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三星堆，传承文庙禅院千年文脉——历史强基班暑期实践

2026年7月14日，厦门大学2025级历史系强基班社会实践团队在梁勇、郑坤艳、范燕芳三位老师的带领下，前往成都，开启了在成都地区的考察之旅。

7月15日上午，厦门大学2025级历史系强基班赴三星堆博物馆开展研学实践。本次研学旨在直面考古实物与遗址语境，弥补文献研究的理论局限，深化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认知。

博物馆的陈列为研究古蜀文明提供了丰富的器物遗存。相较于中原商周礼乐文明的秩序感，三星堆以其诡谲的艺术张力，凸显了独特的神秘色彩。展览设置“世纪逐梦”“巍然王都”“天地人神”三大叙事单元，系统呈现了古蜀国的聚落形态、社会结构及精神信仰。其中，青铜纵目面具与青铜神树揭示了古蜀先民的宇宙观，而金杖、跪坐人像则反映了严格的社会分层。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既出土了具有本土特质的青铜造像，也发现了形制承接中原礼制的玉璋、玉琮。这种“同源异流”的现象，为论证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多元融合脉络中的关键区域文明，提供了可靠考古依据。

随后，研学团队前往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从文物存续与修复技术维度拓展考古研究认知。三星堆出土文物涵盖陶器、玉石器、青铜器、金器及象牙等，因埋藏数千年，受内部结构与外界因素影响多存在病害。通过玉器修复室的展示内容，同学们了解了清洗、拼对、粘接、补配甚至做旧等保护和修复玉器的方法，认识到文物修复并非简单的复原，而是一场兼具考古学、材料学与工艺美术的跨学科实践。象牙修复室呈现针对性保护技术路径。修复人员针对极易失水开裂、风化糟朽的象牙，采取了临时固型与加硅胶封存的科学手段进行抢救性保护。此外，该馆也系统呈现了保护修复病害文物的过程：了解文物基本信息和保存现状；采用直接观察、测量等方法初步评估文物的病害情况；借助现代检测仪器设备对病害情况进行全面检测分析；综合评估并得出文物全面病害情况；制定保护修复方案；入藏或陈列。展馆宣教内容指出，文物保护工作需秉持严谨规范的专业态度，遵循分件处置、长期持续的行业工作准则。

本次三星堆实地研学实现文献考据与现场考古实物研究的互证贯通，促使学生从文物保护传承视角重构历史研究认知。参与者通过实地研习形成系统认知，即考古工作的核心价值不仅是还原古代文明发展脉络，更在于对易受损文化遗产开展长效保护与代际传承，此项工作亦是当代研究者所需承担的学术职责与时代使命。

下午，研学团队赴德阳市旌阳区，对德阳文庙进行田野考察。德阳文庙始建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明洪武年间迁建今址，现存主体建筑为清道光年间重修之遗构。其总体布局完整保留了古代封建社会中地方文庙的典型规制：以大成殿为礼制核心，南北中轴线纵贯，东西对称铺陈，依次排列万仞宫墙、棂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启圣殿等主体建筑，两侧辅以“道冠古今”“德配天地”牌坊、东西庑及御碑亭等附属设施。此种空间格局不仅是建筑学意义上的中轴对称，更是儒家伦理秩序的物质化表征——从万仞宫墙的“仰止”意象，到棂星门象征的“尊圣”理念，再到大成殿内“四配十二哲”的从祀体系，整座庙宇实为一部以砖石木构写就的仪礼教科书。

值得关注的是，礼乐亭的形制差异透露出清代重修过程中层累的历史变化。原建二亭与后来增建二亭在底座形制上迥异，后者采用六角样式，与前者风格不属。此种差异并非简单的建筑审美变迁，而可能反映了道光年间重修时不同阶段的工程组织、资金筹措或匠作传承的断裂与调整。大成殿前古树上悬挂的祈福袋与还愿袋，则显示出官方祀典体系之外民间信仰实践的渗透，即孔子作为“文宣王”的神格化，在地方社会中已衍生出超出儒学教育的祈福功能，更成为一种民间信仰，具有了一定的宗教意义。

然而文庙现状亦堪忧。建筑主体多采用本地砂岩构筑，砂岩孔隙率高、耐候性差，长期暴露于川西潮湿气候中，风化剥蚀现象明显；礼乐亭木柱因年久受潮，已出现倾斜与腐朽。更为严峻者，原属文庙建制的学署、仪门、明伦堂等附属建筑已在城市建设中被拆除，东庑则被改造为商业店铺，文庙空间的完整性受到实质性损害。此种“保护性破坏”与“开发性占用”并存的困境，折射出当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平衡社会效益与经济利益的困境。

此外，研学团队还参观了位于德阳文庙内的德阳市博物馆。展厅所展示的陶哺乳俑、陶说唱俑及大量广彩瓷器、铜镜钱币，虽非文庙原物，却为理解古代蜀地社会生活提供了物质文化佐证。例如，说唱俑的诙谐姿态与广彩瓷的对外贸易背景，可与文庙所代表的精英礼教形成社会史意义上的对照。庙堂之上的雅文化与市井之间的俗文化，在同一个地理空间中构成了前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张力结构。

最后，研学团队转赴位于成都市新都区的宝光寺。该寺相传始建于隋，现存建筑群为清代重建，由福字照壁、山门殿、天王殿、舍利塔、七佛殿、藏经楼等构成，建筑面积逾两万平方米，为成都地区规模最巨、藏品最富之禅宗丛林。

宝光寺之学术价值，尤在其碑刻文献的丰富性与连续性。寺藏碑碣上溯南朝，下迄清末，构成一部绵延千余年的石刻编年史。其中大量碑铭记述了历代修缮工程、田产变动及信众捐施情况，而此类“非经典”文献在传统史学中常被忽视。读碑过程中，梁勇老师特别指出，捐资碑记所载人名、官衔、籍贯及捐银数额，若与地方志互证参读，可系统重建地方的社会关系网络。

“进村找庙，进庙找碑”这一田野工作法则，不仅是对散佚文献的搜集策略，更是一种方法论。碑刻作为“冷文献”，其物质性本身即承载着历史信息；具体而言，石材的来源、镌刻的工艺、碑身的磨损乃至被改作他用后的斫痕，皆是可资解读的历史文本。通过对碑记的细致释读，研究者得以超越正史书写的权力叙事，进入具体而微的“历史语境”，从捐施者的社会身份、经济行为与信仰实践中，重构清代四川地方社会的真实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