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部队转业，去税务局报到，发现副局长是高中死党，他坏笑

2015年秋天，我脱下穿了八年的军装，从南方边防部队转业回到老家江北。安置通知下来那天，我妈炖了排骨汤，汤面上浮着厚厚一层油花，她一边给我盛一边念叨，说总算回来了，边防上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周敏坐在对面，给我碗里夹了块排骨，说你以后不用再隔着电话听孩子叫爸爸了。儿子那年六岁，趴在我膝盖上翻我的军功章，翻得叮当响。我心里头那根绷了很久的弦，慢慢松了下来。

去税务局报到那天，我穿了一件新买的深蓝色夹克，头发特意理短了。从家里到税务局骑车要四十分钟，经过老城区的梧桐街，树叶黄了一半，风一吹就扑簌簌往下落。我把自行车锁在单位门口的栏杆上，抬头看见那栋六层的米白色办公楼，门口挂着“江北区税务局”的铜牌，阳光照上去晃眼。我站在台阶下整了整衣领，深呼吸了几口气。在部队八年，我习惯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但此刻要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系统，身边没有战友，没有熟悉的营房和哨位。

一楼大厅的电子屏滚动着“依法治税、诚信纳税”的红字，我走到人事科，一个烫着卷发的女同志让我填了一沓表格，然后带着我去领办公用品。她走得快，高跟鞋敲在地砖上嗒嗒嗒响，我抱着纸箱跟在后头，纸箱里装着笔筒、印泥、两本空白笔记本和一套《税收征管法》。楼道里有人从我身边经过，目光扫过我胸前的转业军人证明牌，没什么表情地过去了。我跟着卷发女同志走到三楼尽头的一间办公室，她推开门说你就坐这张桌子，有什么不懂的问老张。说完就走了。

办公室不大，四张桌子面对面摆着，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男人，正戴着老花镜看电脑屏幕。他听见动静抬起头，推了推眼镜，说你就是新来的转业干部吧，坐坐坐。我放下纸箱，伸手跟他握了握，他手掌粗糙，跟我爸那双手差不多。他自我介绍姓张，叫我老张就行，然后指着我桌上那台老式电脑说，你先熟悉下系统，不懂的我教你。我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开机，屏幕亮起来发出嗡嗡的响声，桌面是蓝天白云的默认壁纸，跟边防连队那台破电脑一模一样。那一刻我有点恍惚，好像根本没离开过部队。

上午十点左右，走廊里忽然热闹起来，有人说“徐局来了”，然后听到脚步声从楼梯口传过来，沉稳有力。我正低头研究那个发票管理系统，界面花花绿绿的看得我头大，完全摸不着头脑。脚步声停在了门口，我下意识抬起头，看见门口站着一个穿藏青色税务制服的男人，手里拿着个文件夹，目光直直地落在我脸上。我愣住了，那张脸轮廓比高中时宽了些，下巴上有点青色的胡茬，但眉眼间那股劲儿，那个似笑非笑的表情，跟十二年前一模一样。

他靠在门框上，双手抱在胸前，歪着头打量了我几秒，嘴角慢慢翘起来。他说，哟，这不是咱们连队跑五公里总掉队的那个么。声音带着点沙哑，尾音往上挑。我手里的笔啪地掉在桌上，纸箱里的印泥滚出来，在地上转了个圈。脑子里一瞬间塞满了画面——高中操场边那排梧桐树，夏天叶子密得透不进光，我们在树下背单词；晚自习后偷偷溜去小卖部，买两块钱一根的火腿肠掰成两半分着吃；他翻墙给我买退烧药回来，被教导主任拿手电筒照着逮住，第二天晨会上念检讨，他念得嬉皮笑脸，班主任气得直拍讲台。

可眼前他肩章上的星徽在日光灯下清清楚楚地反着光。我喉结动了动，张嘴想说那个当年挂在嘴边的外号，但声音卡在喉咙里，最后挤出来一句“徐局”。他走进来，弯腰捡起地上的印泥放回纸箱，把我散落的材料拢齐，压低声音说，建军，咱俩之间就甭来这套了。老张在旁边看看他又看看我，眼镜滑到鼻尖上，说徐局你们认识啊？徐子豪拍了拍我肩膀，说高中同学，睡上下铺那种。老张哦了一声，笑起来，说那敢情好，熟人好办事。

那天中午徐子豪让我去他办公室坐坐。他办公室在四楼最东头，比我们科室宽一些，靠墙的书柜里塞满了政策文件和工具书，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萝，叶子蔫蔫的。他让我坐沙发，自己绕到办公桌后面，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又递给我一根。我摆手说不抽，他也没勉强，把烟盒扔回抽屉，吐了口烟雾说，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说九月份，安置函到了就来报到了。他点点头，用夹烟的手指敲着桌面说，边防苦吧。我说习惯了，荒山野岭的，晚上站岗能看见星星，比城里亮。他笑起来，说你还是那德行，张嘴就抒情。

我问他在税务局干多久了，他说转业过来七年，从征管科科员干起，去年刚提的副局长，分管征管和稽查。他说得随意，但我能听出这七年不容易。他手指上的烟灰积了老长，也没弹，最后自个儿掉在烟灰缸里。我们俩聊了几句高中同学的事，谁谁谁在哪个城市，谁谁谁结了婚又离了，谁谁谁去年走了，车祸。他说到那个名字时声音低下去，我沉默着，窗外的梧桐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过了会儿他把烟掐了，说建军，你好好干，有什么难处跟我说。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他一眼，他正低头翻文件，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

接下来的日子我铆足了劲学业务。跟那些刚从财税专业毕业的年轻人相比，我底子太薄了，连增值税和营业税都分不太清楚，营改增全面推开后政策变化快，文件一茬接一茬，我看得头晕眼花。老张倒是耐心，教我用金税三期系统时鼠标点一步讲一步，但每讲三四步就要叹口气，叹得我心里发虚。有次我录一个纳税人的基础信息，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录错了一位，系统审核不通过，老张帮我返工了半小时，末了说了句，建军啊，这地方跟部队不一样，错一码就缴不了税，人家企业等不起。

我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晚上回家吃完饭就趴在餐桌上背代码规则，周敏收拾碗筷时轻手轻脚，怕打扰我。儿子趴在我旁边画图画，蜡笔在纸上蹭出花花绿绿的线条，他把画举到我眼前说爸爸你看我画的大坦克。我亲了亲他脑门说画得好，然后接着翻那本《税收基础知识》。周敏有时候端杯热牛奶放在我手边，说你慢慢来，别把自己逼太紧。我嘴上说没事，但心里急，同期转业的另外几个战友都分去了市场监管局和街道办，听说上手很快，就我一个在税务口，专业壁垒高得跟堵墙似的。

