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李濬川：民国乡贤的家国情怀

乡贤风骨 庶民情怀

——民国武都乡贤李濬川先生传略

晚清民国之际，社会剧烈转型，新旧思想交替碰撞，国内政局动荡不休。陇南武都地处甘川陕边界，位置偏远，交通闭塞，历来属于边地荒隅。进入民国以后，地方军阀交替掌权，匪患连年不绝，吏治松弛混乱，百姓常年生活在困苦动荡之中。每遇乱世，乡土存续、民生维系，多依靠本土正直开明的士绅挺身而出，扶危济困、改良风俗、安定地方。

李濬川先生就是民国年间武都颇具影响力的一位乡贤志士、地方改良先行者，曾任第三届甘肃省议会议员、甘肃督军公署咨议。先生一生跨越晚清、民国两个时代，既熟读儒家传统义理，恪守修身济世的士人底色，又主动接纳近代进步思想，关心国家命运、关注底层民生。他身在朝堂则为民立言，退居乡里则务实安民，在陇南地方治理、民生救济、风气改良、青年扶持等方面，都留下了切实可考的实绩。

本文依据民国陇南留平同学会创办刊物《陇南卯铃》（1932至1934年合刊第3期）所载《群众之友李舜琴先生》原始史料，结合地方史实，梳理先生生平履历、思想脉络与社会实践，补正陇南近代乡贤人物史料不足，记录前辈济世初心，为乡土留存可信可传的人物典范。

一、身世履迹：孤寒励志 耕读成才

李濬川，字舜琴，甘肃武都人，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七月十六日，卒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正月二十七日，终年五十四岁。先生出身贫寒孤苦，幼年屡遭变故，三岁丧父，九岁祖父离世，家中至亲接连辞世，门庭冷清，年少便饱尝人间孤苦。

家境清寒，无外界依靠，全赖母亲寇夫人辛苦持家、日夜操劳，常年陪伴督课，守持耕读家风。艰苦的成长环境，没有磨灭他向学的心志，反而养成沉稳坚韧、克制自律的性格，为他一生踏实做人、务实做事打下根基。

少年时期的李濬川勤奋苦读，潜心研习儒家典籍，深谙传统士人修身立身、服务乡里的处世道理。青年学业精进，二十岁考入郡庠，步入地方士子行列；二十一岁以一等第一名成绩补授廪生，凭借扎实学识，成为当时武都年轻一辈中学问、品行皆被乡里认可的读书人。

他成长的年代，正是清末社会剧变之时。旧的体制逐渐瓦解，新的学说不断传入，新旧观念相互冲击。和当时许多固守旧学、不愿变通的旧式士绅不同，李濬川不局限于传统书本，愿意接纳新的知识、新的观念，主动了解近代新式学问，视野和见识比同期本土士人更为开阔，也为他民国初年参与地方新政、投身社会改良打下学理基础。

民国建立以后，政治体制大变，地方百废待兴。李濬川顺应时代变化，以学识服务乡土，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民国十年（1921），凭借平日品行声望和百姓信任，当选第三届甘肃省议会议员，任期四年，成为民国前期武都为数不多的省级民意代表。在省议会任职期间，凡是涉及陇南赋税、民生、教育、治安、地方利弊的议题，他都敢于直言，站在普通民众立场发声，尽力为陇南争取地方权益，减轻民间负担。

民国十二年（1923），因其品行端正、做事踏实、心系民生，得到甘肃督军陆洪涛赏识，聘任为甘肃督军公署咨议。任职期间，他立足全省大局，重点关注陇南基层实情，针对吏治整顿、民生救济、地方建设、教育改良等事务积极建言献策，为甘肃及陇南早期社会改良奔走尽力。

民国十六年（1927），因身体欠佳，李濬川从兰州卸任回乡，结束省城从政生涯，专心扎根武都，深耕乡土建设。受当时乡村建设思潮影响，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基层治理、风俗改良、助学济贫、安抚地方等公益事务上。

