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叫宋怀远,今年五十二岁,在市委工作了二十三年。
这些年里,我从一个小小的办事员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位置,见过太多人情冷暖,也看惯了声色犬马。可不管位置怎么变,我心里始终记着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这话是我爹教的。他是个地道的农民,大字不识几个,可说出的话比多少文件都有分量。
如今我坐在市委常委办公室里,每天经手的是全市几百万人的大事小情。可我怎么都没想到,有一天,我得为自己的亲侄子,去办一件本该最简单不过的事。
那件事办到最后,我拨通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曾经是我的学生。
第一章
事情得从上个月的一个周末说起。
那天下午,我正在书房里批阅文件,手机突然响了。看了眼来电显示——是我老家的大哥宋怀山。
我这个大哥,比我大八岁,一辈子窝在老家青石镇,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我爹走得早,娘身体又不好,家里供我读书的钱,有一多半是大哥出的。
那时候他刚成家,孩子还小,自己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可每次我开学,他总能掏出皱巴巴的一沓钱塞进我手里,嘴里还念叨着:“怀远,好好念,哥供你。”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分配进了机关,一步步走到今天。可大哥从来没跟我张过嘴,逢年过节我给他带东西,他还总是推辞:“你好好干你的工作,别管家里。”
所以接到他的电话,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大哥没事从不主动找我。
“哥,咋了?”我放下笔,坐直了身子。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大哥的声音有些涩:“怀远,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你说。”
“就是你侄子小涛,今年不是毕业了嘛,考上了一个单位,人家要政审材料,得回镇上盖几个章。可这孩子跑了十来趟了,愣是没盖上。我这实在没招了,寻思着你在市里认识人多,看能不能帮忙问问。”
我眉头皱了起来:“十来趟?盖什么章这么费劲?”
“就是什么户籍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那些东西。”大哥叹口气,“小涛去了不是这个不在就是那个开会,要不就说系统坏了,再不然就说得排队。我寻思着,是不是咱没给人家意思意思,所以才......”
“哥。”我打断他,“你先别着急,我回去看看。”
挂了电话,我坐在椅子上沉默了好一会儿。
说实话,这些年在市里,我也听到过不少基层办事难的声音。可每次开会,下面递上来的材料都是“群众满意度百分之九十几”“办事效率大幅提升”。我原以为情况确实好转了,可大哥这个电话,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我。
也许,是时候回去看看了。
我跟秘书李建军打了个招呼,说老家有点事,请了两天假。李建军问我需不需要安排车,我摆摆手说不用,自己开车回去就行。
第二天一早,我换了身平常穿的衣服——一件半旧的夹克,一条普通的黑裤子,脚上是双旅游鞋。镜子里的我,跟街头巷尾那些普通中年人没什么两样。
我故意没开单位的车,而是借了邻居老周那辆开了五六年的国产车,车牌是本地的普通牌照。
从市里到青石镇,走高速得两个多小时。我开出城,上了高速,路两边的房子越来越矮,田野越来越宽。开了没多久,我就瞧见路边有个小伙子背着个大背包,边走边看手机,一脸焦急。
我把车靠边停下,摇下车窗:“小伙子,去哪儿?”
那小伙子抬头看我一眼,有些警惕地后退了半步:“您是......”
“我去青石镇,顺路就捎上你。”我笑了笑,“放心,我不是坏人。”
小伙子犹豫了一下,还是上了车。坐定之后,他打量了一下车内,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谢谢叔,我也是去青石镇。”
“回家?”我随口问。
“不是。”他摇摇头,“去办事的。我叫林远,今年刚考上省城一家单位,要政审,得回户籍地盖几个章。”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微微一顿。
“你也是回去盖章的?”
林远愣了一下,随即苦笑:“叔,您也是?”
“我侄子也是。”我没多说,转而问道,“你这跑了多少趟了?”
林远伸出三根手指:“三趟了。头一回,说管章的上午开会。第二回,说下午下乡。第三回,说系统坏了。我请一次假扣两百块钱工资,来回车费又是一百多,折腾了三天,章还是没盖上。”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透着无奈,倒没什么怨气。
“那你这次是第四次了?”
“可不。”林远叹了口气,“我跟同事都打好招呼了,这趟要是再盖不上,我就得在那儿守着不走了。”
我看着前方的路,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就没找找关系?”
“找了。”林远苦笑,“我爹找了他一个老同学,那同学又找了镇上一个什么主任。结果那主任说,现在管得严,找谁都得按程序来,让我们别动歪心思。”
“然后呢?”
“然后还是盖不上。”林远一摊手,“我算看明白了,人家说的‘按程序来’,就是让你等着。”
我没再问了,心里却沉甸甸的。
车开了快两个小时,终于到了青石镇的地界。这个镇子不大,两条主街交叉成个十字,政府、派出所、国土所这些单位都集中在十字路口附近。
我把车停在镇政府对面,跟林远道了别。小伙子道了声谢,背起包就往派出所的方向走。
我没急着去找大哥,而是在镇上的街面上转了一圈。
镇政府大院门口挂着几块牌子,最显眼的是“为民服务中心”六个烫金大字,门口还摆着两台自助终端机。透过玻璃门往里看,大厅里窗明几净,工作人员穿着统一的制服坐在窗口后面,看上去一片井然。
我注意到门口贴着一张办事指南,上面写得很清楚——户籍证明,窗口受理,当场办结。
当场办结?
我正看着,就瞧见一个老大爷从大厅里走出来,脸上的表情不是很好看。
“大爷。”我迎上去,递了根烟,“您这是办事儿?”
老大爷接过烟,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你是哪个村的?”
“我住市里,回来探亲。”我笑了笑,“看您这脸色,事儿没办成?”
老大爷点上烟,深深吸了一口,这才开口:“办啥呀,说材料不全。”
“您办什么?”
“医疗报销。”老大爷摇摇头,“我这都第三回来了,头一回说缺诊断证明,第二回说缺费用清单,这一回说缺什么转诊单。我寻思着,这不是刁难人嘛,就不能一回说完?”
我心里有了数,跟老大爷聊了几句,便往大哥家走。
大哥家在镇子东边,是栋二层小楼,外墙贴着白色的瓷砖,年头久了有些泛黄。院门没锁,我推门进去,就看见嫂子正蹲在院子里洗衣服。
“嫂子。”
嫂子抬头看见我,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怀远?你咋回来了?”
“回来看看。”我没说实话,“我哥呢?”
“去地里了。”嫂子站起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快进屋坐,我给你哥打电话。”
“不急。”我拦住她,“小涛在家不?”
“在楼上。”嫂子往二楼指了指,“这孩子最近情绪不太好,把自己关屋里好几天了。”
我点点头,上了楼。
侄子的房间在二楼东头。我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声闷闷的“进来”。
推开门,就看见侄子宋涛坐在电脑桌前,面前摊着一堆表格和材料。他今年二十二岁,刚大学毕业,本来是该意气风发的时候,可这会儿看着却有些沮丧。
“二叔?”宋涛看见我,明显吃了一惊,“您怎么回来了?”
“你爹给我打电话了。”我在床边坐下,看着他桌上那堆材料,“跟我说说你盖章的事儿。”
宋涛的脸色黯淡下来:“没啥好说的,就是盖不上。”
“仔细说说。”我的语气温和但不容拒绝。
宋涛沉默了一会儿,这才从头说起。
原来他上个月考上了市里一家事业单位,单位要求提供政审材料,其中包括户籍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计划生育证明等等,都需要回户籍地镇里办理。
“我第一天去,上午十点到的。”宋涛说,“户籍窗口那个女的跟我说,负责盖章的人上午开会,让我下午再来。”
“下午去了呢?”
“去了又说下午下乡了。”宋涛苦笑,“第二天我又去,说系统坏了,修了两天。第四天去,说材料格式不对,得重新填。我重新填了去,又说填错了。”
“填错了?”
宋涛从桌上翻出一张表格:“就这个,我明明是按照他们说的填的。结果去了,那个姓刘的主任看了一眼就说不行,说得用新版的表格。我问新版的在哪儿领,他说去县里。我跑了一趟县里,人家说这表格就是最新版的,没问题。”
我接过表格看了看,是最普通的户籍证明申请表,没什么特别之处。
“然后呢?”
“然后我又回去,刘主任又说我的身份证复印件不够清晰,得重新复印。”宋涛越说越气,“我就在他们大厅的复印机上复印的,一块钱一张,印完了他说不够清晰,让我出去印。我出去印了,他又说规格不对。就这么着,我来回跑了十五趟。”
“十五趟。”我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声音很平静,心里却已经翻涌起来。
“对,十五趟。”宋涛低着头,“二叔,我不怕跑腿,可每次都这样,你刚弄好这个,他又挑出那个毛病,你永远不知道下次还有啥新问题。我感觉他们压根儿就不想给你办。”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把所有材料都带上,明天跟我去一趟。”
宋涛抬起头:“您去?”
“我去。”我站起身,语气平淡,“我倒是要看看,这章到底有多难盖。”
## 第二章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我和宋涛来到了青石镇为民服务中心。
大厅里人不算多,四五个窗口,每个窗口前都坐着一两个办事群众。我环顾一圈,户籍窗口在最里面,一个烫着卷发的女办事员正低着头玩手机。
“就是她。”宋涛小声说,“姓周,都叫她周姐。”
我点点头,示意宋涛去排队。自己则坐在大厅角落的长椅上,打算先看看情况。
宋涛前面排着一个老太太,佝偻着腰,手里攥着一沓材料,看样子等了有一会儿了。老太太颤颤巍巍地把材料递进窗口:“姑娘,我来办个老年证。”
周姐头也没抬,继续划拉着手机:“材料带齐了吗?”