税务局食堂在副楼一层，中午开饭的时候人挤人，打菜的窗口排长队。我端着餐盘总往大厅角落里坐，那里有一排靠墙的位子，没人抢。我埋头吃饭的工夫，有时候听见小包间里传出来笑声，隔着磨砂玻璃门看不见里面，但知道徐子豪通常在那儿，跟几个科长边吃边聊。有几次他出来加水，视线扫过大堂，看见我了，端着水杯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旁边几个同事会多看两眼，但没人说什么。他坐下来也不多话，就问问今天业务学得怎么样，我说还行，他就点点头，喝口水，然后又回包间去了。

那个秋天我瘦了好几斤，穿在身上的夹克空荡荡的。周敏说我脸都尖了，让我别太拼。我说你不懂，局里年底要考核，新人都得参加，我不能垫底。她说那你晚上别熬太晚，身体要紧。我嘴上应着，但晚上还是学到十一二点。那本《税法一》让我翻得卷了边，重点条目用红笔划了又划，有些段落背得滚瓜烂熟，但一到实际操作又卡壳。有天上午我处理一笔增值税申报，纳税人拿来的进项发票抵扣联上的税率跟系统里预设的不一致，我翻遍手边的文件没找到依据，打电话问税政科，那边的人讲了一通我听不太懂的专业术语，最后让我自己去翻国税发某号文。

我翻了一中午没翻到。下午快上班时徐子豪路过我们科室，看见我趴在桌上对着一堆文件发愁，进来问怎么了。我把情况说了，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文件汇编，手指翻到某一页，划了条线给我看。我一看，那条文就在我上午翻过的部分，但我根本没注意到那条附注。他说建军，税法这个东西，字面意思背后藏着很多解释口径，不能光看条文本身，还得看配套的解读。说着他从自己办公室拿了一本旧笔记过来，封皮都磨白了，里面是他手写的各种政策要点和案例，字迹潦草但条理清晰。他说你先看这个，比你看那些干巴巴的文件有用。我接过来，说了声谢谢。他摆摆手走了，走到门口回头说，看完还我，别给我弄丢了。

那本笔记帮了我大忙。他记录了很多实际工作中的处理思路，比如哪种情形下可以适用简易计税，哪种合同条款容易引发税务风险，还有他跟纳税人沟通时的经验总结。我边看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做摘录，渐渐摸到些门道。十月底的岗位适应性考核，我考了中游偏上，不算好，但也没垫底。成绩贴出来那天我在公告栏前站了一会儿，旁边一个年轻同事说李哥不错啊，进步挺快的。我笑了笑，心里明白没有那本笔记我连及格都悬。

就在我慢慢找到节奏的时候，第一件棘手的事来了。那天下午我接到一通电话，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语气很冲，说他公司这个月的增值税申报被系统卡住了，显示异常，让我们赶紧处理，不然他货款收不回来。我在系统里调出他的申报记录，发现是进项税额转出的栏次填报有误，导致应纳税额跟系统测算差了好几万。我把问题跟他说了，他压根不听，说我们故意刁难他，后来直接在电话里骂起来，说我一个当兵的懂什么税收。

握着话筒的手紧了紧，我在边防站岗时被人骂过更狠的，但这种骂法不一样，它扎在我不够专业这个短处上。我尽量稳住声音，把政策依据翻出来念给他听，他越听越不耐烦，最后啪地挂了电话。我坐在那儿，耳朵里嗡嗡响，老张在旁边看了我一眼，说这种纳税人多了，别往心里去。可我心里堵得慌，下班后没走，一个人坐在办公室整理那家企业的申报资料，越整越乱，最后把笔一摔靠在椅背上发呆。

灯突然亮了。我扭头看门口，徐子豪端着两杯豆浆走进来，一杯搁我桌上。他拉了把转椅坐在我对面，两条腿翘上办公桌沿，说怎么还不走。我说有个纳税人的申报搞不定。他把那家企业的资料拿过去翻了翻，三两下就指出了关键问题，然后说你明天打电话给他，别跟他吵，把条文一条条讲清楚，态度软一点，但原则不能松。我喝了口豆浆，烫得舌尖发麻。他看着我，说建军，你才来多久，别把自己逼成个老税务，有时候咱们也得允许自己犯错。

我说徐子豪，你是不是天天盯着我。他笑了，说谁盯着你，我晚上加班出来接水，看见你办公室灯亮着就顺便看看。我说你这顺便顺得挺勤。他把腿从桌上放下来，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说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嫂子该等着了。他走出门，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渐渐远了。我收拾好东西关了灯下楼，秋天的夜风吹过来带着凉意，我把豆浆喝完，空杯子扔进垃圾桶，心里那块堵着的东西散了些。

第二周局务会上，我遇到第二件棘手事。科长安排我汇报本科室近期风险应对情况，我提前准备了一晚上，把数据汇总了好几遍，但汇报时还是紧张，语速快得自己都收不住。讲到某家制造业企业的发票流向异常时，王科长忽然打断了我的话。王科长是征管科科长，四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慢条斯理的。他靠在椅背上说，小李啊，你说的这个企业我有印象，它那个发票问题我跟他们专管员沟通过，属于行业季节性波动，不是什么异常。他声音不大，但会议室里七八个人都听着，目光集中在我脸上。

我说王科长，我看了它连续六个月的申报数据，前三个月和后三个月的进销项结构差异很大，而且跟同行业同规模企业的平均税负率偏离超过四个百分点。王科长笑了笑，那笑让我想起我高中班主任，笑里带着“你不懂”的意思。他说小李，你才来，有些情况不了解，这种企业做的是外贸配套，订单周期不规律，账面波动是正常的。他把“才来”两个字咬得有点重。我张了张嘴，手心里出了汗。我知道他说的有部分道理，但那组数据里的疑点不止是季节性波动能解释的。

徐子豪坐在长桌尽头，一直没说话，手里转着支笔。等王科长说完，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说建军，你把那个企业的同期增值税税负率曲线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愣了一下，然后打开笔记本把图表投影到屏幕上。图表上那条曲线起起伏伏，确实跟行业均值有较大偏离，而且有三笔大额进项发票集中在同一月份冲抵，从时间分布上看不够合理。徐子豪盯着屏幕看了几秒，然后转向王科长说，老王的意见我理解，但这个偏离度的确需要关注，我的意见是移交风控科做进一步分析。他说完目光扫了一圈，没人再提异议。王科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表情没变，但我注意到他手指在杯盖上轻轻磕了两下。

散会后我收拾材料，徐子豪经过我身边，手指在桌面上叩了两下，什么话也没说。我知道那是肯定的意思。但我也知道，这次之后王科长那边对我不会太和气。后来老张私下跟我说，那家企业的专管员是王科长的小舅子，所以我当初把材料交上去的时候，王科长心里就已经不痛快了。我听完沉默了一阵。部队里也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但至少明面上大家按条令办事，地方上这些盘根错节的人情网络，我确实刚摸着边。

