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政变真相：未遂还是受控？253人死亡代价几何

十年前的一个夜晚，看起来与任何一个普通的夜晚无异。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大桥上车流密集——有人结束漫长的工作返家，有人前往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俱乐部和酒吧，也有人想在夏日周末逃离炎热的土耳其大都市。就在这时，两辆满载士兵的卡车下令中断交通。

没有人明白其中缘由，是反恐突袭？还是军事演习？但这一幕唤起了土耳其现代史上所有的幽灵。土耳其这个共和国由一名军人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缔造，但他本人脱下军装，并要求同僚若要从政也应如此。然而在这个国家，军队始终扮演着过于突出的角色：他们曾四次推翻政府，另有多次未遂尝试，并通过各类机构谋求对国家政治与经济施加影响。

当晚士兵占领大桥时，这场行动已经启动数小时。此时，因拒绝支持这次军事接管行动，总参谋长胡卢西·阿卡尔已被绑架，不安乃至恐慌开始在政府阵营中蔓延。最后才得知消息的人当中，包括总理比纳利·耶尔德勒姆和总统埃尔多安本人。

据埃尔多安自己的说法，是他的连襟齐亚·伊尔根告诉他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出现异常的军队调动。“齐亚，你在开玩笑吧？这能有什么关系！”他这样回应。当时正在地中海沿岸度假的埃尔多安随后致电情报部门和总参谋部，但线路无人接听。

这种通讯上的缺失至今仍是那一夜最大的谜团之一。因为据后来披露，情报部门与总参谋部两家机构早在下午三点就已掌握相关异常动向的信息，但显然并未传达出去。当时负责这两家机构的人此后都身居要职：阿卡尔曾出任国防部长，如今是议员；哈坎·菲丹继续执掌情报部门，如今是外交部长。

数小时后，政府重整旗鼓并控制了局面——他们意识到只有一小部分武装力量支持这场异常行动——于是反击开始。忠诚的军人对抗叛乱者，警察对抗军人；尤其是那些应埃尔多安号召、从清真寺涌上街头的平民，他们用棍棒、手枪或赤手空拳与坦克对峙，捍卫自己的政府。

253名平民和忠于政府的官员死亡，如今被视为烈士，他们死于空袭、枪战和街头处决，或被驶过大道的坦克碾压。

这构成了官方所命名的“7月15日史诗”的基础。正是凭借那一天释放出的能量——埃尔多安支持者获得赋权、占据了此前多为左翼反对派天下的街头——土耳其总统得以在过去十年中乘势而行。

由流亡海外的教士费特胡拉·居伦领导、以教派方式运作的政治宗教组织“希兹梅特”运动，在事件发生后被指为主谋。居伦于2024年在美国去世。数十年来，该组织不断渗透进公共行政机构和安全部队，尤其是在其与埃尔多安政党长期结盟、后来才反目的那些年里。居伦的追随者否认参与那次未遂军事行动，但在审判过程中，多名被指控的将军和上校——他们被判处多个无期徒刑——承认了自己的成员身份。

“在政治上有这样的先例：发生此类事件后会有公正的审判，独立机构调查事件经过、公布结论，政治体制得以消化这些结论并改善运作。而这在土耳其没有发生，”科鲁解释说，“公众感到自己并不了解事情的全貌，很多人怀疑埃尔多安的人早就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却放任其发生，这是一场‘受控的军事夺权事件’。对于那些在居伦势力扩张过程中负有责任的人，也没有任何问责。”

超过11.3万人因涉嫌与居伦派有关联而被投入监狱，15.2万名公务员被逐出行政部门。这让埃尔多安得以用忠于其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以及忠于其盟友——民族主义政党民族主义行动党的官员，重塑整个国家机器。

未遂军事事件带来的创伤，被用来推行紧急状态。在此期间，一场深刻的制度改革得以实施，并通过一场票数十分接近的公投，完成了从议会制向超级总统制的转变——而在此数年之前，这一转变并没有足够的支持。

这一事件发生在一个极度暴力的背景之下：“伊斯兰国”势力崛起，在土耳其制造残酷的袭击；2015年和平谈判破裂后，库尔德叛乱重新抬头，并遭到军事手段的强力应对。

因此，这一事件借助了加拿大作家娜奥米·克莱因所称的“休克主义”，以说服至少一部分民众相信：为了换取安全与稳定，就必须放弃制度制衡与民主自由。

紧急状态在两年后解除，此时埃尔多安已在新体制下当选总统，但那套做法从未真正终结。例如，罢免数十名反对派市长、由内政部任命的接管者取而代之的惯例；又如逮捕政敌，并在法院作出判决或定罪生效之前，将其长期关押。

亲库尔德政治人物塞拉哈廷·德米尔塔什自2016年11月起被剥夺自由；社会民主派总统候选人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已被关押近一年半。此外还有数百名较低级别的政界人士、工会成员、记者和艺术家，这些在那场未遂军事事件引发的震动之前都是难以想象的。这场未遂军事事件带来的创伤，最终成为土耳其政治体制剧烈转向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