“带了带了。”老太太把材料一张张摊开,“身份证、户口本、照片,都在这儿。”
周姐这才瞟了一眼:“你这个照片不行。”
“咋不行?”
“底色不对。”周姐把材料推出来,“要蓝色底的,你这是红色底的。”
老太太有些急了:“可上回我来问,说红的也行啊。”
“谁说红的也行?”周姐终于抬起头,“我说的是蓝的,你听错了。”
“我明明听的是......”
“行了行了。”周姐不耐烦地挥挥手,“回去重新照,别耽误后面的人。”
老太太还想说什么,可看看周姐的脸色,终究没再开口,默默收起材料,佝偻着腰走了。
我看在眼里,没吭声。
轮到宋涛了。他深吸一口气,把材料递进窗口:“你好,我来盖户籍证明的章。”
周姐接过材料,翻了翻,眉头立刻皱了起来:“你这个表格......”
“是最新版的。”宋涛赶紧说,“我专门去县里领的。”
周姐没理会他,继续翻看,好一会儿才说:“你这个申请理由写得太简单了,得写详细点。”
“可上次不是说写简单点就行吗?”
“那是上次。”周姐把材料推出来,“这次政策变了,回去重新填。”
宋涛攥着材料的手紧了紧:“那具体要怎么写才符合要求?”
“这个你自己看着办,总得把情况说清楚吧?”周姐的语气有些阴阳怪气,“这么大人了,这点事儿还得我教?”
我在旁边听着,终于站了起来。
“这位同志。”我走到窗口前,语气很平静,“你既然要求人家写得详细,那具体要详细到什么程度,总得给个标准吧?不然人家写了你不满意,又得跑一趟。”
周姐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也就是个普通老百姓,语气更不耐烦了:“你谁啊?”
“我是他二叔。”我说,“孩子跑十五趟了,你就不能一次性把要求说清楚?”
“我说得还不够清楚?”周姐提高了声音,“这表格上白纸黑字写着呢,自己不会看?”
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没再说话,而是掏出手机,对着窗口旁边贴着的“一次性告知制度”拍了一张照片。
“你拍什么拍?”周姐有些警觉。
“留个证据。”我说得轻描淡写,“这上面写着,办事窗口要一次性告知全部需要补正的材料。你刚才说‘申请理由要写详细点’,这不算一次性告知吧?”
周姐的脸色变了变:“你什么意思?”
“没别的意思。”我把手机收起来,“就是觉得,你们既然是服务窗口,总该按规矩办事。”
这时,旁边一个办公室里走出一个中年男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胸口别着工作牌。工作牌上写着——刘德胜,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怎么回事?”刘德胜皱着眉头走过来。
“刘主任。”周姐立刻换上一副委屈的表情,“这人在这儿胡搅蛮缠,还拍我们照片。”
刘德胜看向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老同志,你有什么事可以好好说,不要影响我们正常工作。”
“我没有影响工作。”我的语气依然平静,“我只是提醒这位同志按规矩办事。”
“我们是按规矩办事的。”刘德胜说着,从宋涛手里拿过那沓材料,翻了几页,“这个表格确实有问题,申请理由不够充分,回去重新填一下。”
“哪里不够充分?”我问。
“这个......”刘德胜顿了顿,“政策要求,你得把户籍变动的来龙去脉都写清楚。”
“这是户籍证明,不是情况说明。”我看着他,“户籍证明只需要证明户籍状态,不需要写来龙去脉。这是基本常识。”
刘德胜的脸色沉了下来:“老同志,你这是什么态度?我们是按规定办事,你要是觉得有问题,可以去投诉。”
“我会的。”我说,“不过在这之前,我能不能问问,你们这个‘一次性告知单’在哪儿?群众来办事,如果材料不全,你们是不是应该出具书面告知单,写明需要补正的内容?”
刘德胜和周姐对视一眼,都没说话。
正在这时,大厅门口走进来一个人,穿着一身有些陈旧但洗得干净的衣服,头发花白,背微驼,走路有些蹒跚。
“齐老师?”我脱口而出。
老人转过头,看了我半晌,脸上的皱纹慢慢舒展开来:“你是......怀远?”
“是我。”我迎上去,握住老人的手,“齐老师,您怎么在这儿?”
齐守正是我高中时的班主任,教了一辈子书,退休后就回了青石镇老家。算起来,他今年应该快八十了。
“来办个事。”齐老师笑了笑,笑容里带着些苦涩,“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您办什么事?”
“我老伴儿的医保报销。”齐老师说着,晃了晃手里的材料,“跑了好几趟了,今天来碰碰运气。”
我心里一沉:“也没办成?”
齐老师苦笑着摇摇头,没说话。
刘德胜在旁边看着我们师生叙旧,表情有些不耐烦:“老同志,你们要聊天出去聊,别影响我们办公。”
我还没说话,齐老师拉了拉我的袖子:“怀远,算了。”
我深吸一口气,压住了心里的火气。转向刘德胜:“刘主任,我侄子这个章,今天能盖吗?”
“按规定,材料不符合要求,不能盖。”刘德胜说得理直气壮。
“那就请你出具书面告知单,说明哪些材料不符合要求,依据是什么。”我盯着他,“这是你们的法定义务。”
刘德胜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这么较真。他皱了皱眉头:“老同志,你这是何必呢?回去重新填个表,明儿再来不就行了?”
“已经十五趟了。”我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你们是不是觉得,老百姓的时间就不是时间?”
大厅里的其他人也都看了过来,几个办事群众脸上露出了同样的表情——那种被折腾久了,有苦说不出的表情。
刘德胜的脸色彻底黑了:“你要是这个态度,那今天就办不了。”
“那好。”我点点头,掏出手机,“我现在就给你们县长打电话。”
刘德胜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笑容里带着几分嘲讽:“你认识我们县长?”
“认识。”我开始翻通讯录,“他叫陈学礼,对吧?”
“哟,还知道县长的大名。”刘德胜的语气更加不屑,“那你打,我看着你打。”
周姐也在旁边捂着嘴笑,眼神里满是看热闹的意思。
我找到了那个号码,按下了拨通键。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通了。
“喂,宋老师?”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带着几分意外和惊喜,“您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我按下了免提。
“学礼。”我站在为民服务中心的大厅里,声音不紧不慢,“好学生,我今天回青石镇办点事,发现你手下的工作效率真高啊。”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
“我侄子来盖个章,跑了十五趟。”我继续说,“我今天亲自来排队,也得候着。看来你这个县长当得不错,基层工作很扎实嘛。”
陈学礼的声音立刻变了:“宋老师,您在哪儿?我马上过来。”
“不用过来。”我说,“我就在青石镇为民服务中心,你手下的刘德胜主任正看着我呢。”
电话那头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陈学礼的语气急促起来:“老师,您把电话给刘德胜。”
我把手机递给刘德胜。
刘德胜接过电话,脸色已经有些不好看了:“喂?”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刘德胜的脸色从红变白,又从白变青,握着电话的手微微发颤。
“是......是......陈县长,我......我不知道......”他的声音结结巴巴的,“我马上办......马上办......”
电话挂断了。
刘德胜双手把手机还给我,额头上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宋......宋领导,您看这事儿闹的,是我工作不到位,您多包涵......”
“我不是什么领导。”我把手机收起来,“我就是个当二叔的,陪我侄子来盖个章。”
刘德胜的嘴角抽了抽,转身对周姐说:“快,给这位同志把章盖了。”
周姐这会儿也傻了,手忙脚乱地翻出公章,对照着宋涛的材料看了又看,这回一个字都没挑毛病,利利索索地盖上了章。
整个大厅安静得落针可闻。
我把盖好章的材料递给宋涛:“拿着,回去吧。”
宋涛接过材料,眼眶有些发红。他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最终只叫了一声:“二叔。”
“去吧。”我拍拍他的肩膀。
宋涛转身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这才转向刘德胜。
“刘主任。”我说,“我想看看你们这半年的办事记录。”
刘德胜连连点头:“好,好,我这就去拿。”
“还有。”我补充道,“刚才那位老太太要办老年证,你们告诉她照片底色不对,但我看了规定——红底、蓝底、白底都可以。你们为什么要刁难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家?”
刘德胜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还有齐老师。”我看向站在一旁的齐守正,“他是退休教师,医保报销跑了好几趟,你们到底要什么材料,能不能一次性说清楚?”
齐老师在一旁扯了扯我的衣袖:“怀远,别为难人家了......”
“齐老师。”我转头看着他,声音放柔了,“不是为难他们,是他们为难老百姓。”
这时,大厅门口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转头一看,一个穿着白衬衫、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快步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三四个人。
正是青石镇镇长马国良。
马国良一进门就四处张望,看见刘德胜,快步走过来:“刘主任,怎么回事?我刚才接到县里电话......”
话说到一半,他看见了我,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
“您是......”马国良打量着我,神情有些惊疑不定。
“这位是......”刘德胜凑到马国良耳边,小声说了句什么。
马国良的脸色立刻变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面前,双手握住我的手:“宋......宋领导,您怎么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们也好安排......”
“我就是回来看看。”我抽回手,“马镇长,我在你们这个为民服务中心待了不到一个小时,看见的事情可不少。”
马国良的额头开始冒汗:“是我们工作不到位,我们一定整改,一定整改。”
“整改?”我看着他,“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吗?”