当时的武都常年动荡，川甘边界匪患横行，乡间屡遭劫掠，田园荒芜，商业凋敝，百姓流离失所。多数地方士绅或是避乱远走，或是只求自保，不愿过问公共事务。唯有李濬川不惧风险，坚守故土，在混乱局势中保持本心，不与恶势力同流，尽力安抚民心、维系地方秩序，在动荡之中护住一方乡土生机。

民国二十一年（1932），武都地方政务松散废弛，基层治理近乎瘫痪，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惶恐。危急时刻，李濬川被地方各界推举为武都临时地方维持委员会委员长。临危受命，局势残破艰难，他依旧昼夜操劳，尽力收拾残局、安抚流民、稳定乡里、恢复基层秩序，所作所为深得民众信赖。

晚年的李濬川，结合自己多年从政阅历、乡土观察和对西北社会的深切了解，认真梳理西北社会长期贫困、民生凋敝的根源，着手撰写《救济西北建议书》，希望以系统对策改良西北民生、推动地方发展。可惜壮志未酬，文稿尚未定稿，便因病辞世。

先生一生清贫自持，为官不谋私利，居乡不图虚名，一辈子为公奔走、为民操劳，身后家无余产，家境萧条，甚至子女读书费用都难以筹措，真正做到一生为公、清白立身，是乱世陇南难得的实干乡贤。

二、思想嬗变：新旧兼取 务实通达

李濬川一生的思想认知，随时代发展、社会变局、个人阅历不断更新完善。他扎根传统儒学修身济世理念，又吸收近代民主革新、社会救国的进步思想，不泥古、不逐虚，形成贴合现实、贴近民生、重在实践的个人认知体系。

（一）从传统儒士到近代乡贤的思想转变

早年求学阶段，他深受儒家思想熏陶，重视个人修身、待人宽厚、行事端正，秉持士人济世安民的朴素理想。进入民国，社会结构、政治理念全面更新，民主、民权、革新图强的思想逐步传入西北偏远地区。他主动接受新观念，跳出旧式士绅只重独善其身的局限，更加关注社会整体、关注底层民众疾苦、关注地方整体发展，思想上完成了从传统读书人向近代进步乡贤的转变。

他的思想特点贵在务实中和，既不排斥传统优良礼法，也不盲目跟风新潮学说，一切立足西北乡土实情，贴合百姓生活需要，把传统仁爱济世理念和近代社会改良、救国救民思想结合起来，形成适合边地社会的认知理念。

（二）公先于私、集体为重的价值认知

在民国社会风气浮躁、利己盛行、官僚逐利的大环境下，李濬川格外重视个人与社会、个体与大众的关系，提出朴素而深刻的公利认知。他认为，个人生存离不开群体社会，任何人都不能脱离集体独立安稳生活，个体命运始终和地方整体、国家整体紧密相连。

他看得十分清楚，乱世之中，普通百姓没有单独的出路，只有社会安定、地方安稳、整体局势向好，普通民众才有安稳生计、生存尊严。如果只顾个人私利、只顾眼前得失，损害大众、损害地方，看似一时得利，最终必然随大势崩塌而自食恶果。

基于这样的认知，他一生坚持公利在前、私利在后，个人可以吃苦受累，但不能损害公共利益、不能漠视民间疾苦。这一理念，贯穿他从政、居乡、处世、育人的全部人生。

（三）对错误社会思潮的理性辨析

民国时期，西方进化论思想传入国内，被不少官僚、劣绅片面解读，借“优胜劣汰”为剥削压迫、强权逐利找借口，纵容社会弱肉强食、阶层倾轧。

李濬川博览学识、洞察时弊，明确反对这种错误导向。他认可自然界存在优胜劣汰的规律，但坚决反对把自然法则强行套用在人类社会。他提出，动物族群尚且内部互助共生、一致对外，人类社会更该讲求团结互助、体恤弱小、维护公义，而不是互相倾轧、唯利是图。

