇庆海——甲状腺癌的“家族侦探”

嵇庆海教授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头颈外科的主任。2002年，他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家族性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概念。

甲状腺癌是头颈部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大部分人觉得它“温和”、好治。但嵇庆海很早就注意到，有一部分甲状腺癌有家族聚集的倾向——一个家庭里好几个人先后得病。这个发现对于甲状腺癌的早期筛查和预防有重要意义。

他带领团队对家族性甲状腺癌的发病规律和遗传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明确了家族性病例的临床特点和筛查策略。家族里如果有人得了甲状腺癌，其他成员就需要提高警惕、定期做超声检查，早发现早处理的预后非常好。

2011年，他还在全国十五个主要城市直播了甲状腺癌颈清扫手术，推动了这项技术在全国的普及。头颈部解剖结构复杂，神经血管密布，手术风险高，他通过手术直播的形式，把规范化的手术操作流程展示给全国的同道，对基层医院甲状腺外科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

八，叶定伟——泌尿肿瘤的“功能守护者”

叶定伟教授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创建了泌尿外科。他提出了一个很朴素的理念：不仅要让患者活得长，还要活得好。

泌尿系统的手术很特殊——前列腺、膀胱、肾脏这些器官跟排尿功能、性功能直接相关。传统手术切得“干净”了，但患者可能终身带着尿袋、失去正常生活能力。叶定伟团队做的，是在保证肿瘤切除彻底的前提下，最大程度保留这些功能。

借助手术机器人等设备，早期前列腺癌患者的控尿功能恢复率维持在97%以上，早期肾癌保肾手术比例保持在九成以上。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患者术后能正常生活、正常工作。

叶定伟在肾癌和膀胱癌的微创治疗方面也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他把腹腔镜和机器人手术引入泌尿肿瘤领域，推动了整个学科从传统开放手术向微创手术的转型。如今泌尿外科的年手术量在国内名列前茅，而且大多数手术都是微创完成的，患者创伤小、恢复快、住院时间短。

九，王理伟——肿瘤内科的“化疗掌舵人”

前面说的大多是外科医生，但癌症治疗从来不是开刀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王理伟教授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肿瘤科的首席专家。他从医40多年，擅长各种常见及疑难肿瘤的诊治，尤其在胰腺癌等难治性肿瘤的内科治疗方面经验丰富。

胰腺癌的内科治疗非常棘手——有效的药物少、耐药出现快、患者身体底子差，耐受度低。王理伟团队长期从事胰腺癌药物化疗和靶向治疗的临床研究，参与了多项国内外新药的临床试验，在用药时机、剂量调整、联合方案的选择上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他特别强调个体化治疗，同样是胰腺癌，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体能状态、不同的基因突变类型，用药方案差别很大。王理伟会根据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内科治疗策略，争取在有效性和安全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十，刘天舒——消化道肿瘤的“免疫治疗推手”

刘天舒教授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内科主任。他带领的团队在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等消化道肿瘤的内科治疗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化疗、靶向药、免疫药物怎么搭配、什么时候换方案，这些“吃药”的事，有时候比手术还关键。

刘天舒是国内最早一批探索消化道肿瘤免疫治疗的专家之一。免疫治疗是近十年肿瘤治疗领域最大的突破，但免疫药物对哪些患者有效、哪些无效，需要精准的筛选指标。他的团队在食管癌和胃癌的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了免疫治疗在消化道肿瘤领域的精准应用。

他还特别关注晚期患者的维持治疗——一线化疗做完之后病情稳定了，接下来怎么办？是停药观察还是继续用药？用什么药维持？维持多久？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问题，实际上直接关系到患者的总生存期和生活质量。刘天舒在这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治疗体系。

多学科诊疗——上海癌症治疗的最大底牌

说了这么多医生，其实上海癌症治疗最厉害的地方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套机制——多学科诊疗，简称MDT。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是国内最早推行MDT的医院之一。什么叫MDT？简单说，就是外科、内科、放疗科、病理科、影像科的专家坐在一起，为一个患者讨论方案。

以前患者看病是“跑断腿”——挂完外科挂内科，挂完内科挂放疗科，每个医生各说各的，患者自己都懵了。MDT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多个专家一次性把方案定下来，该手术的手术、该化疗的化疗、该放疗的放疗，各科协同推进。

这套机制比任何一个“神医”都管用——因为它靠的是体系，不是个人。

写在最后，上海之所以有这么多优秀的医生。并不是因为这一个人“神”，而是因为一代又一代人把毕生精力投入到某一个癌种上，把一件事做到极致。邵志敏死磕三阴性乳腺癌，陈海泉琢磨肺癌的“减法手术”，倪泉兴和虞先濬师徒两代人和“癌中之王”较劲……

更关键的是，这些人聚在一起，形成了中国最完整的肿瘤诊疗体系——从早筛到手术，从化疗到靶向，从单打独斗到多学科协作。这才是上海癌症治疗真正的底牌。

癌症还在，但治癌的医生就不会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