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本《晋书》修订升级终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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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千龙网）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晋书》修订本出版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在首都师范大学本部的书中洞天会议室里，一套素雅的精装《晋书》修订本静静地陈列在展台上。这套书的诞生，意味着最完备的一部晋史文献整理校勘的全面升级，同时，这也是一场跨越了老中青三代学者、长达近20年的学术马拉松的终点。

该书由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两校共同承担修订。在这套总计130卷，包含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的巨著背后，不仅凝聚着学者和出版人埋首耕耘的心血，还折射出当代中国古籍整理事业坚守、传承、创新的真实风貌。

启航 修订工作要给年轻人机会

《晋书》修订的起点，始于2006年春天。在“二十四史”修订专家论证会上，已是耄耋之年的史学泰斗田余庆先生，面对经过多年沉淀的“二十四史”点校本，给出了“有誉无毁”的极高评价。但他也指出，“无毁”并非意味着没有缺点，只要认真研读史书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都会发现一些问题。历代学人校正各史、补订点校本的专书、专文，以及在论著论文中旁及的相关发现，需要修订者留意。

更重要的是，关于修订工程的人才梯队，田余庆先生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呼吁：“修订工作要给年轻人一些机会，要努力发现那些对这个工作有兴趣、有成绩的人。”

次年5月，在香山饭店举行的第一次修纂工作会议上，约一半的史书已经落实了承担团队，但还有很大一部分悬而未决。会议散场时，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修订工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徐俊去大堂送别与会前辈，田余庆先生特地将他叫到一旁坐下，说出了一个埋藏心底多年的遗憾：“‘二十四史’点校的时候，我们北大历史系没有参与。当时周一良先生等主要忙于教材编写，南北朝‘二史八书’北大没有参与。对北大来说，这是个遗憾。点校没参加，希望不要错过修订。”

彼时还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的罗新被田余庆先生找去谈话。当得知田先生希望自己挑头承担《晋书》修订时，罗新的第一反应是惶恐。“我当时真的觉得自己的学术准备还不够资格接受这项任务，”后来成为《晋书》修订主持人的罗新在回忆中坦承，“但田先生说我还年轻，学也来得及。”这无疑给罗新带来巨大的勇气。他相信，有田先生坐镇，加之北大中古史中心秦汉魏晋南北朝方向师资雄厚，学生众多，这不仅是完成一项重要的文献工程，更是训练青年研究生的绝佳契机。

最终，2007年11月，《晋书》修订方案通过专家评审；2008年初，合同正式签订，承载着几代学人期待与学术理想的梦想之舟，从此启航。

初稿 “《晋书》读书班”一开达八年

2008年5月27日，《晋书》整理小组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会议室举行。参加这项工作的研究生接到了一项任务：暑假假期结束，大家回到同一间会议室，“《晋书》读书班”就此开讲。

在此后长达8年的时间里，每周的固定时间，北大历史系罗新、叶炜等老师都会召集秦汉魏晋南北朝方向的硕博士研究生聚集一堂。学生们以2到5人为一组，分工完成版本校和修订长编，由博士生把关，再在读书班上报告讨论。一条条史料被反复研读，一个个异文被多方考证，甚至标点符号的去取都会引发激烈的争论。

据多位学者的回忆，从2008年到2016年，先后共有57人参与了《晋书》各卷长编的初稿撰写工作。其中超过半数的人，在毕业后依然坚守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许多如今已成为国内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界的中坚力量。《晋书》修订主持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聂溦萌就是这群年轻人中成长起来的典型代表，她从最初的懵懂参与，到逐渐负责大量具体工作，其博士论文题目及后来的制度史研究方向，都深受《晋书》修订工作的浸润。

2016年夏天，130卷的修订长编和校勘记的初稿终于完成。聂溦萌回忆，最后一次集体讨论结束后，罗新教授便踏上了他那趟后来广为人知的徒步之旅——从大都到上都。

但挑战才刚刚开始。从2016年到2021年，项目进入了漫长而艰难的“瓶颈期”。接手了项目实际工作的聂溦萌，当时正面临着很大压力，她坦言，关键是在高校评价体系中，古籍整理工作“费力不讨好”，远不如发表一篇核心期刊论文更“有用”。

“为了尽全力投入修订，她牺牲了许多做个人科研的时间。”中华书局编辑孙文颖说。而聂溦萌面临的问题，是古籍整理行业面临的痛点，也是《晋书》修订项目历时如此之久的客观原因之一。

