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7人游击队壮大到一团，大授衔时因旧账遗憾失中将军衔

“宁都起义那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很多年后，有人当面问周骏鸣。周骏鸣沉了沉，回答得很干脆：“那一枪打出去，就没有回头路了。”

这句话，几乎把他一生的路都说完了。早年是旧军队里的军官，后来在宁都起义中转身投红军，再到鄂豫边带着七个人、几支破枪起家搞游击，最后成长为新四军老八团的首任团长。一路打上来，军功不算小。可到了新中国授衔时，一桩多年以前的“假投降”旧事被重新翻出来，他原本应该拿到的中将军衔，就这样没了。

这条线索看着有些拧巴：一方面，是从军阀军队走出来的红军团长、新四军参谋长；另一方面，是政治历史上留下痕迹的“问题干部”。两者交织在一起，很能说明那个时代革命队伍里，政治身份、出身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从军阀队伍到宁都起义：身份突然翻转

周骏鸣1902年出生在河南确山，是地道的中原人。20世纪20年代，中原一带战火不断，年轻人要么种地，要么从军，他走的是第二条路。早年他在地方军阀部队里干过，也在冯玉祥手下呆过一阵。那个时候的军队，军阀旗号换了不少，士兵却还是那批人，打仗也好，拉练也罢，政治上都跟着上头转。

北伐战争打起来以后，冯玉祥集团与国民革命军合流，中原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周骏鸣所在部队几经改编，最后被编入了国民党系统的第26路军。对他个人来说，这既是军职上的“升格”，也是政治身份上的一次迁移——从军阀兵，变成了国民党正规军军官。

26路军后来被调去围剿江西苏区的红军。这一支部队里的不少军官和士兵，看着红军打仗拼命、纪律严明，再对照自己部队里那些“上头贪腐，下头混日子”的状况，心里的比较自然就有了。1931年，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等军官在江西宁都发动起义，26路军整体倒向红军阵营，成为红五军团的骨干力量。

宁都起义之后，周骏鸣转入红军，担任红五军团115团团长。对他来说，这一步跨得不算小：从敌对阵营的国军军官，变成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团长。部队番号变了，军旗变了，政治立场也要变。那时的红军内部，对这批“白军出身”的干部既需要，又带着戒心，既看他们的战斗能力，也看他们过去跟谁混过、态度转变得是不是彻底。

有意思的是，宁都起义在整个革命史上是一个亮点，但对很多起义军官个人而言，却成了日后政治审查时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出身复杂这几个字，在那个年代是要认真算账的。

二、“白军军官不能用”：被遣返后的尴尬处境

宁都起义成功之后，红军的建制扩充很快，军官位置不少，但党内的政治整顿也同时在推进。进入1932年，“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和红军中占上风，对“出身不清”的干部，审查愈发严格。季振同、黄中岳等人被捕牵连出来的问题，起了放大效应。

在这样的氛围里，周骏鸣的旧军官身份成了一件麻烦事。对他这样有国军背景、又突然转入红军担任团长的人，有人上纲成了“白军军官不能用”。在这种路线下，一部分出身复杂的军官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应当清退。

不久之后，他被从部队中开除，遣返老家。那时候的遣返，并不是简单地“赶走”，红军总司令朱德考虑到这些人确实也是打过仗的，最后给每人批了60元路费，让他们能回到家乡谋生活。钱不算多，却代表了一种态度：组织要清队，但不搞肉体消灭。

周骏鸣拿着路费，走回河南确山。对一个刚当过红军团长的人来说，这一步落差相当大。军衔没了，队伍没了，政治组织关系也被切断。按当时的规定，他是被开除出党的，身份上等于重新回到社会人。

回到确山以后，他并没有马上再去打工或者单纯做生意，而是凭着在部队里积累的一点经验，发动了一次以农民为主的暴动，袭击当地反动武装。暴动规模不算大，最后也没有成功，却让周骏鸣重新和地方党组织搭上了线。这个过程里，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即便被开除遣返，他仍然在往革命方向使劲，没往旧路上退。