我跟徐子豪之间的默契在慢慢重建，但中间始终隔着个职务身份，不像高中时可以勾肩搭背无所顾忌。我在走廊碰见他，旁边有人时就喊“徐局”，没人的时候他冲我扬扬下巴，我点点头。有回周末我在单位加班整理纳税评估档案，整到一半肚子饿得咕咕叫，正犹豫要不要出去吃碗面，忽然听到门口有人敲了两下。徐子豪拎着两个塑料袋进来，袋子里是炒面，葱花鸡蛋那种，还冒着热气。他把一袋搁我桌上，说食堂周末不开门，我路过那家面馆顺手带的。我打开塑料袋，一次性筷子掰开，低头吃了一大口，面炒得油汪汪的，跟我高中时在校门口那家吃的一个味。我抬头看他，他正打开另一袋，坐在老张的工位上吸溜吸溜地吃。

我们俩隔着两张办公桌相对吃面，窗户开着，外面有麻雀在空调外机上跳来跳去。他忽然说，建军，你还记不记得咱们高三那次模拟考，你数学考砸了，晚自习跑出去，我在学校后面的水塔旁边找到你。我说记得，你那天带了两瓶啤酒，咱们坐在水塔底下喝，被蚊子咬了一腿包。他笑了，说那天我跟你说，考不上大学也没什么，三百六十行。我说后来你考上了，我没考上。他放下筷子，看着我，说可现在你不是也回到这儿了，咱们又在一块儿。他的语气很平，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人生绕了个大圈子，我们又碰上了。

我妈的病是那年十一月底查出来的。之前她总说腰酸乏力，我们都以为年纪大了正常，后来社区体检时查了尿常规，医生让去大医院复查。周敏陪她去市一院做了进一步检查，结果出来那天周敏在医院走廊给我打电话，电话里她的声音抖得厉害，说建军，妈可能是肾上的问题，医生说要尽快住院。我攥着手机站在单位消防通道的楼梯间里，半天没说出话。我妈一辈子吃苦耐劳，我爸走得早，她一个人拉扯我长大，供我上学，我参军后她从不跟我抱怨任何事，连动个小手术都是自己悄悄去的。我挂掉电话，用袖子擦了把脸，然后回到办公室继续处理手头的申报表，但盯着屏幕上的数字看了十分钟，一行也没看进去。

下午我去找了徐子豪。把他办公室门关上后，我说我妈病了，肾衰竭，需要透析。他听完脸色沉下来，说你打算怎么办。我说医院那边我尽量协调，但每周三次透析我肯定要接送，上班时间可能会有影响。他想了想，说局里有个弹性岗的名额，原本是给哺乳期女职工留的，但没硬性规定，我帮你调整一下，你把接送时间错开。我说这会不会太麻烦。他说你妈当年给我织过手套你忘了吗，高二那年冬天，我手上生冻疮，你回家跟她说了，她熬了两天织了双毛线手套让你带给我，那手套我戴了好几年。我低着头，喉咙发紧，没再接话。他把自己的杯子推过来，说喝口水，别着急，事一件件办。

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骑车去医院接我妈做透析，完了把她送回家再赶去单位。有时候透析时间长，我就请半天假，下午补上。科里两个年轻同事明面上没说什么，但有回我听见他们在茶水间闲聊，一个说“咱们科都快成私人护理站了”，另一个说“谁让人家跟上面有关系”。我端着水杯在门外站了两秒，然后推门进去，水声哗哗的，我说家里有困难谁都有，你们以后有需要我也不会袖手旁观。他们没再说话，我给自己倒了杯水出来，手心被杯壁烫得发红。

徐子豪后来知道了这些闲话，在科务会上没点名地说了一句，同事之间有困难要互相体谅，咱们局的传统是团结互助。他说这话的时候目光没看我，但我心里清楚他是说给某些人听的。我那天晚上给他发了条短信，就两个字：谢谢。他隔了很久回了三个字：少废话。

十二月中旬，天冷透了，江北那年冬天出奇地冷，最低气温零下七八度，水管都冻裂过一回。我妈透析后身体虚弱，有一回从医院回来路上受了凉，当晚发烧，送到急诊留观了三天。那三天我基本没怎么合眼，白天在单位把紧急的活处理完，晚上就守在医院。周敏也请假过来换班，但她公司年底财务盘点走不开，两头跑人瘦了一圈。有天晚上我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坐着，头靠着冰凉的墙壁，半睡半醒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徐子豪发来的微信，问我在哪个医院哪个病房。我回了他。过了大概四十分钟，他出现在走廊尽头，手里拎着个保温桶。他走过来把桶搁在我旁边，说家里阿姨炖的鸡汤，你跟你妈都喝点。我说你怎么来了，他坐在长椅另一头，把外套裹紧了些，说路过。我说你家在城东，这医院在城西，你路过得够远的。他笑了一声，没接话。

我们俩在走廊里坐了一会儿，凌晨的医院安静得出奇，偶尔有护士推着药车经过，轮子在地砖上发出轻微的咕噜声。他把保温桶的盖子拧开，鸡汤的香气飘出来，我确实饿了，连续几顿凑合吃，胃里空荡荡的。他给我倒了碗汤，我接过来慢慢喝，汤里放了红枣和枸杞，喝下去暖到胃里。他说你妈那边钱够不够。我愣了一下，说还行，医保能报一部分。他说别硬撑，局里有个困难职工帮扶政策，我帮你把材料准备一下。我说之前不是被挡回来了吗，他哼了一声，说这回我自己批，不用别人点头。我看着他，他的侧脸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轮廓分明，跟我记忆中那个少年已经不大一样了，但那种“我替你扛着”的劲儿一点没变。

那晚他陪我坐到天快亮，期间他接了个电话，听语气是工作上的事，他压低声音说了几句，最后说了句“按我说的办”。挂掉电话他揉了把脸，说天快亮了，我得回去换个衣服上班。你这边有情况给我发信息。他站起来，把空保温桶拎上，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说建军，别什么事都自己扛。我点了点头。他消失在走廊拐角，我靠着墙闭上眼，眼皮沉得像灌了铅。

妈在急诊留观三天后情况稳定了，转回普通病房继续透析治疗。我回到单位上班那天，发现办公桌上多了个信封，里面是一张困难补助申请表，上面已经盖了科室的章，徐子豪的名字签在审核栏里，笔迹潦草得差点认不出来。旁边还压着一张纸条，写着“填好交办公室，别的不用管”。我把表仔细填了交上去，一周后补助批下来，钱虽然不多，但够顶两个月透析费。

周敏知道后问我是不是找徐子豪帮忙了，我说是他主动帮的。周敏沉默了一会儿，说你那个同学人真不错。我说是，以前打架闯祸替我顶包，现在替我填表。她笑了一下，笑完又叹气，说建军，你老让人家帮你，欠的人情怎么还。我说我记着呢，以后他有什么事我肯定也豁出去。周敏说那就好，人心换人心。

那年春节我们过得简单，妈出院回家过年，精神头不错，还包了饺子。大年三十晚上我发了个朋友圈，就一张饺子的照片，配文“一家团圆”。徐子豪在底下评论了四个字：新年快乐。我回他“同乐”。年初二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拜年，问他怎么过的，他说跟局里值班的几个同事在食堂吃了顿年夜饭，然后回家看春晚。我说你一个人？他说嗯。我知道他离婚的事，但没深问。电话那头他忽然说，建军，有时候过年挺没劲的。我说那以后你来我家吃年夜饭，我妈包的饺子比食堂好吃。他笑了，说行，明年吧。

