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七月日记·文明之殇
——“七七事变”前后的历史细节
（张重宪张伯苓研究会副理事长）
【7月19日，武衣库】
1937年7月19日，这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冀察当局发出通牒的最后一天。
早晨，7时30分，宋哲元留张自忠在天津，率其他军政首脑乘专车离津赴平。
8时30分，当专列驶过杨村铁路桥桥面5分钟后，忽有炸弹爆炸。事后经宛平县长王冷斋实地勘查取证，证实为日军特务所为，定时计算失误，宋哲元躲过一劫。
9时30分专列抵北平前门车站时，北平的军政各界首脑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仅新闻记者就有约二百人。
宋哲元下车后径直乘汽车回武衣库私邸，委北平市警察局局长陈继淹出面招待军政要人和新闻记者，并代致歉忱。陈继淹当众表示，宋委员长令本人转达诸君，决本国家立场、人民立场、中央意旨三原则，以期卢沟桥事件早日解决。盖能平即能和。日前在津谈话中早已述及。如宋委员长日内有暇，当再奉请诸君面谈。
宋哲元回到北平，立即命令将城内各要口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沙包、障碍物等一律拆除；将关闭数日的城门完全开启，连大红门一线的防御工事也都拆除了。
下午2时40分，中国政府外交部董道宁科长代表外交部，向日本驻华使馆参事日高提出照会，回答日本政府的要求：“我国始终不欲扩大事态，始终无挑战之意，并屡次表示愿以和平方法谋得解决。乃日本政府虽亦曾宣示不扩大事态之方针，而同时调遣大批之军队开入我国河北省内，迄今未止，显欲使用武力。我国政府于此情形之下，因不能不作自卫适当之准备。”基于此，中国方面要求：“两方约定一确定之日期，在此日期，双方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已派武装队伍撤回原地。我国政府愿经由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立即商议，俾得适当之解决。倘有地方性质，可就地解决者，亦必经我国中央政府之许可。总之，我国政府极愿尽各种方法以维持东亚之和平。故凡国际公法或国际条约对于处理国际纷争所公认之任何和平办法，如两方直接交涉、斡旋、调解、公断等，我国政府无不乐于接受也。”
同日，国民政府将蒋介石委员长于17日出席庐山第二次共同谈话会的讲话交由中央通讯社全国刊发，向世界公示政府抗战决心。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政府对和战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对倭最后之方剂，唯此一着耳！书告既发，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何应钦面告日武官喜多诚一，如日本将新近增调河北之军队撤退，中国亦可作同样行动。
当日，天津南开大学学生会、广西省教育局、广西省学联、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安徽省记者公会、芝加哥华侨抗敌救国会、甘肃拉卜楞保安司令、河北省保定院校馆联合会、昆明市商会、江苏省合作社、陇海铁道公会等团体向国民政府发电，要求政府抗日。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出席“庐山谈话会”分组谈话，上下午各出席百余人。中午，蒋介石宴请。会下，张伯苓和蒋梦麟、梅贻琦沟通平津局势，忧虑平津会随时沦陷。
日暮，卢沟桥前线的日军又从桥北沙岗高地以70山炮向中国守军发动袭击。守军也以迫击炮还击。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借此于当晚10时发表声明：“从20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在天津的张自忠，得知这一最后通牒式的声明后，立即与张允荣于当夜11时急进张园会晤日军参谋长桥本。张自忠和桥本又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其内容几乎系“香月细目”全部：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罢免对双方不合作的职员，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CC团，取缔排日机关、排日言论、排日教育、排日运动等等。
其实，在日本政府已经决心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政府也已表明抗战态度之际，所谓平津“停战协定”，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
然而，对于日后的张自忠来说，这幸好是一张废纸。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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