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鲁迅文学奖得主卓今：我不是“打捞者”，我是“迟到的学习者”

“文学不是从书斋里凭空诞生的。”

回答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的提问时，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卓今还奔波在北京去往贵阳的出差途中。

这位刚凭借评论著作《劳者歌其事——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斩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的学者，并没有急于谈论获奖本身。

△作家卓今

她更想谈论的，是正在蓬勃生长的“新大众文艺”的文学现象。这本书所做的，就是用理论去辨认、阐述这个事实。而她本人，则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迟到的学习者”。

“研究‘新大众文艺’这两年，与其说是我在研究一个对象，不如说是这个对象在不断地教育我、修正我、甚至颠覆我。”卓今说，当自己真正走进王计兵的骑行轨迹、陈年喜的矿井深处、皮村工友的出租屋时，“我逐渐意识到：他们根本不需要我的‘打捞’……他们自成一个世界，有着自己的传播逻辑、评价体系和生命力。我作为一个学院研究者，是一个‘迟到的学习者’。这个认知的翻转，是我最大的意外收获。”

“文学是从人们具体、切身的生存经验中生长出来的”

对话是从书名开始的。“劳者歌其事”——出自《诗经》，带着三千年前的朴拙与直白。

“我选择它做书名，是因为它恰好点中了这本书最核心的命题：文学从哪里来，又应当回到哪里去。”卓今说，这句话蕴含着一种朴素的文学发生论：“文学不是从书斋里凭空诞生的，而是从人们具体的、切身的生存经验中生长出来的。”

△卓今获奖作品《劳者歌其事——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

卓今想激活的，“正是这样一种扎根大地、回应现实、从生命经验中自然生长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从《诗经》到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是中国文学最本真的血脉。“但它在很长时间里被日趋精英化、圈子化的文学体制所遮蔽了。”

至于古代“劳者自歌”与当下“素人写作”的延续与传承，卓今认为这不是简单的古今类比，“因为信息时代工具变了，场景变了，但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出发去表达这个内核从未改变。今天的技术革命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获得了公开发表、被看见、被讨论的可能。短视频平台日均数百万次劳动者原创作品的播放，素人写作平台日均数千篇投稿的规模，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创作权力真正下沉的时代。”

当“被书写者”成为“书写者”本身，文学便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重新成为无数人共享的精神家园。“这本书想做的，就是用理论去辨认、去命名这个正在发生的文学事实。‘劳者歌其事’从古老的典籍走进了鲜活的现实。”卓今说。

“新大众文艺开启了创作权力的彻底下沉”

“20世纪的大众文艺，比如延安时期的秧歌剧、街头诗等，都依托于专业作家深入生活、提炼生活，然后将之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卓今认为，这一时期，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隐形的边界。

而今天，这条边界正在消融：当一个外卖骑手在等餐间隙写下“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他并不是在模仿或靠近某种“文学”，他只是以自己的方式说出自己的话。“创作不再是职业作家的特权，而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随时启动的表达行为。”

其次，今天的智能手机和社交平台，将写作、发表、传播、反馈压缩在同一个瞬间。“一个建筑工地上的诗人，写完一首诗后点击发送，几分钟内就可能被千里之外的读者读到、评论、转发。传播即生产，阅读即参与，这种即时性与交互性，是任何传统媒介都无法提供的。”

卓今认为，“新大众文艺所开启的，是一个创作权力的彻底下沉，作品的好坏不再由少数权威预先判定，而是在海量读者的阅读、点赞、批评、共鸣中动态生成。”

面对“素人作品质量参差不齐”的担忧，卓今坦率回应：“质量参差不齐”从来不是素人写作独有的现象。“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现场都充斥着大量平庸之作，只不过时间像细密的滤网，筛去了泥沙，只留下金子。”

而且，素人写作的价值维度比传统文学标准所涵盖的要复杂得多——语言精炼度、结构完整度固然重要，但它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更根本的维度：生命的真实感和表达的必然性。因此卓今提出：“文学标准不应被放弃，而应被扩展。在传统的审美标准之外，需要增加‘真实性标准’。”

“未经审美的提纯，带着粗粝的质感直接抵达了你”

本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外卖诗人王计兵、钻探工人张二棍榜上有名。这些来自民间的创作者，正是卓今在书中重点讨论的“劳动者写作”案例。

△作家卓今

“我想起读王计兵《赶时间的人》那首诗时的那个夜晚。”卓今说，“‘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它让人感动，不是因为修辞有多精巧，而是因为它让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一个外卖骑手的时空感知。”

我们每天都在街上看见他们疾驰而过，却从没关心过他们的内心。“那些经验未经修辞的过滤，未经审美的提纯，就那么带着粗粝的质感直接抵达了你。”

在书中，卓今用“劳动者星丛”来概括李娟、王计兵、陈年喜以及东莞、北京皮村、清溪村等写作群体。“我犹豫过是否用‘群体’‘群落’这类更常见的词。‘星丛’借用了阿多诺的概念——不把事物强行纳入某个既定框架，而是让事物各自保持独特性，同时在某个观察视角下彼此照亮、相互说明。用‘星丛’来指称劳动者写作，就是想表达这种既独立又关联的状态。”

陈年喜的案例尤其让她修正了既有认知。卓今说，自己原以为这类作品会侧重于诉说底层生活的艰辛，类似于早期打工文学的控诉性书写。但读完陈年喜的全部诗作后，她发现他写岩层、写炸裂、写粉尘、写死亡，那些诗里没有一丝自怜和乞怜。“这让我放弃了‘底层写作等于苦难书写’这个过于简单的框架，重新认识到劳动者写作内部精神光谱的丰富性——可以有李娟式的明亮辽阔，也可以有陈年喜式的坚硬沉雄，还可以有王计兵式的迅疾锋利。”

谈及“新大众文艺”的未来，卓今倾向于认为，未来不会是精英写作被素人写作替代，而是两者在碰撞中形成新的生态关系。“专业作家会越来越多地从素人写作中汲取未被规训的鲜活语感和生命经验；素人写作在获得广泛关注后，也会有一部分人走向更加自觉的艺术探索，完成从自发到自觉的跃升。”

“边界会模糊，但不会消失；等级会被质疑，但标准不会被放弃。”卓今总结说。

身为业内资深的评论家，卓今选择不做那个居高临下的“打捞者”，而是做一个“迟到的学习者”，这本身，或许就是文学评论在这个时代最有温度的姿态。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 周诗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