春节后返工，局里开始筹备岗位练兵，要求全员参加业务知识竞赛。我报了名，每天下班后留在办公室刷题。题库里几千道题，涵盖税法、征管、稽查、信息化各个板块，我白天处理日常业务，晚上对着电脑一道题一道题地啃，错题抄在笔记本上反复看。那段日子我跟徐子豪的交流又多了起来，有时候他加班路过我门口，看见我对着题目皱眉，就进来给我讲解。他讲题有个特点，喜欢从具体案例入手，比如“你想想如果这个企业是你的管户，你会怎么判断”，这种讲法比死记条文更容易理解。

有天晚上他推门进来，手里拿着本旧笔记本，就是我之前看过的那本。他把本子放我桌上，说你用这个吧，我后来又更新了一些内容。我翻开一看，里面多了很多新批注，都是他最近处理过的典型案例，包括那家制造业企业的发票异常处理思路。页边空白处还画着几个火柴人，做着各种夸张的表情，旁边标着“此处要注意”“这个点容易错”。我看着那几个火柴人笑了，抬头看他说，你这画工还是高中水平。他倚在门框上，说能用就行，你嫌弃还我。我把本子抱在怀里说不还了，你走吧别打扰我学习。他笑着带上门走了。

竞赛那天我发挥得还算稳，笔试拿了科室第二，实操环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三家企业纳税评估的模拟任务。成绩公布时老张第一个拍我肩膀说建军不错嘛，进步大。王科长路过公告栏瞥了一眼，什么表情也没有。我心里没想太多，只觉得自己这几个月的心血没白费。晚上徐子豪发微信说请我吃夜宵，我在单位门口等他，他开车过来，我上了车，他带我去了一条老街上的烧烤摊，塑料棚子里支着几张桌子，炭火烟气飘得满街都是。

我们俩坐在塑料棚子下，他要了三十串羊肉、十串板筋、两瓶啤酒。他给我倒了杯酒，说敬你这几个月的努力。我说敬你那些火柴人。他笑喷了，酒差点洒出来。那顿烧烤我们吃了快两个小时，聊着聊着就开始翻旧账，说他当年抄我数学作业结果两个人都挨批评，说我有回把他藏在课桌里的情书交给班主任害他被罚扫厕所一周。他说这事记了十几年，今天得算清楚。我说那情书你本来就要送出去的，我不拦着你更丢人。他拿板筋签子指着我，说你李建军这辈子就是我的克星。我碰了他的酒杯，说那是你活该。

那晚他送我到家楼下，我解开安全带要下车，他忽然叫住我。建军。我回头看他。他手指搭在方向盘上，眼睛看着前方路灯下空荡荡的街道，说，当年你入伍走的那天，我其实去车站送你了，但我没进站，在候车厅外面站了一会儿，看着你上了车。我说我知道，我看见你了。他转过头来看我，眼神里有些东西闪了一下。我说你站在那个卖茶叶蛋的摊子旁边，抽了根烟。他愣了几秒，然后笑了，说你那时候眼神就那么好。我说边防练的。他启动车子，说你滚吧，大半夜的别在这儿煽情。我下了车，朝他挥了挥手，他按了声喇叭，车子拐出巷子口，尾灯在夜色中慢慢变小。

那之后我们的关系好像又进了一层，说不出具体从哪件事开始，但就是那种感觉回来了。工作上他仍然是我的领导，该汇报的汇报，该请示的请示，但工作之外我们多了些自然的互动。有回他找我要个数据，我说中午再给你，他说不行现在要，我说那你自己来我电脑上看。他真的过来了，站在我身后凑近屏幕，头发蹭到我耳朵边，我偏了偏头说你离远点，他推了下我后脑勺说就你屁事多。旁边工位上的同事看着我们笑，说徐局跟李哥感情真好。徐子豪直起身，说了句“那是，十几年的交情”，然后拿着数据走了。我坐在那儿，耳朵有点烫。

那年夏天我妈病情再次波动，医生建议转院到省城的大医院做进一步评估。我跟周敏商量后决定送她去省城，我请了一周的假，陪她在省城做了全面检查。那周不在单位，徐子豪每天给我发条微信，有时是“情况怎么样”，有时是“局里没什么事，你放心”，有时就发个“已阅”的表情包。我有时候晚上回他，有时候忙忘了，他也不催。等我从省城回来上班那天，推开办公室门，发现桌上多了个文件夹，里面是局里下半年工作安排和重点任务清单，旁边用铅笔标注了跟我相关的部分，字迹是他的。我问老张徐局来过？老张说昨天下午来的，说你回来可能跟不上进度，帮你把重点划了。

我拿着文件夹去他办公室道谢，他正在批文件，头也没抬说，别啰嗦，干活去。我把文件夹夹在腋下，走到门口又回头说，徐子豪，你要是哪天有难处，别忘了还有我。他笔尖顿了一下，抬起头看着我，表情里掠过一丝我很少见的东西，像是意外又像是别的。他说行了我知道了，你快出去别打扰我办公。我关了门，站在走廊里，窗外的太阳白晃晃的，蝉鸣声从楼下那排法国梧桐树上传过来，聒噪而熟悉。

暑假的时候，他儿子从外地来江北住了半个月。有天下午我在超市碰到他带着孩子买零食，孩子跟在他身后，十来岁的年纪，瘦瘦高高的，眉眼像他。我跟他们打了个招呼，徐子豪让他叫李叔叔，孩子怯生生地叫了声。我蹲下来问他几年级了，他说五年级。我说你爸以前数学考过全班倒数第三，你要是数学不好就怪他遗传。孩子笑起来，徐子豪踹了我一脚说你在我儿子面前败坏我形象。我站起来，跟他说周末带我家孩子一起出来玩，咱们去河边公园烧烤。他说行，看时间。

那个周末我们在河边公园聚了一次，两家人加上我爸妈，围着一架租来的烧烤炉子，炭火把人的脸烤得红扑扑的。徐子豪的儿子跟我家儿子很快就玩熟了，两个孩子在草地上追着跑，笑声传出去老远。周敏和我妈在准备食材，我爸在旁边烧水泡茶。徐子豪负责烤肉，翻着串儿撒孜然，动作麻利得很。他说在部队学的，当年野营拉练就靠这手艺活着。我坐在折叠椅上看着他，阳光打在他侧脸上，汗珠从额头滚下来。那一刻我觉得特别好，好得像场不愿意醒的梦。

可他心里装的事我后来才慢慢知道。那晚孩子们玩累了先回去了，我们俩坐在河堤上，脚边放着两罐凉啤酒。他忽然跟我说起他离婚的事，说他前妻是大学同学，结婚头几年感情挺好，后来他转业回来工作忙，常常加班到深夜，她对他说过几次“你心里只有单位”，他也没当回事。后来她有了个机会去外地发展，带着孩子走了，办了离婚。他说建军，我以前觉得只要工作干好了，什么都会有的，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他低头拿啤酒罐碰了碰脚下的石头，说我有时候晚上回家，屋子里静得吓人，连电视都不想开。

