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内坚持禁止代孕 海外寻求生子引发争议 前卫生部长施潘被批“双重标准”

德国联盟党（CDU/CSU）议会党团主席延斯·施潘（Jens Spahn）通过海外代孕成为父亲，引发德国社会广泛争议。由于他此前曾明确反对代孕合法化，此次选择海外代孕生子，被批评为“立场前后不一”，也再次引发德国社会对代孕合法化、伦理风险以及法律边界的讨论。

施潘（右）与丈夫丹尼尔·丰克(Daniel Funke)

施潘通过代孕成为父亲的消息曝光后，针对这位德国执政党重要政治人物的批评不断升温。

施潘的丈夫丹尼尔·丰克（Daniel Funke）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两人迎来了儿子。施潘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表示：“我的丈夫成为了父亲，我也是。格奥尔格（Georg）是我们最大的幸福，这种感受难以用语言表达。”

据报道，孩子的生物学父亲为丹尼尔·丰克。丰克表示：“我们知道，代孕往往伴随着不确定性和争议。但正如德国足球传奇人物弗朗茨·贝肯鲍尔曾说过的：‘上帝为每一个孩子的出生感到欣喜。’”

两人表示，代孕母亲未来仍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她实际上已经成为家庭的一员，并将陪伴格奥尔格走过人生旅程。”

然而，这一事件迅速在德国社会引发巨大争议。

施潘曾经明确表示反对代孕

“在德国制定禁令，却利用海外资源绕开法律”

今年2月，施潘所在的基民盟（CDU）在斯图加特举行的全国党代会上再次确认反对代孕的立场。

基民盟表示：“鉴于代孕涉及伦理、法律以及现实层面的复杂问题，基民盟坚持维持德国对代孕（包括非商业性代孕）的禁止，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滥用、剥削和健康风险。”

基民盟一名发言人在回应媒体询问时强调，该党已经通过正式党代会决议，从党的立场来看，德国现行法律不应改变。德国联邦家庭事务部长卡琳·普里恩（Karin Prien，基民盟）所在部门也表示，根据联合执政协议，德国关于代孕的法律规定将继续保持不变。

德国著名女权主义人士爱丽丝·施瓦泽（Alice Schwarzer）对此提出严厉批评。她表示，德国禁止代孕是正确的决定。“人不是商品。无论是被当作‘生育工具’的女性，还是因金钱因素被制造和交易的孩子，都不应该成为可以买卖的对象。”

图林根州妇女联盟主席马里翁·罗辛（Marion Rosin）也批评称，德国禁止代孕有充分的伦理依据。“如果有人试图通过海外代孕规避这一禁令，就是对德国法律精神的忽视。”她认为，如果一名高级政治人物因此失去公众信任，“辞职可能是唯一合理的结果。”

德国自民党副主席亨宁·赫内（Henning Höne）接受德国《莱茵邮报网络》（RND）采访时表示，代孕是一个复杂的伦理问题，社会可以存在不同观点。但他无法接受的是，“一些政治人物在德国制定法律，却利用经济条件和国际资源绕开这些法律。”

反对商业化代孕：生育不应成为富人的专属服务

德国左翼党人士卡特琳·格贝尔（Kathrin Gebel）警告称，怀孕和分娩不应“变成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的服务”。

她同时对所谓“利他型代孕”（无偿代孕）提出质疑，认为即便没有商业交易，怀孕和分娩过程仍会给女性带来巨大的身体、健康和社会风险。

基民盟内部“支持生命的基督教民主人士”组织主席苏珊娜·文策尔（Susanne Wenzel）则批评称，政治人物的这种行为，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会削弱公众对法律体系的信任，并容易让民众产生“政治人物适用另一套规则”的印象。

施潘曾公开反对代孕 德国法律仍禁止相关服务

事实上，施潘过去曾多次表达反对代孕的立场。

2015年，施潘担任联盟党议会党团卫生政策发言人期间，在接受《GQ》杂志采访时表示：“作为一名同性恋者和基督徒，我个人很难接受‘借腹生子’（代孕）。接受自己无法通过自然方式成为父亲，需要极大的谦逊。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具备这样的心态。”

2020年，在施潘担任德国联邦卫生部长期间，他领导的卫生部也拒绝了自民党提出的部分放宽代孕限制的建议。

目前，德国法律明确禁止代孕。协助安排代孕的医生可能面临刑事处罚，代孕中介服务同样属于违法行为。

不过，在德国抚养通过海外代孕出生的孩子并不违法，“施潘事件”正是这一法律灰色地带的案例之一。根据德国现行法律，代孕母亲通常仍被认定为孩子的法律母亲。

据德国电视一台（ARD）报道，近年来，不少德国人选择前往海外，通过代孕实现生育愿望。海外代孕费用通常在10万至25万美元之间，其中大部分费用用于中介服务、法律咨询以及保险等支出。

美国的商业代孕产业因此长期受到伦理争议。此外，加拿大、乌克兰、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等国家也存在海外代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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