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4日,新华社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布了一条消息,很快在历史圈子里炸开了锅。
说的是东京审判时期美国副检察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日记近期被发现,由收藏家邹德怀拍得并送抵国内,经初步鉴定为原件,系首次披露。我第一反应是,这东西居然还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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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萨顿这个名字对大多数大学生来说挺陌生的。他是美国弗吉尼亚州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成员,具体负责中国战场暴行指控证据的整理工作。
说白了,他就是那个把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一件一件摆到法庭上的人。1946年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中,萨顿是关键一环。
他主导整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战场暴行指控证据,将大量中外目击者证词转化为庭审呈件,是将东条英机等战犯定罪的关键人物。没有他整理的那些材料,法庭上的指控就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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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顿的日记里有一段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他写道,星期二4月2日上午11时20分抵达南京。
那是1946年的4月2日,距离南京大屠杀发生已经过去了八年多。萨顿从东京飞到南京,就是要实地调查南京大屠杀现场和幸存者证言。
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看报告的那种检察官,而是亲自跑到现场去的人。他在南京待了一个月左右,走访了大量幸存者和目击者,把他们的证词一条一条记录下来,然后带回东京用于庭审。
事实上,1946年4月萨顿先抵达南京实地调查南京大屠杀现场和幸存者证言,然后带回东京用于庭审,这条证据链从南京一路延伸到了东京的法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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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从1946年开到1948年,历时两年半,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军事审判之一。萨顿在日记里记录了审判开始那天的情形。
他写道,星期五5月3日东京审判首次开庭。被告席上的人显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失败者。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28名日本甲级战犯坐在被告席上。萨顿作为国际检察局的副检察官,坐在起诉席那一侧,手里拿着的就是他在南京收集的那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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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4日,总检察官约瑟夫季南在开庭词中指出,日军对南京占领的特征在于其有计划地残忍屠杀、强奸、虐待成千上万战俘市民妇女与儿童,及肆意大规模超出军事需要地破坏住宅与财物,这一行为通常被称为南京浩劫,在现代战争中史无前例。
这段话写在庭审记录里,也写进了历史教科书。而季南能够说出这些话,背后靠的就是萨顿在南京一个多月里拼出来的证据链。
审判的过程是漫长的。从1946年到1948年,两年半的时间里,法庭审理了数百名证人出庭作证,调阅了数以千计的文件和证据。
萨顿整理的那些中国战场暴行指控证据,在庭审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16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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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被判处绞刑。1948年11月4日至12日,法庭用了九天时间宣判,每一份判决书背后都有萨顿整理的档案。
但审判结束之后,事情并没有按照人们预期的方向走。说白了,冷战开始后美国改变对日态度,大量战犯被释放并重新进入日本政坛。
这件事说起来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审判中对日本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追诉,被美国刻意压下了,因为美国想要731部队的实验数据。
换句话说,那些在中国大地上进行活人实验的日本战犯,因为美国人需要他们的数据,就逃脱了应有的惩罚。
这就是现实政治的冷酷之处,正义在利益面前有时候不得不后退一步。倘若如此看那段历史,就会发现审判的光辉背后始终拖着一条冷战政治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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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冷战格局的改变,很多审判档案被束之高阁,有些甚至遗失了。萨顿的日记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的。
审判结束后80年,萨顿日记的下落一直不为人知。在中文世界里,此前对这本日记没有任何记载,没有任何学者提到过它,没有任何档案馆显示收藏过它。就好像这本日记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那么,这本日记是怎么被找到的呢?这就得说到发现者邹德怀了。邹德怀是一位90后收藏家,专门从事近现代影像史料搜证。
他在海外拍卖市场发现了这套日记,辨认内容后意识到它的重要性,随后拍得并送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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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过程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需要极强的专业素养和敏锐的判断力。要知道,海外拍卖市场上的历史档案多如牛毛,能在一堆东西里认出萨顿日记的价值,不是随便谁都能做到的。
邹德怀常年泡在海外拍卖网站和历史文献市场里,对近现代战争史料的鉴别有着丰富的经验。当他看到这套日记的时候,立刻辨认出日记中的日期和人名与东京审判的时间线完全吻合,这才下定决心拍下。
邹德怀把日记拍下来之后,没有自己留着,而是第一时间送回了国内。2026年4月29日,萨顿的18件套珍贵档案正式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在捐赠仪式上,纪念馆馆长周峰表示会系统整理研究这套档案。这18件套档案里不仅有日记原件,还有萨顿在审判期间使用的其他文件材料,对研究东京审判和中国战场暴行指控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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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纪念馆在2026年6月2日开幕了“不可动摇的正义审判馆藏东京审判档案文献展”。
这次展览展出了包括萨顿日记在内的一批珍贵档案文献,向公众展示了东京审判的历史面貌。
展览开幕那天,不少人专程赶到南京来参观,很多人是第一次看到萨顿日记的原件,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在东京审判的背后,还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展厅里萨顿日记的那几页纸被放在正中央的位置,旁边标注着1946年4月到5月的时间线,从南京到东京,一目了然。
我后来反复翻看这些关于萨顿日记的报道,心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一本日记,从1946年写完到2026年被发现,中间隔了整整80年。
80年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冷战来了又走了,当年的审判法庭早就拆了,当年的检察官也早就去世了。但日记留下来了。
它被萨顿带回了美国,在他去世后又流落到拍卖市场,最后被一个中国的90后收藏家在海外发现并带回了南京。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段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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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如此去想,历史的脉络就清晰了。1946年春天,萨顿从东京到南京,用一个月时间收集证据。
同年5月3日,他坐在东京的法庭上,面对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战犯。1948年11月,法庭宣判,正义得到伸张。
然后冷战改变了政治格局,很多真相被掩埋。又过了80年,日记重见天日,回到了它应该被保存的地方。其实,历史就是这样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每一层都真实发生过,每一层都不能被抹掉。
回到萨顿日记本身。这本日记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记录了东京审判的过程,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当事人的第一视角。
萨顿不是旁观者,他是亲历者,是证据的收集者,是起诉的参与者。他笔下的每一个日期、每一个细节,都是对历史的有力证言。
他的日记告诉我们,南京大屠杀不是什么模糊的传说,而是经过国际法庭审理、有大量证据支撑的历史事实。1946年6月4日季南在法庭上说的那些话,每一个字都有萨顿在南京收集的证据作为支撑。
这就是萨顿日记发现的意义所在。它不是一件普通的收藏品,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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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80年的沉寂,它终于回到了它记录的那些事件发生的地方。2026年4月29日入藏纪念馆的那一刻,80年的时空距离被缩短为零。
萨顿当年在南京街头记录的那些幸存者证言,如今和这本日记一起,被永久保存在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这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交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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