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把镜头稍微拉远。时传祥1915年9月出生在山东高密一个佃农家庭。饥荒、苛捐杂税、地主逼债，是他少年时代最深的记忆。14岁那年，父亲病逝，家里再无顶梁柱，他揣着母亲缝好的布包，独自往北走。1930年，他在北平城郊栖身于一家粪场，接过一把简陋的铁锹，一头扎进了城乡最脏最累的角落。那个年月，掏粪工被叫“粪夫”，活计沉重，地位低下，吃的是人家剩菜，住的是漏风棚屋，衣服补丁摞着补丁。可他一句怨言都没说，“脏点累点，能挣口饭，总比回去饿死强。”这是乡间汉子的朴素逻辑。
北平光复后，1949年城里挂起“人民政府”的红灯笼，许多旧日行当被重新命名，掏粪工改叫“清洁工”。表面看只是写法不同，实则意味深长：干净的街巷同样需要国家的阳光，劳动者不再被嫌弃。1952年，崇文区成立清洁队，时传祥毫不犹豫报了名。他在一次动员会上说：“过去咱们是给东家挣饭吃，现在是给老百姓办事，这股劲能不往上使么？”说完，他第一个背起粪桶，上车。
北京城里有句顺口溜，“六部口到广安门，三十里，天不亮就出发，星星出来才收工。”这话，说的就是时传祥那班人。不同的是，他始终把活干到极致：粪井壁面必须刷净，巷口路面要反复冲洗，臭气不散誓不收工。有时候累得直喘，他就用井水冲把脸，再干。有人问图啥，他笑眯着眼答：“咱手上是脏，可心里亮堂。”一句憨厚的玩笑，却透着难得的职业自尊。
勤快能换来尊重，更能赢得信任。当清洁队推行定额制时，别人每组50桶就打退堂鼓，他主动提议改成80桶，还带头多背几趟，硬是将整条街巷收拾得纤尘不染。这样的人，领导不提拔谁提拔？不久，他当了队长，却依旧和伙计们一样起早贪黑。有新工人嫌味大想打退堂鼓，他拍拍对方肩膀：“哥们儿，坚持十天你就不怕了，三十天就离不开这行。”带着笑，可句句真诚。
全国群英会的请柬送到清洁队那天，工友们炸了锅：一个掏粪工成了主席团成员，这事以前想都不敢想。时传祥却犯了难——“我这身衣裳，能上得了台吗？”街坊七手八脚给他凑了套簇新的蓝工装，还硬塞给他一条干净的白毛巾。26日，在人民大会堂，刘少奇笑眯眯地迎上前，“你就是老时吧？”短短八个字，一下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握手的瞬间闪光灯四起，现场静了两秒，随即掌声如潮。有人听见刘少奇低声嘱咐：“干好活，带动大伙，北京需要你们。”时传祥红了眼眶，只憨厚地点头：“一定！”
三天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出那张照片。许多读者注意到，主席的西装袖口被时传祥的泥点子弄脏，可刘少奇毫不在意。照片下面那行小字“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瞬间传遍大江南北。此后一年，北京报考清洁队的青年人数翻了一番。有人打趣：“时队长一露脸，把清洁队招工的牌子都快撞破了。”
时间拨到1966年9月。文化宫门口，警卫员匆匆而来，“时师傅，主席想请您到中南海小住。”他愣住了，“我？去中南海？”同事们以为他听错了。可第二天，黑呢子大衣披在肩上，他真的跨进了新华门。毛主席同他握手，笑着说：“掏粪也是革命工作，别多想，住下来，好好看看北京的新气象。”国庆那天，时传祥就站在城楼西侧，目送钢铁洪流驶过金水桥。天安门广场无比开阔，他却想起北平城郊那条狭窄的粪路，心里暗暗发誓，回去后得把老城区的下水道再疏通一遍。
这一誓言他兑现了。即便年过五旬，腿脚已有风湿，时传祥依旧坚持出工。有人劝他休息，他摆手：“歇不得，井里堵了，夏天味儿更大。”1968年，他带队试行机械抽粪，初期机械频频罢工，他干脆钻进井里，把吸口对准沉渣，浑身臭水不见眉眼，也没一句怨言。同事们回忆，那天他上来时打了个喷嚏，“水温不够，得再热点儿。”说完又下去了。
衰老无法阻挡热情。1975年春，他已说话含糊，仍坚持巡井。5月19日，弥留之际，他让儿女坐在炕沿：“这行脏，可国家离不开。只要你们有人能接我班，我闭眼也踏实。”长子时纯仁一口答应。从此，这个家三代人留在了清洁一线：1984年，时纯利成为全国先进生产者；2006年，孙辈时新春摘得“五一劳动奖章”。街坊笑言，这是“掏粪世家”；他们自己却只说，“老爷子的话没敢忘。”
如今翻看当年那张握手照，依旧能看见时传祥手背上厚茧清晰。刘少奇说“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此言不虚。不同岗位，同样崇高。时代在变，城市在长高，总有一群人低头弯腰，让我们踩着干净的路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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