政治上，“被遣返”这几个字会留下痕迹，也会成为别人质疑的凭据。但是在实际行动层面，他没有转身去给旧势力服务，这一点对后来组织内对他的重新评估还是有分量的。

三、狱中的“假投降”：脱险与包袱同时发生

周骏鸣重新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是在1933年前后。中共河南地方党的领导人王国华到确山一带活动时，找到周骏鸣，希望他再度走上组织岗位。王国华当时担任中共鄂豫边工委巡视员兼确山县委书记，后来出任鄂豫边省委宣传部长，对地方干部的情况较为熟悉。

在王国华的推动下，周骏鸣被安排到河南省委领导的系统工作，先后担任区委书记等职务。鄂豫边这块地方，当时是国民党、地主武装和共产党地下组织交织的区域，环境复杂，干一点工作都不容易。

狱中的情况非常危险。敌人掌握了一些组织名单，又通过酷刑逼问来扩大线索。兰德修和周骏鸣一并被关押，他们对外都表现出“愿意悔改”，不再顽抗，其实是在拖时间，等待机会。敌人要求他们写悔过书，表示“认罪投靠”，作为出狱条件之一。

“老周，这悔过书你写不写？”兰德修在狱中低声问他。周骏鸣答道：“字可以写，心不能变。出去还有事要做。”两人合计的，就是来一次“假投降”——在纸面上承认错误，换取脱身机会，心里则准备出狱后再与党组织恢复联系。

这件事，后来在1950年代军衔评审时被翻出来，形成了实实在在的后果。可以说，他在漯河监狱里用“假投降”换来的自由，一方面保住了自己和一些同志的生命，另一方面也在自己政治履历上留下了一个长期难以拆解的“包袱”。

四、七人三枪起步：鄂豫边游击队的艰难成长

脱离监狱之后，鄂豫边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开始恢复和重建。张星江担任中共鄂豫边工委书记，后来又出任鄂豫边省委书记；王国华继续在这一带工作；组织上决定把周骏鸣放到更适合他发挥军事特长的位置——组建游击队，打武装斗争。

1936年1月4日，在鄂豫边的一处山村里，一支名为“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队伍正式成立。这个队伍起初只有7个人，装备非常简陋：一支汉阳造长枪，一支俗称“撅把子”的短枪，还有一支“八音手枪”，子弹总共只有十几发。看上去，连一场像样的小战斗都打不起来。

“就这么点家什，你还敢叫自己红军？”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周骏鸣却很稳：“人对了，就能把枪凑齐；枪凑齐了，队伍自然会大。”这句话后来被不少老游击队员记住，原因很简单——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支只有七个人的小队，几年后能发展到一个整团的规模。

鄂豫边的地形，有山有河，有林有田，既适合打游击，也容易被敌人封锁。游击队能不能活下去，关键不在枪多少，而在群众基础厚不厚。周骏鸣出身农民，又当过军官，既懂得军事行动，也懂得农村社会的结构。他带着这几个人，先从熟悉的乡镇入手，找老乡、谈家常，解释抗日、讲白天黑夜的仗怎么打，慢慢让农民知道这支队伍不是土匪，而是要打日本人、打反动势力的。

有村干部犹豫：“你们就几支枪，真能挡得住日本鬼子吗？”周骏鸣的原话很直接：“挡不住也要挡，逃了就什么都没了。”这种说法，既是动员，也是态度。游击队在群众支持下，开始搞小规模的袭击，先是打一些小股伪军和土匪，缴获几支枪，再对付稍大一点的敌人据点。

值得一提的是，游击队在成长过程中，军事斗争和政治工作是同时做的。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建立乡村党支部和农民抗日组织。枪从敌人手里掏出来，群众从敌人统治下拉出来，这两件事互相推动。到1937年底，队伍从一开始的七人，已经发展到几百人，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武装力量。