马国良没敢接话。
“我看见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为了办老年证跑了不止一趟,最后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理由被打发回去。”我的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晰,“我看见我的老师,一个教了一辈子书、快八十岁的退休老教师,为了医保报销来回奔波。”
我顿了顿,看向大厅里那些望着我的老百姓。
“我还看见我自己的亲侄子,一个二十出头刚毕业的年轻人,为了盖一个章,跑了十五趟。”
“十五趟。”
我重复了一遍,目光扫过马国良、刘德胜、周姐,扫过大厅里每一个工作人员。
“你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们的父母、你们的子女,为了办一件最简单的事,要来回折腾十几趟,你们心里是什么感受?”
大厅里鸦雀无声。
马国良的衬衫后背已经湿了一大片:“宋领导,我们深刻检讨,立即整改......”
“我不想听这些话。”我打断他,“我想看到实际行动。”
我走到大厅中央,指着墙上那行大字——“为人民服务”。
“这几个字,不是挂在那儿当摆设的。”我说,“你们自己看看,在座的老百姓,哪个不是把你们当公仆?可你们呢?拿着国家的薪水,摆着官老爷的架子,把老百姓当皮球踢来踢去。”
“你们问问自己的良心,你们对得起这五个字吗?”
声音在大厅里回荡,没人敢吭声。
就在这时,大门口又进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色有些发白,额头上带着细密的汗珠,一看就是匆忙赶来的。
正是青石县县长陈学礼。
陈学礼比我小十几岁,当年我还在县里教书的时候,他是我的学生。后来我调到了市里,他一步步从基层做起,去年刚提的县长。
“宋老师。”陈学礼快步走到我面前,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
这一声“宋老师”,让马国良和刘德胜的脸色又白了几分。
“学礼。”我看着昔日的学生,语气平静,“你来得正好。”
“老师,情况我已经了解了。”陈学礼的态度很诚恳,“是我工作失职,让您费心了。”
“不是让我费心。”我摇摇头,“是让这些老百姓费心了。”
我指了指大厅里的人——有老太太,有老大爷,有年轻人,有中年人。他们有的站了一个多小时,有的跑了七八趟,有的被来回踢皮球。
“你看看这些老百姓。”我说,“他们才是你的衣食父母。”
陈学礼的脸红了,他转向大厅里的群众,深深鞠了一躬。
“各位乡亲。”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是我工作做得不到位,让大家受委屈了。我在这里给大家道个歉。”
他直起身,转向马国良:“马镇长。”
“在。”马国良连忙应道。
“从今天起,青石镇为民服务中心停业整顿。”陈学礼的语气斩钉截铁,“所有工作人员重新培训,培训不合格不准上岗。这半年来的办事记录全部复查,有问题的立即纠正。”
“是。”马国良连连点头。
“还有。”陈学礼看向刘德胜和周姐,“你们两个,暂时停职,接受调查。”
刘德胜的脸色惨白,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
陈学礼又转向我:“老师,您看这样处理行吗?”
我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学礼,你让我说,我就说两句。”
“您请讲。”
“停职也好,整顿也好,这些都是手段,不是目的。”我的声音不高,但在场的人都听得很清楚,“真正的目的,是让老百姓办事不再这么难。”
我走到窗边,指着外面街道上的行人:“你看看这些人,他们有的是种地的农民,有的是做小买卖的商户,有的是在厂里打工的工人。他们来办事,请个假扣工资,来回车费得花钱,有时候还得托人找关系,请客送礼。”
“办一件小事,对他们来说,比登天还难。”
我转过身,看着陈学礼:“这不是能力问题,是用心不用心的问题。”
陈学礼低下头:“老师,我记住了。”
“记住就好。”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这个位置,是老百姓给的。好好干,别让老百姓戳脊梁骨。”
说完,我转身走向门口。
走到齐老师面前时,我停下脚步,握住老人的手:“齐老师,您的事我记下了,您放心。”
齐守正握着我的手,眼眶有些湿润:“怀远,你长大了。”
我笑了笑:“都是您教的。”
走出为民服务中心的大门,我站在台阶上,深深吸了一口气。
外面的天空很蓝,街道上人来人往,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平静。
可我知道,平静之下,暗流涌动。
我掏出手机,拨通了大哥的电话。
“哥,小涛的章盖好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大哥的声音有些哽咽:“怀远,谢谢你。”
“谢什么。”我笑了笑,“我今晚不走了,咱们哥俩喝两杯。”
“好好好。”大哥连声说,“我让你嫂子炒几个菜。”
挂了电话,我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栋挂着“为民服务中心”牌匾的大楼。
那几个烫金大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 第三章
大哥家的晚饭很丰盛。
嫂子听说我要留下来吃饭,从下午就开始忙活。杀了一只老母鸡炖汤,又炒了腊肉、蒜薹、酸豆角,还包了我最爱吃的韭菜鸡蛋饺子。
“二叔,您坐这儿。”侄子宋涛殷勤地给我拉开椅子,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
大哥宋怀山坐在我对面,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菜:“怀远,多吃点,这都是你爱吃的。”
我看着满桌子的菜,心里暖烘烘的。这些年在市里,各种饭局应酬吃了不少,可只有家里的饭菜,才能吃出这种踏实的味道。
“哥,你今天怎么不问我了?”我夹了一个饺子,蘸了蘸醋。
大哥端起酒杯,跟我碰了一下:“问啥?”
“今天的事儿。”
大哥喝了一口酒,沉默了半晌才开口:“怀远,你哥虽然没文化,但不傻。你今天去镇上,肯定不是光给小涛盖章那么简单。”
我没说话,等着他继续说。
“后来我听说,陈县长都来了。”大哥看着我,“你是不是打算查一查镇上的事儿?”
我放下筷子:“哥,你觉得我该查吗?”
大哥没直接回答,而是说起了另一件事。
“去年冬天,咱村的赵老四想翻修房子,去镇上办手续。”大哥慢慢说着,“那帮人今天说少这个,明天说缺那个,折腾了他三个月。后来赵老四实在没辙了,托人找到了镇上管城建的副主任,塞了两条烟,事儿三天就办好了。”
“还有张寡妇,想办个低保。去了七八趟,愣是办不下来。后来有人说,得‘意思意思’。张寡妇拿不出钱,到现在也没办成。”
大哥说完,闷头喝了一口酒。
“怀远,你说这些人,是不是早就忘了自己是谁了?”
我看着大哥脸上深深的皱纹,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大哥比我大八岁,今年六十了。他的一辈子都在这片土地上,种地、收粮、养家糊口。他不认识什么大领导,不懂得那些弯弯绕绕的规矩,他只知道,当官的应该给老百姓办事。
“哥。”我端起酒杯,“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那天晚上,我和大哥喝到很晚。嫂子在一旁不停地给我们热菜,宋涛陪坐在旁边,时不时给我们倒酒。
喝到最后,大哥有些醉了,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地说起小时候的事儿。
“怀远,你还记得不?当年咱爹走的时候,你才十二岁。”大哥的眼眶红了,“咱爹拉着我的手说,怀山,你弟弟还小,你得照顾他。”
“我答应了咱爹。”大哥抹了一把眼睛,“这些年,我看着你考上大学,分配工作,一步步走到今天。哥心里高兴,真的高兴。”
“可哥也知道,你走的路跟我不一样。你见的世面大,做的事儿也多。哥帮不上你啥忙,就盼着你好好的。”
我的眼眶也有些发酸:“哥,你别说了。”
“让哥说完。”大哥摆摆手,“今天你去镇上,给小涛出了气,哥很感激。可哥也得提醒你一句——你做得越大,盯着你的人就越多。你做事儿,得多留个心眼。”
我握住大哥粗糙的手:“哥,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那天晚上,我住在大哥家的客房里。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听着窗外的虫鸣声,想着白天发生的事儿,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就听见院子里有人说话。
“怀山哥在家不?”
“在呢在呢,谁啊?”
我披上衣服走到窗边,往外一看,院子里站着三个人——一个是昨天在为民服务中心见过的那位老太太,一个是赵老四,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中年妇女。
大哥迎了出去:“张婶,老四,翠花嫂子,你们这是......”
老太太先开了口:“怀山,我们听说你兄弟回来了,想......想见见他。”
大哥有些为难地回头看了看屋里。
我穿好衣服,走出了房门。
“几位乡亲,我就是怀远。”我笑着说,“有什么事进来说吧。”
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些拘谨。
最后还是老太太先开了口:“宋家兄弟,昨天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那个......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你替我们说了句公道话。”老太太说着,眼眶红了,“我那个老年证,跑了好几趟了,昨天你说了之后,今天一大早就有人给我送到家里来了。”
赵老四也凑上来:“还有我的建房手续,今天镇上来人了,说之前弄错了,让我重新填个表就行。”
那个叫翠花嫂子的中年妇女也开了口:“我是张翠花,我那个低保......”
她说着,声音有些哽咽:“今天早上镇上来人通知我,说审核通过了。”
我看着眼前这三个人,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这些事情,明明早该办好的,却一直拖着。我昨天只说了几句话,今天就全都解决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不是办不了,是不想办。
不是能力不够,是用心不够。
“几位乡亲。”我让他们进了屋坐下,“你们跟我说说,平时去镇上办事,都是什么情况?”