聂溦萌还提及，不同于《史记》《汉书》等有较多同源文献可供对照，《晋书》的史源极为驳杂，且与其同源的多数文献未能完整流传下来。除了宋代的《通志》和《册府》这两部书之外，修订组在进行本校、他校时，几乎没有现成、保底的选项可供参考。“《晋书》的本校、他校没有舒适区。”聂溦萌说，“清人一些《晋书》校勘成果比较武断，不能完全倚赖，我们自己必须花费大量时间摸索文本的来龙去脉。”

攻坚 校勘更精良、标点更规范、文本更准确

这个时期也是一个积蓄力量的过程。在这段时间里，一系列重要的相关研究成果先后问世：日本学者尾崎康《正史宋元版研究》中译增订本和聂溦萌、陈爽主编的论文集《版本源流与正史校勘》，为《晋书》版本校的实践原则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苗润博《〈辽史〉探源》、聂溦萌《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等著作，加深了对于史书编纂形成过程的认识。

2021年下半年，《晋书》修订终于进入全面加速期。中华书局编辑孙文颖与李勉开始担任责编。她们与聂溦萌建立了微信工作群。修订组和编辑组还建立了若干个共享文档，将修订和编辑过程中遇到的所有人名、地名、年代及文字异写问题集中列出，反复推敲。

大家需要细究的远不止于此，对点校本的每一处改动，不仅要给出最终的结论，更要撰写详细的“修订长编”说明理据，以备查考。而且有些卷次的长编篇幅甚至超过了史书本文。在长编中，修订者需要列出版本校、本校、他校异文，以及其他可能存在问题的史书文本，逐一查阅文献，考证辨析，再决定如何处理。北京日报记者了解到，一个疑难条目，就可能花费几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而最终落到修订本上，或许仅仅是一个字的取舍，或者是一句只有几十字的校勘记。

“我们都清楚，二十四史修订本一旦出版，几十年内不可能再有大动。”聂溦萌说。这种对历史和学术的敬畏，让每一位参与者在极其繁琐的工作中，如履薄冰，慎之又慎。

到了2024年11月定稿会以后，统稿工作全力冲刺。聂溦萌与修订组另一位核心成员、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章名未，开始定期到书局“交作业”。2025年11月底，距离预定的出版日期越来越近，她们干脆直接“进驻”中华书局，与编辑组合署办公。从2025年11月24日到2026年4月3日的四个多月，是两位学者到书局“上班”最集中的一段时间。

正是这种执着，使得修订本的质量实现了质的飞跃。修订组以南宋前期建刊十四行二十七字本为底本，广校宋元诸本，在充分吸收历代尤其是近几十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晋书》原点校本进行全面修订。点校本原有校勘记2200余条，修订本增加到4600余条，修改标点、分段数百处。修订本对于点校本各条校勘记的增删去取都经过了慎重考量，保留下的旧校大多也进行了充实和改写，校勘更精良、标点更规范、文本更准确。

案例

三国名将“毋丘俭”到底姓啥

修订工作涉及大量文字训诂问题。此外，还要综合考虑诸本、诸书写法情况及历来的影响，进行取舍，很多时候没有标准的答案，甚至也没有十全的办法。而若涉及人名、地名等特殊用语，更要慎重对待。比如三国名将毋丘俭的姓氏，在点校本中作“毌（音惯）丘”，多年来已经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但这个写法在诸本、诸书，以及古人音注、石刻印玺材料中，都得不到支持。是否要恢复为“毋（音无）丘”，修订组一度有犹豫，“早就习惯了读成‘惯丘’，自己也觉得读‘无丘’别扭。”由于已故的《三国志》修订主持人吴金华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也认可“毋丘”的写法，又通过编辑组的联络，请教了《三国志》现任修订主持人吴葆勤先生，《晋书》修订组最终决定使用“毋丘”。

事实上，对于历史学出身的修订组成员而言，处理这类问题是边干边学的过程。“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修订会专门请文字学、汉语史的学者做外审，一方面是帮各史修订本把关。”聂溦萌坦言，“另一方面对我来说，消化吸收他们的外审意见，有时感觉像是请了家教一样。”中华书局的编辑和校对老师在最后统稿阶段进行了大量细致入微的规范工作。“质疑孔乙己，理解孔乙己，成为孔乙己”，聂溦萌说，那段时间大家这样互相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