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出品｜WEMONEY研究室
文｜林见微 编｜刘双霞
7月以来，重庆、云南两地金融监管局相继批复綦江民生村镇银行和景洪民生村镇银行解散，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员工由主发起行民生银行承继。前者就地翻牌为民生银行重庆綦江支行等5家分支机构，后者整体升格为民生银行西双版纳分行。
这并非孤例。数据显示，年内已有超140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平均每月超20家。而承接这批“解散批文”的主体，多是其主发起行。
从“出资人”到“兜底人”，主发起行角色升级
村镇银行制度走了一条“先放后收”的倒U型曲线：2006年为填补国有行撤出县域留下的空白而创立，以低门槛、主发起行持股15%的制度设计鼓励多元资本入场，经过十多年批量铺开，2021年前后法人数量攀至1651家峰值；2022年河南村镇银行风险事件暴露行业积弊，监管转向“减量提质”。
2026年4月，金融监管总局就《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拟将主发起行最低持股比例从15%大幅提升至51%。监管意图明确：股权分散、只出资不管理、责任虚化的老路必须堵死，主发起行要么增持进场，要么将机构收回。
在此背景下，“村改支”“村改分”从零星试点演变为批量操作。主发起行从有限责任的“兜底人”，转变为在法律和管理上承担实质责任的“母公司”。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这对主发起行是一把双刃剑：资金端可并入母行资金池、系统端接入成熟IT架构、品牌端借助母行信用背书；但代价同样明显——原本可通过有限责任隔离的不良资产，如今需要并表处理。
股份行冲在最前，国有大行率先“清场”
从140家村镇银行的派系分布看，不同类型主发起行的接盘节奏差异显著。
股份行方面，浦发银行是“村行大户”——2008年起在19个省市布局28家村镇银行，目前已完成18家“村改支”，剩余10家方案已全部报备，计划2026年底实现28家清零。其中，新昌浦发村镇银行已于6月15日获批，改制为浦发银行绍兴新昌支行。
民生银行旗下29家村镇银行走“双线”策略：县域改支行（如潼南、天台、宁晋、梅河口），地市改分行（如普洱、林芝，景洪为最新案例）。綦江民生则为重庆本地又一落子。
华夏银行通过“收购转设支行”模式，于2025年11月将旗下三家村镇银行全部纳入母行体系，实现了村镇银行的清零。光大银行则在2026年内加速推进整合，短短三个月内，将其旗下的三家村镇银行全部退出。
国有大行方面，交通银行4家村镇银行（大邑、崂山、安吉、石河子）于2026年3月清零；农业银行6家也已清理完毕；工商银行目前仅剩1家。
城农商行阵营同样密集行动。上海农商行系年内已落地9家，蒙银系8家，富民系、长江系、兴福系均在批量归并之中。
不良、资本、客户三本账：接盘容易，消化难
主发起行承接一家村镇银行，表面是“承接清产核资后的资产负债”，实际操作中至少有三本账需要算清：不良账涉及隐性不良审查困难，部分案例需借助财产权信托等特殊工具处置；资本账受制于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刚性指标，村镇银行分类不准、拨备不足往往导致母行需立即补提拨备；客户账则涉及存款保险额度合并缩减、同一客户多账户并存等细节问题，处理不当易引发投诉。此外，人员安置、考核体系重塑同样是不可回避的成本。
既然如此，主发起行为何仍然愿意接手？券商研报指出，区域性银行异地展业新设网点受到严格限制，而“村改支”是监管层打开的窗口——用承接存量机构换取异地扩张牌照，短期内存量风险处置成本总体可控。对于股份行和国有大行而言，这是一轮低成本的县域市场下沉机会；对于城农商行，更多是监管压实责任后的“不得不接”。
按当前节奏，2026年全年村镇银行退出数量大概率追平甚至超过2025年的310家。而对主发起行来说，批文下达只是起点——清产核资、不良甄别、系统切换、员工安置、存款保险口径沟通，这一系列工作才刚刚铺开。
“减量的是法人数量，提质没有那么快。”一位银行业研究人士表示，主发起行接得住资产，能否接得住县域熟人社会的风控逻辑，是下一阶段真正的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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