我没接话，陪他坐了一会儿。夜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水草的腥味。远处桥上车辆驶过的声音闷闷的，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过了好一阵我说，你以后有地方去，我家随时开门，就是别嫌我家乱。他把啤酒罐举起来，跟我碰了一下，说这话我记着了。

但生活从来不会只让你过平静的日子。那年九月，那家大型房企的稽查任务下来了。文件要求专项组在两个月内完成对该企业近三年涉税情况的全覆盖检查，我被抽进了专项组。组长是稽查局的李副局长，成员包括我和另外两个年轻同志，还有风控科的一个业务骨干。第一次碰头会上，李副局长通报了背景，说这家企业在江北开发了三个大型楼盘，年销售额十几个亿，但纳税贡献率明显低于同规模企业，上级已经关注到，要求我们深查。

我从那天开始埋头扎进企业提供的账册和电子数据里。那家房企的账做得确实漂亮，成本核算、收入确认、费用列支，每笔都有据可查，单据齐全。但我从几十笔大额“咨询费”里看出了问题——这些咨询费的收款方集中在三家关联公司，每家注册地址都在同一个写字楼的不同楼层，法定代表人都是同一个人，而且合同模板几乎一模一样，金额都卡在当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临界值附近。直觉告诉我这不是巧合，我把相关数据提取出来做了比对，发现这些咨询费的开具时间跟企业预售收入确认的节点高度吻合，像是在刻意调节利润。

我把疑点整理成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内部汇报给了组长。组长看完沉默了好一会儿，问我对这些关联公司的背景了解多少。我说刚调了工商信息，关联公司的股东穿透下去还有更上层的持股关系。组长摆摆手说先别急着往下透，这个事牵涉面可能比我们想的广。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速很慢，视线落在报告的那几页数字上。我心里明白，这种大型房企背后往往有复杂的关系网。

过了两天，徐子豪找我单独谈话，关着办公室的门。他神色比平时严肃，把那杯凉茶推给我，说建军，你那份报告我看了。我说你有什么意见。他靠进椅背，手指交叉搁在腹前，说你列的这些疑点，指向的是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利润，如果查实，性质比较重。我说是，证据链还差几环，但方向是明确的。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站了大约有一分钟。我看着他背影，肩膀微微塌着，不像平时那样挺拔。他转过身来的时候表情松了一点，说你知道这家企业实际控制人的背景吧。

我说听组长提了一句，上面有人。他说不止，还涉及市里某些部门的审批环节，当年这家企业的几个项目立项和规划手续办得特别顺。我攥着杯子没说话。他走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来，双手撑着桌面，看着我说，建军，这仗要打就不能打一半。你能确定你的判断经得起推敲吗。我说能，我查了外省的几个判例，类似的操作手法最终都被认定了虚开发票。他盯着我眼睛看了几秒，然后点了下头说，你给我三天时间，我找几个外围渠道再摸一摸底。我说行。

那三天我继续扒数据，把关联公司的资金流水从银行那边调了部分出来，还通过老战友的关系侧面打听了一下那几家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结果都指向空壳运作。第三天晚上徐子豪打电话给我，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让我去他办公室。我到的时候他面前摊着一摞打印的材料，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他指着材料说，我找人问了，也拿到了些外围信息，你的判断基本没错。但他接下来的话让我心头一紧——他说，建军，这批涉税审批里有几份是经王科长签字的。

我愣住了。王科长虽然跟我不对付，但这跟私怨无关，如果虚开发票的事实成立，那么当年审批环节的失察甚至默许，就是另一个层面的事了。我问徐子豪，那你打算怎么办。他沉默了很久，窗外的路灯把树影投在墙上，摇摇晃晃的。他说，我的意见是报上去，但报到之前，要把审批环节的相关审批依据、流程记录全部调齐，把所有环节的责任边界划清楚，不能只凭推测。我点头，说那我来整理这部分材料。

接下来的两周我们几乎住在了单位。白天在企业翻账，跟财务总监周旋，对方滴水不漏，所有问题都用“行业惯例”“内部管理需要”来搪塞。晚上我们回到办公室，把白天拿到的资料一条条梳理，做逻辑链的闭合。有一次为了核对一个数据，我们在机房等到凌晨两点才拿到历史备份，他坐在机房门口的地上，靠着墙眯了半小时，呼噜声在安静的楼道里格外响。我录完表格推醒他，他揉着眼睛说走，去吃早饭，食堂馒头该出笼了。

那段时间我跟他之间的对话简短到极致。我指着一页凭证说“这个数差了三百万”，他就凑过来看，然后立刻翻对应月份的纳税申报表，比对完说了句“有问题”。我们把问题一个一个列出来，用不同的颜色标注风险等级。企业的财务总监后来察觉到了我们的动作，有次委婉地表示希望跟我“私下沟通”，被我用公事公办的态度挡了回去。当天晚上徐子豪知道后，在微信上发了我三个字：做得好。

那段日子家里的事我也没全放下。周敏把妈那边安排得很好，透析按时接送，孩子作业她每天检查。她怕我分心，从不主动打电话问我工作的事，只有晚上我回家她才问一句今天累不累。我有次半夜回家，她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电视开着正放一部老片子，声音调得很低。我拿毯子给她盖上，她醒了，迷糊着说厨房锅里热着粥。我喝粥的时候她靠在厨房门框上，说你最近瘦得厉害。我说忙完这阵就好了。她走过来摸了摸我后脑勺，就像妈以前摸我那样，没再说话。

稽查报告最终完稿那天是个周五下午，我和徐子豪还有专项组几个人一起核了最后一版。报告近两万字，附带了一百多页的证据材料，确认该房企通过关联公司虚开发票、虚列成本，转移利润金额累计达数千万，涉及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将近千万。报告送审前，徐子豪在封面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他把笔帽扣上时看了我一眼，我明白这一签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所有的责任，包括可能引发的后续风波，他都准备跟着我们一起承担。

报告上报后流程走得比预想快，省局那边直接派了人下来督办，企业被约谈后没做过多抵抗，很快认了罚。但连锁反应比我们想的更复杂。王科长因审核环节把关不严、履职不到位，被诫勉谈话并调离了业务科室，去了后勤服务中心。调令出来的那天，王科长在办公室收拾东西，我从门口经过，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疲惫也有不甘。我没停下来，但走回自己办公室后，心里并没有多少痛快。

徐子豪那天下午没在局里，他去市局开了一天的会。晚上他给我打电话，说建军，事情都定下来了。他的语气很平，但我听得出他声音里的疲倦。我说你怎么样。他说还好，就是有点累。我说周末请你喝酒。他说好。

那个周末我们没喝成酒。周六上午他给我打电话说省局那边临时通知，准备抽调他去参加一个专题工作组的筹备。我说那你是不是要忙了。他说可能接下来几周都会很忙。我说那酒先欠着。他说记着账。