他认为，社会贫富差距、阶层对立、人心自私，是制度弊病与社会乱象造成的结果，并非人性本来如此。乱世当中更该扶弱济贫、整顿风气、改良社会，而不是放任弱肉强食、漠视民生苦难。这样的认知，在人人自顾、风气败坏的民国乱世，显得尤为清醒可贵。

三、社会实践：躬身务实 利民安民

李濬川的思想从不停留在纸面议论，而是落实在一生一言一行、一事一物之中。为官清廉正直、敢说敢为，居乡宽厚仗义、担事负责，以实际行动践行乡贤责任。

（一）立身清廉 乐善助学

先生一生生活简朴，淡泊寡欲，对自己极其克制，不慕奢华、不贪财物、不积产业。但对乡里公益、寒门学子、贫苦百姓，却十分慷慨，能帮则帮、尽力扶持。

在 兰州任职期间，不少武都籍贫寒学子赴省城求学，生活拮据、资费短缺。李濬川心系乡梓后辈，主动帮扶家乡求学青年，时常接济资费、排忧解难，耐心开导扶持，让许多寒门学子得以安心读书，是当时旅兰武都学生最信赖的老乡前辈。

他为人真诚重义，看重乡情友情。民国十四年（1925年），同乡邓剑鸣赴南京参会，因时局突变滞留京师、处境窘迫。李濬川得知之后极为牵挂，尽力出资接济、多方关切，赤诚待人、重义轻利，为乡邻亲友所敬重。

正因一生清廉为公、慷慨助人，他终生清贫，离世之时家无积蓄，留给家人的唯有一世清白名声。

（二）省府履职 为民直言

在省议会与督署咨议任上，李濬川平日沉静寡言，不参与官场空谈应酬，但遇到关乎民生疾苦、地方利弊的实际议题，必然据理力争、直言不讳。

针对当时甘肃、陇南普遍存在的赋税繁重、摊派过多、吏治不清、教育滞后、民生凋敝等问题，他多次提案发声，呼吁整顿赋税、减轻民负、重视地方教育、完善基层治理、救济贫苦百姓。在省城官场普遍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风气里，他始终站在底层民众一边，尽力为陇南基层争取实际利益。

（三）勇抗恶弊 安定乡梓

民国十七年（1928年），武都吏治混乱，县长张佐澍借新政之名勾结地方劣绅，搜刮民财、结党营私、残害百姓，民间怨声极大。当地进步青年挺身揭发其劣迹，反遭官府打压诬陷。

在青年受压、地方蒙弊的危急时刻，李濬川不顾个人安危，公开声援进步力量，直面官场恶势力，持续奔走抗争、据实陈情。最终贪官恶行败露，同年十二月伏法惩处，武都多年积累的官场歪风得到肃清，地方人心大快。

此后数年武都匪祸最烈，乡绅多避乱自保，唯有李濬川坚守故土。在秩序崩坏、人心惶惶的乱世之中，他常年周旋各方，安抚乡民、调解纠纷、维系地方基本秩序，尽量减少匪乱、苛政带给百姓的伤害，尽力保全一方民生。

四、时代认知与乡土主张：立足西北 实事求是

李濬川不只是务实干事的乡贤，更对时局大势、西北发展、乡村出路有自己清醒独立的判断，观点贴合边地实情，不盲从舆论、不追逐虚名。

（一）民族危局与救亡认知

“九·一八”事变后，国土沦陷、民族危机加剧。面对国家危局，他清醒认识到，乱世之中没有独善其身的个人出路，唯有全民同心、凝聚民间力量，抵御外侮、整顿内政、改良社会，国家和百姓才有新生希望。

他认为，抗日御侮、肃清内部弊政、改善底层民生、争取国民民权，是相互关联、一体并进的救国路径。只有社会整体向好、民族得以自立，普通百姓才能摆脱压迫、获得安稳生活。

（二）对民国“开发西北”的冷静辨析

民国中期，全国兴起“开发西北”热潮，舆论呼声高涨，但多数开发方案由外来官僚、军政势力主导，表面大兴建设，实质变相掠夺地方资源，财富大多被上层攫取，底层百姓负担更重、生活更苦。