起初三个人还有些顾虑,说话遮遮掩掩的。后来在我的引导下,渐渐地打开了话匣子。
老太太叫张秀兰,今年七十三了,老伴走得早,一个人住在镇上。她那个老年证,跑了五趟,每一趟都被挑出不同的毛病。第一趟说照片尺寸不对,第二趟说身份证复印件模糊,第三趟说申请表填错了,第四趟说系统故障,第五趟就是昨天那趟,说照片底色不对。
“其实那些材料都没问题。”张秀兰抹着眼泪说,“就是想要点好处。”
赵老四的情况更惨一些。他家的老房子年久失修,去年冬天漏雨漏得厉害,就想翻修一下。结果去镇上办手续,今天说土地证有问题,明天说规划不符,后天又说得补交什么费用。折腾了三个多月,最后托人送了两条好烟,事儿三天就办下来了。
“那两条烟,花了我四百多块钱。”赵老四苦笑着说,“都够买两袋水泥了。”
张翠花的情况又不一样。她丈夫前年出了车祸,瘫痪在床,家里就靠她一个人撑着。她去镇上申请低保,材料递上去石沉大海。去问了几次,都说还在审核中。后来有人点拨她,说得“走动走动”。可她实在拿不出钱来走动,这事儿就一拖再拖。
“我老公的药费,一个月就得两千多。”张翠花说着说着就哭了,“我实在撑不住了。”
我听着这些,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
这些事儿,说起来都不是什么大事。老年证、建房手续、低保申请,对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来说,不过是一张纸、一个章的事儿。
可对这些老百姓来说,却是天大的事。
他们为了办这些事,请了假扣了工资,坐了车花了路费,有时候还得托人找关系、请客送礼。一趟不行两趟,两趟不行三趟,折腾来折腾去,心力交瘁。
“你们就没想过向上反映?”我问。
三个人面面相觑,最后赵老四苦笑着说:“反映?往哪儿反映?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人家当官的认识你是谁?再说了,说不定反映了也没用,反倒得罪了镇上的人,以后办事更难。”
“是啊。”张秀兰附和道,“我们都这把年纪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沉默了。
他们说的是实话。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没有关系、没有人脉、没有门路,面对一堵看不见的墙,除了忍气吞声,还能怎么办呢?
“几位乡亲。”我站起来,“你们说的情况,我都记下了。我不敢说一定能解决,但我会尽力的。”
送走了三个人,大哥走到我身边,叹了口气:“怀远,你都看见了。”
“看见了。”我点点头,“看得清清楚楚。”
“那你想怎么办?”
我看着院子外面那片熟悉的山野,沉默了好一会儿。
“哥,这事儿我得查一查。”我说,“不是查一天两天,是得从根本上查一查。”
大哥有些担忧地看着我:“你这样会不会太......”
“哥,你放心。”我打断他,“我不冲动,我有分寸。”
大哥看着我坚定的眼神,最终点了点头:“行,你看着办吧。不过有啥事儿,记得跟哥说一声。”
“好。”
当天下午,我回到了市里。
回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秘书李建军去调青石镇近三年来的民生项目资料。
李建军跟了我七八年,是个踏实肯干的年轻人。他没有多问,很快就把资料整理好放在了我的桌上。
我翻开这些资料,一页一页地看。
表面上看,青石镇的各项工作数据都不错。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逐年增加,民生项目覆盖率稳步提升,群众满意度调查报告也显示得分不低。
可我知道,这些数字背后,未必都是真相。
第二天上班,我找到了市纪委的老朋友周国栋。
周国栋是市纪委副书记,干了一辈子纪检工作,铁面无私,在系统里有个外号叫“周包公”。
“老周,有个事想跟你聊聊。”我开门见山。
周国栋放下手里的文件,推了推眼镜:“什么事这么严肃?”
我把回青石镇的经历跟他简单说了一遍。
周国栋听完,沉默了半晌。
“老宋,你跟我说这些,是希望我查一查?”他问。
“不是希望你查一查。”我纠正他,“是按照规定查一查。”
周国栋笑了笑,笑容里有些意味深长:“你确定?青石镇可是你的老家,马国良虽然没什么大背景,但能在镇上干这么多年,多少也有些关系。”
“有关系又怎样?”我反问道,“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行。”周国栋点点头,“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不过我提醒你,这事儿一旦查起来,牵扯的肯定不止一个两个人。你最好有点心理准备。”
“我心里有数。”我说。
从周国栋办公室出来,我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的城市。
阳光很好,远处的山峦清晰可见。
我想起昨天在大哥家门口,赵老四说的那句话——“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人家当官的认识你是谁?”
是啊,他们不认识我是谁。
可我认识他们。
我是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知道老百姓的日子有多不容易。
正因为知道,所以不能装作看不见。
## 第四章
纪委的动作很快。
周国栋跟我聊完的第二天,就派出了一个三人调查组,以常规巡查的名义进驻青石镇。
带队的叫赵志强,四十出头,是纪委监察室的副主任,办过不少基层干部违纪的案子。周国栋特意跟我说,这个人很靠谱。
调查组进驻的第一天,青石镇表面上风平浪静。
马国良亲自出面接待,安排办公场所,配合调阅资料,态度好得不得了。赵志强后来说,要不是提前知道情况,光看这态度,还真以为是个模范镇。
可私下里,暗流涌动。
调查组入驻的第三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
“是宋怀远吗?”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阴沉。
“是我,你哪位?”
“我是哪位不重要。”对方笑了一声,“我就是想提醒你一句,有些事儿,别查得太深。水太深了,小心把自己淹着。”
我握着电话的手微微收紧:“你在威胁我?”
“不敢不敢,就是善意的提醒。”对方的语气轻飘飘的,“您在市委位置也不低了,犯不着为了一个小小的青石镇,把自己搭进去,您说是不是?”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关心您的朋友。”对方说完,挂了电话。
我放下手机,坐在椅子上,眉头紧紧皱了起来。
这个电话来得蹊跷。调查组才去了三天,这么快就有人坐不住了?而且对方知道我的私人号码,说明对我很了解。
我拿起手机,给周国栋打了个电话。
“老周,我刚才接到一个电话。”
我把电话内容跟他说了一遍。周国栋听完,沉默了几秒钟。
“看来有人慌了。”周国栋的语气严肃起来,“老宋,你得小心点。这些人的能量,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我知道。”我说,“不过我既然已经伸手了,就没打算缩回去。”
“你这个人啊。”周国栋叹了口气,“这么多年了,脾气一点没变。”
“变了就不是我了。”我笑了一下,“对了,调查组那边有什么进展?”
“志强今天刚给我汇报过。”周国栋说,“初步发现了一些问题。青石镇这几年的民生项目资金,有一些账目对不上。另外,他们在为民服务中心暗访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
“等你亲眼看到就知道了。”周国栋卖了个关子,“明天志强会带回来一些材料,到时候我给你看。”
第二天下午,赵志强果然来了。
他带回来一摞材料,有账本复印件、谈话记录、还有几段录音的文字整理稿。
我坐在办公室里,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这些材料,越看脸色越沉。
青石镇的问题,远比我之前看到的要严重。
表面上看,镇上的各项工程都做得漂漂亮亮——新修的公路、翻新的学校、改建的卫生院,看上去光鲜亮丽。可实际上,这些工程里面的水分大得惊人。
比如去年修的那条通村公路,账面上报的是四百万,可实际施工只花了两百万出头。剩下的钱去哪儿了?账目上写着“其他支出”,却没有明细。
又比如镇卫生院翻新工程,报账三百六十万,可施工单位只拿到了一百八十万。另外一百八十万,据说是“协调费”。
最离谱的是镇上搞的一个扶贫车间项目。项目批下来三百二十万,车间也确实建起来了,可建成之后就闲置了,至今没开过一天工。工人倒是招了二十多个,可实际上一个都没上过岗。他们的名字被挂在车间花名册上,每个月照常发工资——只不过工资打到卡上后,要“交回来”一大半。
“这是典型的吃空饷。”赵志强指着那份花名册对我说,“宋领导,这二十三个人里,有马国良的亲戚、有刘德胜的小舅子、还有几个是镇上干部的家属。他们从没上过一天班,却按月领工资。”
我放下材料,沉默了良久。
“还有为民服务中心的事。”赵志强继续说,“我们暗访了三天,发现窗口工作人员普遍存在故意刁难、索要好处的行为。材料齐全的,他们故意说材料不全。手续合规的,他们故意说手续不合规。等群众跑了好几趟,心慌了,就会主动找关系、托人情、送礼送物。”
“他们把这叫‘养鱼’。”赵志强的语气带着愤怒,“把老百姓当鱼来养,养肥了再宰。”
“养鱼。”我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心里一阵发冷。
“对,养鱼。”赵志强说,“我们在刘德胜的电脑里发现了一份东西,您猜是什么?”
“什么?”
“一份价目表。”赵志强从材料里抽出一张纸,放在我面前。
我低头看去,那是一份打印表格,分门别类地列着各种“代办费”——
户籍证明,正常办理免费。加急,二百。
无犯罪记录证明,正常办理免费。加急,三百。
建房审批,按规定应在一个月内办结。提前出证,两千起。
低保审核,按规定免费。审核通过“协调费”,五百起。
我看了三遍,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这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昨天下午。”赵志强说,“刘德胜的私人电脑里,藏在一个加密文件夹里。我们找技术人员破解之后发现的。”
“刘德胜现在在哪儿?”
“还在镇上,不过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赵志强说,“他倒是挺老实,一问就全招了。说这是镇上的‘老规矩’,他上任之前就有了。”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的城市。
夕阳西下,天边的云被染成了橘红色。远处的街道上,下班的人们行色匆匆,一切都那么平静、那么正常。
可我的心里,却翻涌着惊涛骇浪。
我想起张秀兰老太太,为了办一个老年证,跑了五趟。
我想起赵老四,为了翻修房子,折腾了三个月,最后还得送两条烟。
我想起张翠花,丈夫瘫痪在床,申请低保求告无门。
他们是什么感受?
他们会不会觉得,这个世道太不公平了?
“赵志强。”我转过身。
“在。”
“这些材料,能查实的,全部固定证据。不能查实的,继续深挖。”我的声音很平静,但赵志强能听出其中的分量,“我要的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是这个体系的问题。”
“明白。”赵志强点头。
“还有。”我补充道,“那个价目表,原件保存好,这是核心证据。”
赵志强走了之后,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久久没有动弹。
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城市的灯光次第亮起。我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万家灯火。
这片灯火下,有多少人在默默承受着本不该承受的难处?有多少人为了一件小事奔波劳碌,却总也办不成?