接下来的日子他确实忙得脚不沾地，我在局里碰见他的次数少了，有时在走廊看到他匆匆走过，手里抱着文件，身后跟着两个年轻的科员，边走边讲工作。他看到我也只是点个头。但有一回下班后我在停车场取车，他正好也下来，天已经黑了，停车场灯坏了半边，光线昏昏沉沉的。他走过来，递给我一个牛皮纸袋，说里面是房企案子的总结材料，让我抽空看看，对以后做类似工作有参考价值。我接过来，问他最近怎么样。他靠在车边，点了根烟，说还行，就是分身乏术。我说你别太拼，注意身体。他吐了口烟雾，说建军，有些事不做不行。

他说的“有些事”我后来才慢慢明白。房企案之后，局里内部的气氛微妙地变了。有人开始刻意跟徐子豪保持距离，以前中午跟他一起吃饭的几个科长，有两次我看见他们自己坐了小包间，没有叫他。他在食堂打饭的时候一个人端着餐盘坐在角落，跟当初刚来时的我一样。我心里不是滋味，有次端着餐盘坐到他对面，他抬头看了看我，没说什么，继续吃饭。旁边的人时不时瞥我们两眼，我装作没看见。

我说徐子豪，你别一个人闷着。他说闷什么，吃饭而已。我说你要是心里不痛快就直说。他放下筷子，看着我说，建军，你觉得我这么做值得吗？我说值不值得你自己心里有数。他端起汤碗喝了一口，说也是，我就是有点累。那顿饭我们吃得沉默，但他的肩膀比之前松了些。

那个秋天我妈情况略有好转，透析减到每周两次，有时候能自己下楼走走了。周敏公司裁员，她虽然留下来了，但工作量翻了一倍，每天回家累得话都不想说。我尽量分担家务，晚上把儿子哄睡后，在阳台上抽根烟。以前在部队不抽烟，转业后慢慢学会了，有时候觉得烟雾在肺里绕一圈再吐出来，能把些说不出口的烦闷带出去。徐子豪有回晚上给我打电话，听见我这边风声大，说你在大街上？我说阳台。他说你抽烟了。我说嗯。他在那边沉默了几秒，说建军，别抽太多。我说你不也抽。他说我戒了，上周开始。我说你狠。他笑了，说健康第一，你还得好好陪嫂子跟孩子呢。

年底的时候徐子豪申报了省局的遴选，消息很快传开了。局里议论纷纷，有人说他能力突出往上走是应该的，也有人说他是借房企案搏了个好名声好跳板。我把那些闲话听在耳朵里，没跟任何人去争辩。我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他做的每件事都是硬着头皮在撑。有次在电梯里只有我们俩，我说你报名了？他说嗯。我说祝你顺利。他说还没谱的事。电梯到了他的楼层，他走出去，又回头说了句，建军，不管成不成，谢谢你。

遴选考核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期间我跟他见面很少，有时微信发几句，都是工作上的事。但有一天深夜我收到他一条长微信，说他笔试面试都通过了，省局那边正在走程序。他说建军，我真没想到能成。我回他，你应得的。他回了个“嗯”。过了几分钟又发过来一句，我走了以后你好好干，那本笔记留给你了。我说我不要，你带走。他说那本子里的内容我都记在脑子里了，你用得上。

腊月里他的调令正式下来，省局征管处副处长，春节后到岗。走之前的那段日子他明显放松了许多，有时候中午会在办公室开着门，有人在走廊里跟他打招呼他就应一声。我有天中午找他签字，他签完把笔往桌上一扔，靠在椅背上伸了个懒腰，说建军，这办公室我待了七年。我说你终于要说人话了。他笑起来，说走之前我请你吃顿好的，别去大排档了，去家正经馆子。

我们去了江边一家湘菜馆，辣子鸡剁椒鱼头臭豆腐摆了一桌。他吃了三碗米饭，我吃了两碗，两个人撑得靠在椅背上直喘气。他喝了口茶说，以后在省城你来找我，我带你吃更好的。我说你不是说请我吃好的吗就这个。他说湘菜还不算好？我说你抠门。他拿筷子敲了下我碗沿，说你才是抠门，高中毕业我那一百块钱你到现在没还。我说那钱你说了是送的。他说我当时说的是借。我说你记错了。我们俩扯了半天，最后谁也没说服谁，但都笑得趴在桌上。

离开前那个下午我去他办公室帮他收拾东西。纸箱摞了两个，书架清空了，窗台上的绿萝他留了下来，说搬着麻烦。我把他那本旧笔记放进纸箱最上面，他看见了，又抽出来递给我，说说了留给你。我说你真不要了？他说我用不着了，你拿着。我接过来，封皮已经磨得发白，边角卷着，里面密密麻麻的字记录了他这七年从科员到副局长的每一步。我说徐子豪，你这本笔记比那些培训教材管用。他说那当然，我写的。我笑了，帮他把纸箱搬上后备箱。他关上车门，站在单位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米白色的楼，说走了。

他走的第一个月，办公室换了新人。新来的副局长姓郑，是个四十来岁瘦高个，说话文质彬彬的，第一次开科务会时客气地请大家多指教。我坐在下面听着，心里空落落的。但我照常上班、处理业务、跟纳税人打交道，每天打开电脑第一件事还是看征管系统里待办事项有没有亮红灯。老张有天中午吃饭时说，建军，你最近话少多了。我说天冷。他说不是天冷的事，是不是徐局走了不习惯。我没否认。他把碗里的红烧肉夹了一块给我，说，习惯了就好了，咱们这行，人来人往正常。

我确实在慢慢习惯。但有些习惯改不掉——比如说加班到深夜，还是会下意识抬头看门口，好像随时有个人端两杯豆浆走进来；比如说碰到棘手的问题，第一反应还是想掏出手机发个微信问“这个情况你遇到过没有”。有回我真的发了，问他一个关于不动产租赁增值税适用税率的政策口径，他过了半小时回我，回得很详细，末尾加了一句“你自己也要学会独立判断，不能老依赖我”。我看着那行字，觉得他说的对，但心里还是堵。

春天来的时候，省局组织业务培训，区里分了一个名额，郑副局长让我去。报到那天我在培训楼电梯里碰见徐子豪，他穿着省局的藏蓝色制服，比在区局时显得更精神了，但鬓角的几根白头发还是出卖了他的岁数。电梯里还有其他人，我们只对视了一眼，他微微点头，我也点了点头。培训间隙他约我去楼下茶馆坐坐，两杯龙井，窗外是省城繁华的街道，车流如织。他问我妈身体怎么样，问周敏工作累不累，问我儿子期末考了多少名。

我一一答了，然后问他怎么样。他说省局这边节奏快，压力大，但平台确实不一样，能接触到更多层面的东西。我说那你就好好干，别给我们江北税务丢人。他笑了，茶喝了一半，说建军，你最近业务进步很大，我听老郑夸你了。我说他夸我你都知道？他说区局那边有人跟我通气的。我骂他走了还安插眼线。他大笑，茶馆里其他几个人扭头看我们，他也不在意。