1938年1月，随着全国抗战全面展开，新四军组建，原先的各地红军游击队开始编入新四军建制。鄂豫边红军游击队被编入新四军第4支队，整编为第8团，即后来广为人知的“老八团”。周骏鸣出任首任团长。

老八团的战斗历程，给整个新四军史增添了不少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支部队能够从七个人的小队发展到一个整团，既体现了基层指挥员的组织能力，也体现了共产党在敌后地区运用群众路线搞武装斗争的基本经验：先立人，再聚枪，最后成兵。

五、战争年代的职务与建国后的身份落差

抗战期间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周骏鸣在新四军、华中军区、华东军区系统里一直担任重要的军事职务。他先后任新四军第2师参谋长、华中军区参谋长、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这些岗位，既需要他懂得打仗，也需要他懂得如何为大兵团提供后勤保证。

从职务层级看，这已经是开国将帅行列的水平。很多在同一时期担任类似职务的人，后来都在新中国授衔时拿到了中将或者少将军衔。按常规推算，以他的位置和资历，如果授衔工作顺利进行，拿中将军衔是有可能的。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前后开始筹划全军授衔的工作。军衔制度本身，是为了规范军队层级，明确责任。授衔之前，需要对每一位拟授衔的高级干部进行详细的政治审查，查看其革命经历、出身情况、历史问题等。这一套程序，对早年经历复杂的人来说，考验相当严苛。

在对周骏鸣的档案审查中，“被遣返”“写过悔过书”“假投降脱狱”等历史记录全部被摆在案头。负责审查的同志一看，就会产生疑问：那份悔过书，是真心投敌，还是权宜之计？当年被开除遣返，是组织对他有根本怀疑，还是受到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这些问题，一旦没有当年更多的佐证材料，就很难通过简单的说明消除。

授衔评审过程中，有人对他说：“老周，你这段历史材料不好办啊。”他回答得也不绕弯：“当时是为了出去继续工作，不是为了做叛徒。”话虽这样说，档案在那儿摆着，程序也在那儿摆着，想要完全抹去纸面上的记录，几乎现实性不大。

最终，关于他授衔的方案被否定，他没有列入授衔名单。有说法是他原本拟定为中将军衔，但因这段“假投降”旧账迟迟不能定性，只能从军队系统调出，改任政府部门职务。这一调整之后，他先后在水利部、林业部任副部长，晚年又担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彻底转到地方和行政系统工作。

对比来看，他在战争时期的职务和战功，与建国后实际获得的军队荣誉之间，确实出现了明显落差。这并不是因为忽然否定了他的全部贡献，而是由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审查标准，把那段模糊不清的“假投降”史实看得很重。在军队荣誉体系中，一旦政治问题说不清楚，其他方面的功劳也就很难完全抵消。

六、政治考核与个人命运：难以消化的“历史包袱”

对那个年代的军队干部来说，政治身份往往比单纯的军事能力更能决定命运走向。出身、早年站在哪一边、在关键节点上有没有留下“问题材料”，这些因素在后来的审查中会一项项被翻出来。周骏鸣的情况，就比较典型：从军阀军队走出来，政治路上经过几次波折，最终站稳在革命事业的队伍里，但档案上的痕迹始终存在。

不得不说，这种复杂性正是早期革命队伍的一个侧面。一方面需要大量有军事才能的干部，尤其是那些在旧军队里干过、有实战经验的人；另一方面又要保持队伍的政治纯洁性，对出身和历史严格审查。两个方面一碰，个人命运就跟着摇摆。

周骏鸣2003年逝世，享年101岁。从时间长度看，他经历了军阀混战、北伐、中原大战、宁都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制度建设全过程。这个跨度，足以让他的个人故事成为观察那个时代军队与政治关系的一扇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