我不禁想起了自己当年。
我爹走得早,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大哥为了供我念书,到处借钱,求遍了亲戚邻里。那时候,他有没有被刁难过?有没有被人当成“鱼”来“养”?
我忽然意识到,我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不只是因为自己的努力,更是因为无数像大哥这样的人,用他们的肩膀托起了我。
如今我站得够高了,能看得够远了,可我若是只顾着自己,忘了这些托起我的人,那我跟那些让老百姓跑十五趟还盖不上一个章的人,又有什么区别?
我掏出手机,拨通了陈学礼的电话。
“宋老师。”陈学礼很快接了电话,语气恭敬。
“学礼,睡了吗?”
“还没。”陈学礼笑了一声,“老师您吩咐。”
“纪委调查组去青石镇了,你知道吧?”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知道。”
“你怎么看?”
陈学礼没有立刻回答。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有些涩:“老师,其实有些情况,我之前也有耳闻。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没想到这么严重。”陈学礼的语气里带着些惭愧,“老师,是我工作失职。”
“失职不可怕。”我说,“可怕的是知道了还装作不知道。”
“老师,您的意思是......”
“接下来的调查,可能会牵扯到你的下属,也可能牵扯到你的同僚。”我说,“我是想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求情、递话,你得站稳了。”
陈学礼沉默了一会儿:“老师,我明白。”
“明白就好。”我说,“学礼,你还记得当年我教你们的时候说过的话吗?”
“记得。”陈学礼说,“您说过,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记得就好。”我挂了电话。
## 第五章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青石镇炸了锅。
纪委调查组顺藤摸瓜,从刘德胜这条线往深里挖,挖出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先是刘德胜交代了“价目表”的来龙去脉。他说这份价目表是前任综合服务中心主任传下来的,他自己在上面又“完善”了几项。按照这个价目表,群众来办事,不给“加急费”的,就让他等着。给了的,三天之内办妥。
光是这一项,刘德胜自己供认收受的钱财就超过八万块。
然后是马国良。调查组查账的时候发现,近三年青石镇的项目资金,有将近六百万的账目对不上号。这些钱有的以“协调费”的名义支出了,有的以“其他支出”报销了,还有的直接就是空白单据入账。
钱去哪儿了?
马国良一开始还嘴硬,说都是正常的工作支出。可当调查组拿出他私人账户的银行流水时,他彻底傻了眼。
他的账户里,近三年有大大小小几十笔来路不明的进账,少的三五万,多的二三十万,加在一起超过两百万。
“这些钱,你能解释清楚来源吗?”赵志强问他。
马国良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我交代。”
他的交代,牵出了青石镇更大的问题。
原来镇里这些干部,早就形成了一个利益链条。从项目审批到工程发包,从资金拨付到验收结款,每一个环节都有人伸手。镇上的工程,名义上是公开招标,实际上中标单位都是“自己人”。
马国良供出了好几个“合伙人”——副镇长王德发、财政所长李建国、国土所长周明辉。
这还只是镇上。
往上,县里有没有人?
陈学礼有没有牵扯?
赵志强来汇报的时候,我问了他这个问题。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陈县长有问题。”赵志强说得很谨慎,“但从马国良的供述来看,县里确实有人跟这件事有关联。”
“谁?”
“县财政局的副局长钱文斌。据马国良交代,每次有大笔资金拨付的时候,他都会提前给钱文斌打个招呼,事后也会‘表示感谢’。”
我点了点头,没有多问。
但我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青石镇的问题,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果然,又过了两天,调查组在清查镇里的账目时,发现了一笔古怪的支出。
那是一笔一百八十万的“咨询费”,收款方是一家名叫“宏图咨询”的公司。可这家公司既没有办公地址,也没有实际业务,注册信息上留的是一个虚假地址。
调查组顺着这家公司继续追查,发现它的法人代表叫赵东升——而赵东升不是别人,正是县里某个领导的亲戚。
线索到这里,就变得微妙起来了。
周国栋专门来找了我一趟。
“老宋。”他坐在我对面,神色严肃,“青石镇这个案子,牵扯越来越大了。”
“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周国栋摇了摇头,“我今天来,是想提醒你一件事。”
“什么事?”
“你可能不知道,青石镇上一任党委书记,叫王守成。”
“王守成?”我皱起眉头,这个名字有点耳熟,“他现在在哪儿?”
“现在是市政协副主席。”周国栋语气平静,“虽然是个闲职,但级别不低。”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王守成。我在市里工作这么多年,当然认识他。他是前任市委书记一手提拔起来的,虽然现在退居二线了,可他在市里的人脉还在,影响力也不容小觑。
“你是说,青石镇的问题,可能跟王守成有关系?”
“我没这么说。”周国栋摇摇头,“但王守成在青石镇待了五年,那个‘价目表’,据刘德胜交代,就是在王守成任期内开始有的。”
我沉默了。
周国栋继续说:“老宋,我不是要你收手。我是提醒你,这件事如果继续往下查,可能会得罪一些人。这些人的能量,比一个小小的青石镇大多了。”
“你想好了吗?”
我看着周国栋,他的眼睛里有关切,也有担忧。
“老周。”我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坚定,“你还记得二十年前,你刚进纪委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吗?”
周国栋愣了一下。
“那时候你跟我说过一句话。”我看着他的眼睛,“你说,干这一行,就是在刀尖上跳舞。可你宁愿在刀尖上跳舞,也不愿意昧着良心过日子。”
周国栋的眼睛有些发红:“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
“当然记得。”我站起身,“老周,我宋怀远走到今天,没靠关系,没走门路,靠的就是问心无愧四个字。如今这把年纪了,更不会改变。”
“好。”周国栋也站起来,“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查到谁,我周国栋奉陪到底。”
送走周国栋,我站在窗前,看着天边的晚霞。
霞光万丈,把整座城市都染成了一片金红。
我的心里,却沉甸甸的。
王守成。市政协副主席。
这个案子,真的能查到底吗?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如果我不查,那些被刁难过的老百姓、那些被盘剥过的群众、那些为了办一件小事跑断腿的普通人——他们的委屈,就永远没有昭雪的那一天。
我不信什么“大人物动不得”。
我只知道,在党纪国法面前,没有大人物和小人物之分。
想到这里,我拿起手机,拨通了大哥的电话。
“哥。”
“怀远,咋了?”大哥的声音有些紧张,大概他也听说了镇上的风声。
“没事,就是想问问你,家里都好吧?”
“好着呢。”大哥说,“就是你嫂子有点担心,说镇上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怕你惹上麻烦。”
“让嫂子放心。”我说,“我没事。”
大哥沉默了一会儿:“怀远,你老实跟我说,这事儿是不是挺大的?”
我想了想,还是如实说了:“不小。”
“那你......”大哥欲言又止。
“哥,你放心。”我打断他,“我心里有数。”
“我知道你心里有数。”大哥叹了口气,“可哥还是担心。你位置高,盯着你的人也多。万一有人使坏......”
“让他使。”我说得很平静,“我行得正坐得直,不怕鬼敲门。”
挂了电话,我坐在椅子上,闭上了眼睛。
脑海中浮现出很多画面。
爹走的那年,大哥才二十出头,跪在灵前哭着说:“怀远还小,我不能让他辍学。”
后来我考上大学,大哥卖了家里的猪,又把收的粮食全粜了,凑了第一年的学费。
再后来我参加工作了,分到县委办公室,大哥逢人就夸:“我兄弟当官了。”
可他从来没找过我办什么事。唯独这一次,为了儿子,他开了口。
我睁开眼,目光落在桌上那份“价目表”上。
那些明码标价的“代办费”,那些理直气壮的“协调费”,那些巧立名目的“咨询费”——说白了,都是在喝老百姓的血。
而这些人里,说不定就有当年的王守成。
罢了。
这个案子,我一定要查到底。
## 第六章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又过去了三天。
这三天里,调查组的进展神速。赵志强带着人日夜不停地查账、谈话、取证,终于在重重迷雾中撕开了一道口子。
事情要从那家叫“宏图咨询”的皮包公司说起。
调查组查了这家公司的银行流水,发现它不止收了青石镇一百八十万的“咨询费”。从三年前到现在,这家公司陆陆续续从青石县下辖的四个乡镇都收过钱,加起来超过八百万。
一个没有实际业务、没有办公地址、没有员工的皮包公司,凭什么能收到这么多咨询费?
答案只有一个——有人用它来洗钱。
洗什么钱?洗那些从项目资金里截留出来的黑钱。
谁在背后操控这家公司?
调查组顺着公司的注册信息往上查,发现法人代表赵东升只是一个幌子。真正操控这家公司的人,名叫钱文斌。
钱文斌,县财政局副局长。
赵志强第一时间找到了钱文斌谈话。
起初,钱文斌态度很强硬,说这家公司跟他没关系,他只是认识赵东升,帮忙介绍过几个项目。
可当赵志强拿出银行流水,上面清清楚楚地显示,“宏图咨询”收的钱,有将近一半转进了钱文斌妻子的账户时,钱文斌的脸色变了。
“这只是借款。”他狡辩道,“赵东升跟我爱人是朋友,周转一下资金而已。”
“借款?”赵志强冷笑,“八百多万的借款,借了三年都不还?连个借条都没有?”
钱文斌说不出话来了。
赵志强又拿出了另一份证据——钱文斌和赵东升的微信聊天记录。
聊天记录里,两人讨论的全是哪个项目能“拆”出多少、怎么把钱“洗”干净、怎么把账做平。
“钱文斌,你还想说这是借款吗?”