分别的时候他送我出茶馆门，太阳西斜，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说下次来省城把嫂子跟孩子带来。我说行。我转身走了几步，回头看他站在门廊下，阳光透过竹帘在他脸上洒下碎影，他抬起手挥了挥，我也挥了挥。那天晚上坐长途车回江北的路上，我看着窗外黑沉沉的原野，想起十二年前我们分开时连个正式的告别都没有，如今算是补上了。

后面的日子我按部就班地往前走着。局里又来了几批新同事，有应届毕业生也有军转干部。有个新来的小伙子姓赵，从陆军某部转业，分到我们科室，第一周来上班时坐立不安的，金税三期的界面打开半天不知道点哪儿。我走过去，站在他身后，说你先把纳税人的社会信用代码输进去，然后点这个模块。他照做了，屏幕上跳出来数据，他松了口气。我拉开旁边的椅子坐下，跟他说我刚来的时候比你还懵，连增值税跟营业税都分不清。他笑了，说李科长你别安慰我。我说真的，不信你问老张。老张在对面推了推眼镜，说是，那会儿他录错代码让我返工了一下午。小赵笑得肩膀直抖，我拍了拍他椅背，说慢慢来，不懂就问我。

那天下班后我给徐子豪发微信：今天带了个新兵，是你老部队的。他回：哪个部队？我说陆军某旅。他发了条语音过来，我点开听，他说那你好好带人家，别跟当年你似的。我回了句你闭嘴。他又发语音，笑了好几声，说你李建军也有今天。我说挂了，我要回家做饭。他说做个屁饭，出去吃。我说今天不行，周敏加班，我得接儿子。他说那下次，我周末回来，请你喝酒。我说好。

周末他真的回来了，没提前说，直接开车到我楼下打了电话。我从窗户探出头，看见他靠在车边抽烟，我说你他妈不是戒了吗。他把烟掐了说，戒了也能偶尔抽一根。我下楼，他让我上车，说带你去个地方。车子开到了我们高中门口，校门已经翻修过了，但门卫室还是那个小砖房，门口那棵梧桐树粗了一圈。我们没进去，把车停在路对面，坐在车里看着放学出来的学生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三三两两勾肩搭背地往外走。他说建军，我有时候做梦还会梦见咱们在这儿踢球，你在球场上摔一跤蹭掉膝盖一大块皮，龇牙咧嘴地爬起来。我说你就记得我出丑的样子。他笑，说那当然。

我们后来又去了那家老面馆，就在校门口往东走两百米，居然还在，老板娘老了，头发白了大半，但炒面还是那个味。我要了大份鸡蛋炒面，他也要了份，加了两个荷包蛋。吃面的时候外面下起了小雨，雨丝细细的，落在玻璃窗上淌成一道道水痕。他把碗里的荷包蛋夹了一个给我，说多吃点，还是那么瘦。我没推辞，低头把蛋吃了，蛋黄流在面条上，裹着酱油的咸香。吃完面雨还没停，我们坐在店里等雨小，老板娘在柜台后面打瞌睡，收音机放着老掉牙的歌。徐子豪忽然说，建军，你说人这一辈子能有多少个十二年。我说不知道，但咱们这十二年没白过。他点点头，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划着什么。

雨小了些，我们走出来，街上湿漉漉的，路灯把水洼照得亮晶晶的。他说我送你回去，明天早上还得赶回省城。我说你开夜路注意安全。他嗯了一声。车子到我楼下，我推开车门要下去，他说等一下。我回头看他。他伸手在副驾驶前面的储物箱里翻了翻，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我说这什么。他说你自己看。我拆开，里面是一张照片，拍的是一双毛线手套，浅灰色，洗得有些发旧，但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一个透明袋子里。我一下就认出来了，是我妈当年织的那双。我说你还留着？他说一直留着，搬家好几次都没扔。我说你现在给我干嘛。他说就是给你看看，我还记着你妈的情。我攥着信封，喉咙有点紧，说行了知道了，你路上慢点开。他说好。我下了车，雨已经停了，空气里有泥土和青草的味道。他的车灯在巷口一闪，拐出去，消失在夜色里。

我上楼进屋，周敏还没睡，在沙发上看手机。她看我手里拿着信封问是什么，我说徐子豪给的，我妈以前织的手套照片。她凑过来看了看，说这么多年了他还留着，难得。我把信封放进书桌抽屉里，跟那本旧笔记放在一起。抽屉关上时发出咔嗒一声轻响。

后来的日子里，我把更多精力投在了带队伍和钻研业务上。单位里的工作越来越顺手，我学会了平衡人情和原则，学会了在复杂的局面里找到自己的节奏。有时候遇到难缠的纳税人在办公室里吵，我就请他们坐下来，倒杯水，把政策一条条讲给他们听，讲不通的就查文件、打电话请示，一次不行就两次。渐渐地，科室里那些新人也跟着学起来，我们这个小集体的工作氛围比之前宽松了许多。

当年秋天，局里组织了一次“我为纳税人办实事”的活动，我们科室去了一家企业做政策辅导。那家企业的老板是个退伍老兵，聊着聊着说到他当年在老山前线的经历，眼圈红了。我给他倒了杯茶，说我也是部队出来的，你现在办企业不容易，有什么政策红利该享受的我们一定帮你落实到位。他紧紧握着我的手，掌心粗糙温热。从企业出来时太阳正好西沉，天边的云烧成橘红色。我站在马路牙子上看了好一会儿，想起边防营区傍晚时的天空也是这样的颜色。

年底的时候我又去省城参加了一次工作会议，在会场外碰见徐子豪。他瘦了些，但精神不错，正跟几个人说话，见我过来跟那几个人打了个招呼，然后走过来拍我肩膀，说你也来开会？我说嗯，区局派我来的。他说那晚上一起吃饭。我说晚上有议程。他说那开完会再说。会议结束那天傍晚他发消息让我去他们办公楼对面的小饭馆，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点好了菜，三菜一汤，都是家常口味。他给我盛了碗汤，说尝尝这个，我妈以前就爱这么炖。我喝了一口，是萝卜排骨汤，清甜。我说你妈身体怎么样，他说挺好，在我那儿住着呢，每天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我说那你有福气。他笑了笑，说建军，我有时候觉得现在的生活挺知足的，工作虽然忙，但家里有人等，也有老朋友偶尔聚聚。我碰了碰他的汤碗，说那就行。

我们边吃边聊，聊到各自的近况、孩子的成绩、单位的变动。他说省局明年可能要推一批年轻干部去基层挂职，他有机会回来。我说你真舍得省城？他说没什么舍不得的，江北毕竟待了那么多年。我说那你回来提前说，我把面馆老板娘的手机号存好。他笑起来，说你心里就惦记那口炒面。

