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搭伙
搭伙8年，老头每月给我5800，他儿子把他接走后，我发现一本日记
老头走的那天，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正落着叶子。他儿子开了一辆黑色轿车来，车牌是外地的，后备箱大得能装下一个人。我站在灶房门口，围裙上还沾着面粉，看着他们把老头的藤椅、茶缸、收音机一样样搬上去。老头扶着门框，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巴动了动，终究没说出什么。他儿子催了一声，他就慢慢转过身，佝偻的背影像一张拉满的弓，一点一点松下去。
院子里空下来，静得能听见墙根下蚂蚁爬过落叶的声音。我数了数，这院子我们住了八年。八年前我四十六岁，离了婚，儿子判给了前夫，我一个人在城里租着半间地下室，靠给饭店洗碗过活。老头是邻居张婶介绍的，说是个退休教师，老伴没了三年，想找个踏实人搭伙过日子。我第一次见他，他坐在这个院子里看书，老花镜推在额头上，见了我笑了笑，说：“你会做面食吗？我牙口不好，爱吃软的。”
日子就这样过起来。他每月给我5800块钱，说是退休金的大半，剩下一点他留着买书和茶叶。我负责买菜做饭洗衣服，偶尔陪他去镇上赶集。他话不多，但心细，冬天会把我碰凉水的手拉过来捂着，夏天会在我午睡时把电扇调成摇头。有回我感冒发烧，他一夜没睡，隔半小时就过来摸我的额头。我装作睡着了，听见他轻轻叹气，说：“你这人哪，就是太要强。”
八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足够一个孩子从小学读到高中，也足够两个陌生人把彼此的习惯摸得清清楚楚。我知道他喝茶要放三颗枸杞，知道他看书时最讨厌人打扰，知道他每月十五号必定要给远方的儿子打一次电话。但他从不说他儿子的事，我也从不问。搭伙过日子嘛，图的是眼前的热乎气，谁还去翻那些陈年旧账呢。
老头走后第三天，我开始收拾他的书房。说是书房，其实就是东屋那张老桌子，上面堆着他没看完的书和写写画画的纸片。我把书一本本码进纸箱，忽然碰倒了一个铁皮盒子，盒子摔在地上，盖子弹开，里面露出一本暗红色封皮的笔记本。
我蹲下去捡，手碰到封皮时，心莫名地跳了一下。翻开第一页，是老头工整的小楷，写着日期——八年前的九月，正是我搬进这个院子的那个月。
“今日阿芳搬来，带了一个红皮箱，一口旧锅。她做饭时哼歌，调子不对，但听着暖和。”
我往后翻，一页一页，全是我的事。我哪天多买了二两肉，他记着；我哪天夜里咳嗽了几声，他记着；我生日那天他自己擀了面条，虽然煮得稀烂，但他说“阿芳吃了两碗，看来不难吃”。有一页写着：“阿芳今天说起她儿子，眼圈红了。我没接话，怕她难为情。其实我想说，你要是想他，就回去看看。路费我出。”
我的眼泪砸在纸页上，晕开了几个字。再往后翻，日子越来越近，字迹也越来越抖。最后一篇写于他儿子来接他的前一天：“阿芳，这八年辛苦你了。5800不多，是我能拿出的全部。我走后，这院子留给你，房本在箱子底下。别怪我瞒着，我怕你知道有退路，就不肯安心留下了。你这个人哪，就是太要强。”
我抱着日记本坐在他常坐的那把藤椅上，院子里的槐树还在落叶子，一片一片，轻飘飘的，像时光的碎屑。八年来我第一次放声大哭，哭声在空荡荡的院子里转了一圈，又落回我怀里。
那晚我做了面疙瘩汤，盛了两碗，一碗放在桌子对面。热气袅袅地升起来，恍惚间又看见老头推着老花镜，笑微微地说：“你做的面食，比镇上那家老店强。”
我端起自己那碗，慢慢喝完。然后起身，把对面那碗倒进了槐树根下。月光很好，照得见树影婆娑，也照得见我接下来要走的路——先去看看儿子，再回来，把这院子好好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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