面对铁证,钱文斌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抬起头,声音沙哑:“我说,我全都说。”
据钱文斌交代,这个利益链条远比调查组想象的要庞大。
首先,乡镇上报项目,县财政局审批。在审批环节,钱文斌就会“打招呼”,要求项目资金必须拨付到指定账户——这个账户,就是“宏图咨询”的户头。
其次,项目中标单位由钱文斌和马国良等人内定。表面上走一套招标流程,实际上中标单位都是他们事先安排好的。
然后,工程实际施工时,要么偷工减料,要么虚报工程量。真正花在项目上的钱,往往只有申报金额的一半甚至更少。
最后,剩下的钱通过“宏图咨询”洗白,按照固定比例分赃——县里拿四成,镇上拿三成,负责具体操作的人拿三成。
“青石镇那个扶贫车间,就是这么搞的。”钱文斌交代说,“当时报了三百二十万,实际只用了不到一百万,剩下两百万都分了。”
赵志强气得拍桌子:“你们知不知道那是扶贫资金?那是给贫困群众的救命钱!”
“知道。”钱文斌低着头,“可是钱太多了,忍不住。”
“忍不住?”赵志强更生气了,“忍不住就伸手?”
他深吸一口气,压下怒火,继续问:“这件事,县里还有谁知道?”
钱文斌犹豫了一下。
“钱文斌,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老实交代。”赵志强说,“你想想你的家人,想想你的孩子。”
钱文斌的眼眶红了。他擦了擦眼睛,声音颤抖:“有,还有一个人。”
“谁?”
“副县长周永年。”
赵志强的心一沉。
周永年,副县长,分管财政、城建、国土等重要部门。在青石县,他的权力仅次于陈学礼。
“他参与了?”
钱文斌点点头:“所有大额资金的拨付,我都要先跟他汇报。他点头了,我才能动。分钱的比例,也是他定的。”
“你有证据吗?”
“有。”钱文斌说,“我那里存着每一次分钱的账本,上面有每个人的签字。周永年的那份,都用代号代替,但我认得出来。”
“账本在哪儿?”
“在我老家的保险柜里。”
赵志强立刻派人去钱文斌老家,果然找到了那个保险柜。
打开保险柜的瞬间,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保险柜里,整整齐齐地码着十二本账本,每一本都记得密密麻麻。上面不仅有分钱的明细,还有收钱人的签字——有的是真名,有的是代号,有的是暗语。
而在这些账本旁边,还有厚厚一摞现金,粗略估计超过一百万。
“这是最近一次的钱,还没来得及分。”钱文斌说。
赵志强抱着这十二本账本,感觉怀里像揣着一颗炸弹。
这十二本账本,牵涉的绝不止钱文斌和周永年两个人。账本里提到的名字和代号,至少涉及二三十人,遍布青石县各个部门。
这是一个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
赵志强连夜赶回市里,把情况向周国栋和我做了汇报。
听完汇报,周国栋和我都沉默了。
“老宋。”周国栋先开了口,“这个案子,已经不是一个镇的问题了。继续查下去,半个青石县可能都要地震。”
“我知道。”
“你决定。”周国栋看着我,“查,还是不查?”
我没有立刻回答。
我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的夜色。
城市的夜晚灯火辉煌,霓虹灯把天空映照得一片明亮。可我知道,在那片明亮之下,有无数普通人正在为生活奔忙。他们可能正在为明天的工作发愁,可能正在为孩子的学费犯难,可能正在为老人的医疗费揪心。
而有些人,却在暗处算计着他们——算计着他们的血汗钱,算计着他们的救命钱,算计着他们的保命钱。
“查。”我转过身,声音坚定,“一查到底。”
“不管查到谁?”
“不管查到谁。”
周国栋点点头:“好,我这就安排。”
他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又回过头来:“老宋,这件事查下去,牵扯的人会很多。你要做好准备。”
“做好什么准备?”
“做好被人找麻烦的准备。”周国栋说,“这些人能在县里盘踞这么多年,背后不可能没有靠山。”
“我知道。”我笑了一下,“但我这把年纪,怕什么麻烦?”
周国栋也笑了:“说得也是。”
他走了之后,我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其实我知道,周国栋说的没错。这件事查下去,肯定会有人来找我、求情、递话,甚至威胁、施压。那些人能在这个利益链条里混这么多年,能量不会小。
可那又怎样?
我宋怀远今天五十二岁了,做过的最自豪的事,不是当上了市委常委,而是这么多年来,始终问心无愧。
我不能在快退休的年纪,让自己晚节不保。
更重要的是,我不能让那些用肩膀托起我的人失望——不能让大哥失望,不能让张秀兰失望,不能让那些跑了十五趟还盖不上一个章的老百姓失望。
想到这里,我整理了一下衣领,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安安静静的,只有我的脚步声在回响。
这脚步声很轻,但我希望,它能像一声惊雷,震醒那些还在装睡的人。
## 第七章
调查全面铺开后的第四天,事情开始发酵。
先是周永年被停职审查。
这位分管财政的副县长,在得知钱文斌落网后,第一时间去找了陈学礼,声泪俱下地表示自己是清白的,是被钱文斌诬陷的。
可当调查组把那本记着他代号的账本摆在他面前时,他沉默了很久。
“这个代号是你吧?”赵志强指着账本上的“三哥”两个字。
周永年的脸抽搐了一下,没有说话。
“你们的代号还挺讲究。”赵志强冷冷地说,“你叫‘三哥’,马国良叫‘老马’,钱文斌叫‘大头’。你们分钱的时候,就用这些代号签字,以为这样就能瞒天过海?”
周永年的额头开始冒汗。
“还有这个。”赵志强又拿出一份银行流水,“这是你妻子的账户,近三年有大大小小十六笔进账,加起来一百四十多万。这些钱,你能解释来源吗?”
周永年的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没说出话来。
“不说是吧?”赵志强合上文件夹,“那我们去问你的妻子。”
“等等。”周永年终于开口了,声音嘶哑,“别......别牵扯我家人。”
“那你说。”
周永年闭上眼睛,好久才睁开。他苦笑了一下,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意外的话。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据周永年交代,他刚当上副县长的时候,也是个清白人。那时候有人给他送钱,他不敢收。有人找他办事,他按规矩办。
可慢慢地,他发现身边的人都在捞。这个捞点,那个捞点,大家都捞了,凭什么他不捞?
更重要的是,他发现那些捞了的人,不但没事,反而越过越好。买了好车,换了新房,孩子送去了最好的学校。
他的心态渐渐失衡了。
“有一回,马国良送来十万块钱,说是项目结余的‘奖金’。”周永年说,“我推了一次,他又送了一次。后来我一想,别人都收了,我要是不收,反倒显得不合群。”
“从那次开始,就收不住了。”
赵志强看着眼前这个人,心里很复杂。周永年的话,透着一股让人心寒的真实。
“你知不知道你收的是什么钱?”赵志强问。
“知道。”周永年低下头,“是老百姓的钱。”
“知道你还收?”
周永年没回答。
停了职的周永年被带走了,等待他的是法律的审判。
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钱文斌的那十二本账本里,还有一串长长的名单。
调查组按图索骥,一个接一个地找人谈话。几天之内,青石县又有好几个部门的人被卷了进来——建设局副局长、财政局科长、镇政府的两名副镇长。
每一个被找来谈话的人,起初都喊冤叫屈。可当证据摆在面前时,又都沉默了。
这些人的供述,又牵扯出更多的人。
青石镇的事情,像一颗投入池塘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越来越大,越来越远。
而最让人震惊的,是账本里那几条指向市里的线索。
调查组在账本里发现了几个奇怪的代号——“老领导”“大老板”“上面的人”。
这几个代号,每次分钱的金额都特别大,动辄几十万、上百万。
“这些人是谁?”赵志强审问钱文斌。
钱文斌犹豫了半天,最后咬着牙说出了两个名字。
一个是市政协副主席王守成。
另一个,是市财政局的一名处长,姓孙。
消息传回市里,整个市委都震动了。
王守成虽然退居二线了,可他当年在市里经营了那么多年,人脉盘根错节。动他,就等于动了一大批人的利益。
而市财政局的那个孙处长,也不是一般人。他的岳父,是省里一位退休多年的老领导。
周国栋来找我的时候,脸色很凝重。
“老宋。”他说,“有压力了。”
“什么压力?”
“今天上午,我接了四个电话。”周国栋伸出四根手指,“有王守成以前的下属打的,有孙处长的亲戚打的,还有两个来头更大,我不方便说。他们话里话外的意思都一样——适可而止。”
“适可而止?”
“对,适可而止。”周国栋看着我,“他们说,案子查到周永年这个级别,已经够可以的了。再往上查,对谁都不好。”
我没有说话。
“老宋。”周国栋继续说,“我知道你的脾气,但我得提醒你,这些人能打这个电话,说明他们已经有准备了。如果我们继续往下查,接下来会面临什么,谁也说不准。”
我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天色有些阴沉,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快要下雨了。
“老周。”我终于开口了,“你还记得我们查这个案子的初衷吗?”
“记得。”周国栋说,“是因为你侄子跑了十五趟没盖上章。”
“对。”我点点头,“其实说起来,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章而已。张秀兰的老年证、赵老四的建房手续、张翠花的低保——这些在很多人眼里,都是芝麻大点的小事。”
“可就是这些芝麻大点的小事,把老百姓折腾得苦不堪言。”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
“那天我在为民服务中心,看见张秀兰老太太佝偻着腰走出大厅的背影。那一瞬间,我想起了我娘。我娘要是还活着,也差不多这个年纪了。她去镇上办事,是不是也会被这样刁难?”