分别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路灯把街道照得亮堂堂的。我们在饭馆门口站了会儿，谁也没急着走。寒风从街口灌过来，我裹了裹外套，他说你穿少了，回头感冒了算谁的。我说算你的。他说行，算我的。然后他伸出手，我愣了一下，也伸出手，握了握。他的手心暖和干燥，力道适中。松开后他转身往办公楼方向走，走了两步回头说，李建军，下次回来我找你打篮球。我说你还能跑得动？他说你管我能不能，跑不动我也得赢你。我冲他后背喊，那你等着。他头也没回，摆了摆手。

回江北的长途车上，我靠着车窗睡着了。梦里回到高三那年夏天的午后，我们在操场上打篮球，他扔了个三分球，球在空中划了道弧线，空心入网。他回头冲我笑，满头是汗，牙齿白得晃眼。我醒了，车窗外灯火明灭，已经进了江北的地界。我揉了揉脸，嘴角不自觉翘起来。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平淡里掺着细碎的喜悦和烦恼。周敏换了份不那么累的工作，每天能按时回家做晚饭。儿子上了初中，个子窜得飞快，鞋码跟他爸一般大了。妈的身体稳定下来，透析间隔拉长到了五天一次，有时候还能跟我爸一起去菜市场转转。我偶尔加班晚归，推开门闻见家里饭菜的香味，听见儿子在房间里背英语单词，周敏在厨房洗锅碗瓢盆哗啦啦响，就觉着所有辛苦都值得。

办公桌上那本旧笔记我一直放在右手边抽屉里，翻到卷了边也没舍得换。新来的军转干部小赵有一次看见了，问我李科长这是啥，我说是以前一个老同事留下的工作笔记，里面全是干货。他借去复印了一本，还回来时跟我说，李科长，这笔记太实用了，帮我省了好大劲。我说那你好好学，学完了再传给下一批新来的。小赵说好。

那年腊月二十八，徐子豪从省城回来过年，提前给我发了消息。我让他大年三十来家里吃饭，他说行。那天下午他拎了两瓶酒和一大袋子水果上门，我妈开门看见他愣了一下，然后拉住他的手说，子豪啊，长这么高了，当年那个瘦小子。他弯着腰任我妈拍他肩膀，笑着说阿姨您身体看着挺好。我妈说托你的福，那年你送的鸡汤我到现在都记得。他把水果搁在玄关，换了拖鞋进来，在客厅看见我儿子正趴在地上拼乐高，蹲下去陪着拼了一下午。

年夜饭摆了一大桌子，我妈做了她的拿手菜红烧排骨、葱油鱼、蛋饺，周敏又加了几个凉菜。徐子豪坐在我旁边，我爸给他倒了杯白酒，他端起来敬了我爸妈说，叔、姨，祝你们健康长寿，建军是我兄弟，这些年承蒙你们照顾。我妈眼眶红红的，说子豪啊，你以后常来，家里热闹。他连声说好。饭吃到一半他接了个视频电话，是他儿子打来的，他举着手机给大家看，屏幕里那个半大小子已经跟他差不多高了，隔着屏幕叫李叔叔新年好。我摆摆手说好好学习，别跟你爸似的数学考倒数。徐子豪踹了我凳子一脚，全桌人都笑了。

吃完年夜饭男人们坐沙发上看春晚嗑瓜子，周敏跟我妈在厨房收拾。电视里正演着小品，笑声一阵接一阵。徐子豪靠着沙发背，手里抓了把瓜子慢慢磕，忽然侧过头跟我说，建军，我申报了回江北挂职，省局那边批了，明年三月份到岗。我手里剥花生的动作停了一下，说真的？他说真的，副局长的坑我还占着，郑副局长调去市局了。我说那你回来我们又能一起吃饭了。他说你不烦我就行。我说烦，天天烦，烦死你。他笑着把一把瓜子壳扔我身上，我躲开了。

窗外有人放烟花，砰的一声炸开满天彩色的碎光。儿子趴在窗台上喊，爸爸快来看。我站起来走到窗边，徐子豪也跟着站起来，站在我旁边。火光在他脸上明明灭灭的，他的眼睛里有烟花的倒影，闪闪亮亮的。他说建军，今年过年挺热闹的。我说以后每年都这么过。他没说话，但我看见他嘴角弯着，那弧度跟我十八岁那年趴在课桌上偷看他睡觉时一模一样。

烟花放完了，客厅里依然亮堂堂的。我妈端了盘切好的苹果出来，周敏给每个人倒了杯热茶。徐子豪接过来抿了一口，说阿姨这茶好喝。我妈说那是你叔朋友从武夷山带的，你要是喜欢走的时候包点带上。他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儿子拉着我跟他去楼下放鞭炮，徐子豪也跟下来，三个男的站在单元门口的空地上，儿子举着烟花棒划着圈，火花在夜色中画出金色的弧线。徐子豪点了根爆竹扔远处，砰的一声闷响，惊起树上几只麻雀扑棱棱飞走。我看着他背影在暗处里被火光偶尔照亮，忽然觉得人生真是奇妙，十几年前我们在同一个操场上跑五公里，后来隔着千山万水，再后来在税务局那间办公室里重逢，而此刻我们又站在同一片夜空下，身边多了妻子儿子父母，时间把我们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节后上班第一天，我去局里报到，推开科室门看见老张在擦桌子，小赵在整理报表，窗外的法国梧桐还没发芽，光秃秃的枝杈伸向灰白的天空。我跟大家拜了个晚年，把家里带的糖放在公共桌面上。坐下来打开电脑，屏幕上跳出待办事项列表，有企业咨询、申报审核、风险提示，满满当当的。我一条一条点开看，心平气和地开始处理。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和说笑声，新的一天开始了。

过了两天徐子豪发消息说他已经办完了省局的交接，下周一就回江北上班。我说办公室还给你留着，绿萝我给你养着呢。他说那盆绿萝你还留着？我说你走了以后我搬到我家阳台养了半年，后来开花了，又搬回你办公室窗台上了。他好半天没回，过了会儿发了两个字：谢谢。

那个周末我去办公室取个落下的文件，推门进去看见窗台上的绿萝长得比从前茂盛多了，叶子绿油油的垂下来，阳光穿过叶片投下斑驳的影子。我站在那儿看了它一会儿，想起徐子豪离开时说“说不定你养着养着就开了”，如今不但开了，还活得很好。我转身锁门的时候，楼道里传来脚步声，熟悉的节奏。我抬起头，看见徐子豪拎着个旅行袋从楼梯口走过来，穿着件深色外套，冲我歪了歪头，嘴角带着那抹我看了十几年的坏笑。

他说李建军，我又回来了。我站在门边，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春天的风灌进来，带着草木初醒的清润气息。我说回来就回来吧，你那个旧抽屉还在，东西我都给你留着。他走过来跟我并排站在走廊里，两个人看着窗外楼下院子里那排梧桐树，枝头冒出细嫩的浅绿色芽苞，在微风中轻轻晃动。他深吸了口气，说，还是这儿好。我嗯了一声，觉得嗓子眼有点发紧，但心里头有种东西从底下一寸寸往上涨，温热的，沉甸甸的，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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