李濬川立足西北本土实情，对此有着清醒判断。他并不反对真正利民的地方开发建设，支持依托科学发展产业、改善民生、造福乡土。但他坚决抵制掠夺式开发、官僚式建设，直言这类开发只会加剧民间贫困，对地方毫无益处。

他明确提出，西北开发首先要分清目的与主体，是为百姓谋利，还是为官僚谋私。目的不正、主体错位，所有建设都是扰民害民之举。这样冷静务实、以民为本的认知，远超当时跟风盲从的社会舆论。

（三）乡村建设与民生改良思路

通过长期观察，李濬川意识到，西式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并不适合中国乡村，尤其不适合地广民穷、以农为本的西北乡土。传统小农经济分散薄弱、抗风险差，亟需探索新的农业经营与乡村发展方式。

他倾向于规模化、合作化的乡村发展思路，认为抱团发展、集中经营、互助协作，能够改善乡村零散薄弱的弊病，缓解剥削压力，恢复乡村生机。晚年撰写《救济西北建议书》，就是希望系统梳理西北贫困根源，提出一套贴合实际、能够真正救济民生、振兴乡土的改良方案。只因早逝，文稿未成，成为其一生遗憾。

五、人格精神与历史价值

纵观李濬川先生一生，身处晚清民国更迭的动荡年代，历经孤寒成长、官场乱象、连年匪患、民生凋敝，却始终保持正直本心、务实作风、为民情怀，兼具传统士人德行操守与近代志士革新视野，是陇南近代难得的复合型乡贤代表。

他一生不保守、不僵化，能够随时代进步更新认知，接纳新思想、践行新变革，跳出旧式士绅封闭狭隘的局限，主动承担乡土改良、社会进步的时代责任。

他立身清白、公私分明，一生清贫自守、乐善好施，对己极简、对民极厚，为官不积私产、居乡不谋私利，以一辈子清贫坚守为公为民的初心。

他敢于担当、不畏强权，朝堂之上敢为百姓发声，乡土之中敢与恶弊斗争，乱世守土、危局担责，在人人自保的年代坚持护佑一方民生，被时人称作“群众之友”，名副其实。

他视野开阔、立足乡土，既能看清国家大势、民族危局，也能体察西北基层、边地民生，对西北开发、乡村出路、社会改良提出诸多务实见解，为近代陇南乡土革新积累了宝贵思想与实践经验。

在民国陇南乱象频仍、人心浮动、私利盛行的年代，李濬川以士人德行立身，以平民情怀处世，连接传统乡贤文化与近代进步思想，打通省级参政与基层民生的通道，既为地方争取实际权益，也为乡土开启民智、淳化风气。

先生虽然在世仅五十四载，壮志未竟、文稿未传，但其一生行实、为民初心、务实品格、革新视野，真实影响了民国武都乃至陇南的地方治理、风气转变与青年成长。其心系乡土、大公无私、与时俱进、躬身实干的精神，是陇南乡贤文化的重要内容，也为后世涵养乡风、建设乡土、服务民生提供了可贵的精神借鉴。

结语

李濬川先生是晚清民国陇南社会转型阶段极具代表性的本土乡贤、进步知识分子与地方改良先驱。一生起于孤寒而志不坠，身处乱世而行不偏，仕于省府而心在百姓，归于乡里而力济苍生。

他的思想，破旧时利己浅见，立济世为公大道；他的品行，守清廉淡泊本心，行宽厚助人实事；他的担当，临危不退、遇乱敢为、为民敢言、为乡敢争。

半生仕宦、半生乡居，李濬川以学识立身、以德行育人、以担当护民、以初心济世，无愧“群众之友”的时誉。岁月更迭、世事变迁，先生赤诚为公、务实为民、守正革新、扎根乡土的精神，依旧留存于陇南乡土文脉之中，为地方历史增色，为后世育人励行，是值得永久铭记、世代传扬的陇右乡贤典范。（西和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