“后来我又听赵老四说,他为了翻修房子,跑了三个月,最后还得送烟。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
“在想什么?”周国栋问。
“我在想,我大哥当年为了供我读书,到处借钱求人。他是不是也受过这种委屈?是不是也被人当成‘鱼’来‘养’?”
我转过身,看着周国栋。
“老周,我能走到今天,是因为有无数像我大哥这样的人,用他们的肩膀托着我。如今我站得高了,看得远了,如果我只顾着自己,忘了这些托起我的人,那我跟马国良、跟钱文斌、跟周永年,又有什么区别?”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不就是我们还有底线吗?”
周国栋的眼睛有些发红。
“老宋,你说得对。”他站起身,深吸一口气,“这个案子,我们查到底。”
“不管查到谁?”
“不管查到谁。”
我们相视一笑。
当天下午,周国栋拿着调查材料,直接去找了市委书记张明远。
张书记听了汇报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
“你们确定要往下查?”他问。
“确定。”周国栋说。
“可能会牵扯到市里的人。”
“我们做好准备了。”
张书记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最后停下脚步。
“好。”他说,“依法依规,一查到底。需要什么支持,直接跟我说。”
“谢谢张书记。”周国栋说。
“不用谢我。”张书记摆摆手,“这是我应该做的。”
他顿了顿,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国栋,你们这次查得好。这些蛀虫,不彻底清除,我们这座大楼迟早要被它们蛀空。”
有了张书记的明确支持,调查组的底气更足了。
当天晚上,调查组就约谈了王守成。
王守成今年六十三岁了,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看上去温文尔雅。他退居二线之后,平时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偶尔参加一些调研活动,每次发言都是四平八稳。
面对调查组,他的态度出奇地平静。
“我知道你们会来找我。”王守成说,“从你们开始查青石镇的时候,我就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自首?”赵志强问。
“自首?”王守成笑了一下,笑容里有些苦涩,“走到我这个位置,自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家里有老婆孩子,外面有亲朋故旧,我要是自首了,他们怎么面对?”
“那你就眼看着那些人在下面胡作非为?”
“我没有眼看着。”王守成摘下眼镜,擦了擦,“我给马国良打过好几次电话,让他收敛一点。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贪欲这东西,一旦开了头,就收不住了。”王守成叹了口气,“他们早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 第八章
赵志强看着眼前这个曾经身居高位的老人,心里五味杂陈。
“王守成,我们查到你收受的钱财,总计超过六百万。”他说,“这些钱,现在在哪儿?”
王守成沉默了一会儿:“大部分都在我儿子那里。”
“你儿子?”
“他在国外读书。”王守成苦笑,“我用这些钱,给他买了房子,交了学费,存了生活费。”
说到这里,他的眼眶湿润了:“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事,就是为了儿子,把自己毁了。”
“你不是为了儿子。”赵志强纠正他,“你是为了自己的贪欲。”
王守成愣了一下,然后慢慢低下了头:“你说得对。”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记住了。
“我年轻的时候,也看不惯那些贪官污吏。可等我坐到这个位置上,我才发现,有些事情,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把持得住的。”
“不是那么容易,不代表就可以不把持。”赵志强说。
“是啊。”王守成叹了口气,“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
王守成的供述,解开了青石镇腐败链条的最后一环。
原来这个利益链条,最早就是王守成在青石镇任职时开始建立的。那时候他还是镇党委书记,马国良是镇长,钱文斌是财政所长。三个人串通一气,从项目资金里截留款项,然后通过“宏图咨询”洗白。
后来王守成调到了县里,又调到了市里,位置越来越高。可他始终没有切断和青石镇的联系——因为那里有他一手建立的“生意”。
每一笔进账,都有他一份。
每一次分钱,都少不了他的。
“这些年下来,我收的钱,大部分都汇到了国外。”王守成交代说,“我儿子在那边读书、买房、结婚,都是靠这些钱。”
“你就不怕有一天东窗事发?”赵志强问。
“怕。”王守成说,“可人就是这样,越是怕,越停不下来。总觉得只要做得够隐蔽,就能一直瞒下去。”
“可纸是包不住火的。”
“是啊。”王守成苦笑,“包不住的。”
事情到此,青石镇腐败案的主要涉案人员基本都已到案。
从最开始的一个公章,牵出一条腐败链。从镇里的一个窗口,挖出一整张利益网。从一份价目表,撕开一个贪腐黑幕。
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元,涉及人员超过三十人。
消息传回青石镇,老百姓奔走相告。
张秀兰老太太听说王守成也被抓了,激动得老泪纵横:“老天开眼了,老天开眼了。”
赵老四逢人就说:“我就说嘛,宋家兄弟不是一般人。”
张翠花专门跑到大哥家,送来一篮子鸡蛋:“怀山哥,你兄弟是好人。你替我谢谢他,就说我们家的事儿,办妥了。”
大哥把这些话转述给我听的时候,声音有些哽咽。
“怀远。”他说,“哥为你骄傲。”
我握着电话,好久没说话。
“哥。”我最后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
案子尘埃落定的那天,我专门回了一趟青石镇。
镇上的为民服务中心已经重新整顿了,原来的工作人员大部分被换掉了,新上岗的工作人员都是重新招聘培训的。
窗口前贴着一张醒目的告示,上面写着——“一次性告知制度”“首问负责制度”“限时办结制度”。
我站在大厅里,看着来来往往的办事群众。
他们脸上不再是焦急和无助,取而代之的是平和与从容。
一个老大爷办完事从窗口离开,嘴里念叨着:“这么快就办完了?这跟我以前来的时候,可太不一样了。”
旁边一个工作人员笑着说:“大爷,我们这儿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后您再来办事,只要材料齐全,当场就能办结。”
老大爷连连点头:“好好好。”
我在旁边看着,嘴角不自觉地扬了起来。
这时,一个中年妇女急匆匆地走进大厅,手里拿着一沓材料,脸上的表情有些忐忑。
她走到窗口前,小心翼翼地问:“同志,我来办医疗报销,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啊?”
工作人员接过材料,仔细看了看:“材料齐全,十分钟就能办好。”
中年妇女愣了好一会儿:“真......真的?”
“真的。”工作人员笑着说,“您先坐着等一会儿,我这就给您办。”
中年妇女坐在等候区的椅子上,脸上的表情从忐忑变成了难以置信,又从难以置信变成了欣喜。
她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妈,您猜怎么着?人家说十分钟就能办好!”
我看着这一幕,忽然想起了那天在这里遇到的齐老师。
他的医保报销,不知道办好了没有。
我掏出手机,拨通了陈学礼的电话。
“宋老师。”陈学礼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这段时间他也不好过。
“学礼,有个事想问你。”
“您说。”
“青石镇有个退休教师叫齐守正,是我高中时的班主任。他的医保报销之前一直没办好,现在怎么样了?”
“齐守正?”陈学礼回忆了一下,“我记得这个名字。老师您放心,他的事已经办好了。不光是他,我们专门排查了全镇的退休教师,有什么问题都一次性解决了。”
“那就好。”我说,“学礼,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老师。”陈学礼的声音有些沙哑,“其实我应该谢谢你。这次的事,虽然被查的是我的下属和同僚,但也给我敲响了警钟。要不是你把问题捅出来,我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下面是什么情况。”
“知道就好。”我说,“以后好好干,别让老百姓戳脊梁骨。”
“老师您放心,我记住了。”
挂了电话,我走出为民服务中心的大门。
外面的阳光很好,街道上人来人往。
一辆破旧的面包车从我面前驶过,车身沾满了泥点,看上去有些年头了。透过车窗,我能看见里面坐着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老人,老人手里攥着刚办好的材料,脸上带着笑容。
那笑容很质朴,质朴得让人心里发暖。
我想,也许这就是我当初选择回来办这件事的意义吧。
不是为了立功,不是为了出彩,不是为了证明什么。
只是为了这些普通人的笑容。
## 第九章
青石镇的案子,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陆续进入了司法程序。
马国良因为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刘德胜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钱文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周永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王守成因为主动交代、积极退赃,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其他大大小小的涉案人员,也都受到了相应的法律制裁。
判决结果公布的那天,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晚霞,心里却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知道,这些人的落马,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腐败的土壤还在,利益交换的逻辑还在,一些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还在。
要想真正改变基层的生态,靠抓几个人是不够的。
需要体制上的完善,需要监督上的强化,更需要千千万万个基层干部,打心眼里愿意为人民服务。
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
那天晚上,我接到了陈学礼的电话。
“宋老师,您有时间吗?我想跟您聊聊。”
“你说。”
“是这样的。”陈学礼说,“我们县里打算搞一个‘放管服’改革,把各乡镇的为民服务中心重新整顿,简化办事流程,推行‘一窗通办’。您在市里工作这么多年,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指导意见?”
我听完,心里有些欣慰。
陈学礼这个人,能力是有的,以前或许是被下面的人蒙蔽了,或许是太过信任旧部,导致基层出了那么大的篓子。但这次之后,他明显吸取了教训。
“学礼。”我说,“你打算怎么改?”
陈学礼显然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在电话里详细地说了自己的方案——合并窗口、精简流程、公开承诺、限时办结、全程监督、投诉必查。
“最重要的不是墙上的制度,是心里的观念。”我听完之后说,“你得让每一个工作人员明白,他们是服务员,不是官老爷。老百姓来办事,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不是求他们施舍。”
“这个我明白。”陈学礼说,“我打算亲自抓培训,一个一个窗口地过。”
“另外,还有一件事。”我补充道,“你们要把办事流程全部公开,让老百姓知道什么事该怎么办、需要什么材料、多长时间能办好。信息公开了,那些想浑水摸鱼的人就没有空间了。”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陈学礼说,“老师,您能不能抽个时间,来县里给我们讲讲课?”
我想了想,答应了下来:“行,下个月找个时间。”
“太好了。”陈学礼的声音里透着感激,“老师,谢谢您。”
“谢什么。”我笑了一下,“你好好干,就是对老师最好的谢谢。”
挂了电话,我陷入了沉思。
这次青石镇的事,暴露出基层治理中的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是制度层面的,比如监督缺失、权力过于集中;有些问题是人的层面的,比如一些基层干部忘了初心、丢了底线。
但归根结底,还是人心出了问题。
那些刁难老百姓的窗口工作人员,他们难道生来就是这样的吗?恐怕不是。他们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或许也有一腔热情,也想为人民服务。可在那个环境里待久了,看见别人都在捞,看见刁难群众也没人管,慢慢地也就变了。
这里面,既有个人品质的问题,也有制度环境的问题。
我想起了周国栋之前跟我说过的一句话——“制度好,能让坏人变好。制度不好,能让好人变坏。”
这个道理,我深以为然。
正想着,手机又响了。是大哥打来的。
“怀远。”大哥的声音里带着笑意,“你猜谁来了?”
“谁?”
“齐老师。”大哥说,“齐老师来家里看我了,还带了一篮子鸡蛋。”
我有些意外,心里一暖。
“齐老师还说什么了?”我问。
“他说想见见你。”大哥顿了顿,“怀远,你要是方便的话,周末回来一趟?”
“行。”我答应了下来,“周末我回去。”
周五下午,我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又借了老周那辆旧车,往青石镇开去。
这次回去,心境跟上次完全不一样了。
上次回去的时候,心里压着一股火,憋着一口气,不知道前面会遇到什么阻力,也不知道事情最终会变成什么样。
这次回去,案子已经尘埃落定,该抓的抓了,该判的判了,镇上的风气也确实好转了。可我心里清楚,这只是开始,不是结束。
到了大哥家门口,天已经快黑了。
院门没关,里面透出温暖的灯光。我刚走进院子,就闻到了一股饭菜的香味。
“怀远来了。”嫂子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快进屋坐,齐老师都等了一会儿了。”
我快步走进堂屋,就看见齐守正正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茶,正在和大哥说话。
几个月不见,齐老师的气色好多了。虽然头发还是花白的,背还是微驼的,但脸上的笑容多了,眼睛里有光了。
“齐老师。”我快步走过去,握住老人的手。
“怀远。”齐守正站起来,上下打量着我,眼眶有些湿润,“好,好啊。”
他拉着我坐下,絮絮叨叨地说起话来。说他的医保报销办好了,老伴儿的药费能报销一大半了,家里日子好过多了。又说镇上的为民服务中心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办事快多了,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好多了。
“怀远,我得谢谢你。”老人说着,声音有些哽咽,“要不是你,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被折腾到什么时候。”
“齐老师,您别这么说。”我连忙道,“您是我的老师,这些事是我应该做的。”
“不是应该的。”齐守正摇摇头,“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应该的。你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这份心,难得。”
大哥在旁边插话:“齐老师,您就别夸他了。他从小就这样,看到不公平的事就坐不住。”
齐守正笑了:“是,是,我教他的时候就发现了。这孩子,心里有杆秤。”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坐在堂屋里喝酒聊天,就像几十年前在青石镇中学的教室里那样。
只不过那时候,我是学生,齐老师是老师。而如今,我们都老了。
“怀远。”齐老师喝了几杯酒,话多了起来,“你还记得你高二那年的事不?”
“哪件事?”
“就是你把班长打了那件事。”
我一愣,随即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您还记得呢。”
“当然记得。”齐老师哈哈笑起来,“那可是我教书四十年,最难忘的一件事。”
大哥好奇地问:“什么事?怀远还打过人?”
“打过。”齐老师说,“那个班长欺负一个家里穷的同学,天天让人家给他买早饭。有一天那个同学实在没钱了,班长就当众扇了他一耳光。怀远看见了,二话不说上去就把班长摁地上了。”
“后来呢?”大哥追问。
“后来两个人都被叫到了办公室。”齐老师回忆着,“我问怀远为什么打人,他说了句话,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什么话?”
齐老师看着我,眼睛里闪着光:“他说,齐老师,我爹教过我,这世上最不能忍的,就是欺负老实人。”
大哥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端起酒杯,重重地跟我碰了一下。
“咱爹说得对。”他的声音有些沙哑,“这世上最不能忍的,就是欺负老实人。”
齐老师也端起酒杯,三个人一饮而尽。
那一夜,我们喝到很晚。齐老师喝多了,大哥把他扶到客房休息。我站在院子里,看着满天的星星,心里格外平静。
乡下的星空跟城里不一样。城里的夜空被灯光照得发白,看不到几颗星星。而这里,银河横贯天际,星星密密麻麻的,像撒了一地的碎钻。
我想,也许人也是这样。站得太高了,被灯光晃了眼,反倒看不清最本质的东西。而回到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上,才能重新找回初心。
## 第十章
第二天一早,我去看望了张秀兰老太太。
她的老年证办下来了,享受到了很多优惠政策。她说,现在去镇上的为民服务中心办事,再也不用跑那么多趟了,工作人员还会主动帮她填表、复印,态度好得不得了。
“宋领导。”她拉着我的手,眼眶泛红,“谢谢你替我们这些没权没势的老百姓说话。”
“大妈。”我笑着纠正她,“您别叫我领导,叫我怀远就行。我也是青石镇走出去的人,咱们是一家人。”
“好好好,怀远。”张秀兰抹了抹眼睛,“你是个好人。”
从张秀兰家出来,我又去了赵老四家。
赵老四的房子已经翻修好了,崭新的砖瓦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正蹲在院子里抽烟,看见我来了,激动地站起来迎了出来。
“宋家兄弟!”他大声喊着,“快进屋坐!”
他领着我参观了他的新房子,厨房、卧室、客厅,一间一间地看,每一处都收拾得干干净净。
“这回办手续,一个礼拜就下来了。”赵老四感慨地说,“跟以前可太不一样了。以前得送烟送酒,现在人家连口水都不喝你的。”
“那就好。”我笑着说。
“好,当然好。”赵老四激动地搓着手,“宋家兄弟,你是不知道,我们这些老百姓,要求真的不高。只要办事顺顺当当的,不受气、不跑冤枉路,我们就知足了。”
“您放心。”我握住他的手,“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最后,我去看了张翠花。
她的低保终于办下来了,每个月有几百块钱的补助。虽然不多,但对她来说,已经是雪中送炭了。
她的丈夫躺在床上,听说我来了,挣扎着要坐起来。张翠花赶紧拿了个枕头垫在他背后,又给他披了件衣服。
“宋领导。”男人说话不太利索,声音含混不清,“翠花跟我说了,是您帮的忙。我替我们全家谢谢您。”
“不用谢。”我在床边坐下,“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还那样。”男人苦笑,“不过药费能报销一部分了,压力小多了。翠花也不用那么辛苦了。”
张翠花在旁边抹着眼泪:“要不是您,我们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别这么说。”我看着这对夫妻,心里酸酸的,“你们的困难,本来就是我们应该解决的。之前是我们做得不好,让你们受苦了。”
从张翠花家出来,已经是中午了。
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着眼前的青石镇。
这个生我养我的小镇,跟几十年前相比,变化太大了。新房多了,道路宽了,街上跑的车也多了。
可有些东西,变了吗?
那些扎根在土地里的淳朴和善良,那些刻在骨子里的勤劳和坚韧,那些融在血脉里的互助和温情——这些,从来没有变过。
变的只是一些人的心。
而我想要做的,就是尽我所能,让那些变了的心,重新变回来。
手机响了,是秘书李建军打来的。
“宋领导,周一有个会,关于基层政务服务改革的,需要您主持。”
“好,我知道了。”我说。
“另外,青石镇的调查报告也整理好了,我发您邮箱了。”
“行。”
挂了电话,我抬头看向远处。
那座新修葺的为民服务中心大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门口那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格外醒目。
我深吸一口气,迈步走向大哥家。
前方的路还很长,要做的事还很多。但至少,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这就够了。
回到市里之后,我的工作节奏比以前更忙了。
青石镇的事情虽然告一段落,但它暴露出来的问题,需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我牵头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基层政务服务改革,把简化流程、公开承诺、限时办结、全程监督形成制度固定下来。
改革的阻力不小,一些习惯了旧模式的人不愿意改变。但我不怕阻力,一个一个地推进,一个一个地落实。
半年之后,改革初见成效。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办事效率明显改善。
陈学礼打电话告诉我,青石县在最近的政务服务质量测评中,从全市倒数第二名跃升到了正数第三名。
“宋老师,您什么时候再来青石镇看看?”他问。
“快了。”我说,“等忙完这阵子,我就回去。”
“到时候我陪您一起去。”陈学礼说,“让您看看,现在的为民服务中心是什么样的。”
我笑了笑:“好。”
挂了电话,我走到窗边,看着远方的天际线。
夕阳西下,云霞满天。
我想起齐老师那晚说的话——“怀远,你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因为你心里装着老百姓。”
我是不是最好的学生,这个不好说。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会一直记着这句话,直到走不动的那一天。
窗外的城市灯火渐次亮起,又一波夜幕降临了。
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或许正有人为明天的事发愁;或许有人正在为办一件小事跑断了腿;或许有人在黑暗中叹气,觉得这日子怎么这么难过。
但我想告诉他们——别灰心,会越来越好的。
因为还有人在乎,还有人在努力,还有人记得那五个字:
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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