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在纸上的水稻：管理学视角下的形式主义困局

原创种在纸上的水稻：管理学视角下的形式主义困局

引言

最近在思考管理学在实践中的应用。

央视的《焦点访谈》曾是我很喜欢的节目，这两年由于各种原因看得少了；最近一篇对湖南省江华县的基层农业干部和农民的题为《种在纸上的水稻》的报道，让我对管理学的实践有了些许思考。分享给大家，欢迎指正、指导。（报道详见2026年7月14日央视新闻《焦点访谈》）。

以下为正文

央视《焦点访谈》最近报道了一则"种在纸上的水稻"：江华县有基本农田32万亩，省市下达的水稻种植硬任务是39万亩。从统计局数据、台账报表上看，任务完成了；但无人机航拍发现，道路两旁可视范围内种的是水稻，可视范围之外却是烟叶、罗汉果、芋头、南瓜、苦瓜等经济作物。查阅账本发现，领取水稻目标价格补贴的田亩数只有23.8万亩，与任务数差了15万亩。

节目认为这是农业干部和农民在玩数字游戏，欺骗上级。

但在我看来，是这些"硬任务"给农民和基层干部添了麻烦，而不是农民和基层干部给上级领导添了麻烦。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荒唐吗？

目标偏差：管理从哪里开始出问题

刘澜在《极简管理学》里对管理的定义很直接：管理就是利用资源实现目标。管理者就是利用资源实现目标的人。

这个定义看似简单，但藏着两个关键问题：第一，目标从哪里来？第二，目标是否合理？

江华县的水稻种植任务，目标本身就有问题。32万亩基本农田，其中一部分可以种植双季稻，但省市下达的任务是39万亩——早稻12.9万亩，中稻13万亩，双季晚稻13.2万亩。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有没有考虑当地气候、土壤、水资源、农民意愿？

如果目标本身就不科学、不正确，那么方法再科学、规则再严密、惩罚再严厉，结果只会更加南辕北辙。

《我爱我家》里有一句台词："你爷爷一失误，我爷爷就要饭。"这句话道出了目标偏差的代际代价。

形式主义背后，是官僚主义

许多形式主义造假行为，何尝不是被逼无奈呢？

形式主义的背后，有没有官僚主义？目标偏差之后，是层层加码的硬指标、严密的监督检查、严厉的追责问责。基层干部和农民面对的是一套"任性"的系统。

这不是孤例。2024年，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审，被指控受贿8.13亿元。他任职贵州时的一大政令就是"玉米革命"：举全省之力禁止贵州农民种植玉米。2018年，贵州全省必须把玉米种植面积从1100万亩减少到600万亩。为此，还采取"五步工作法"：政策设计、工作部署、干部培训、监督检查、追责问责。

"你敢种，我敢铲，坚决不留苞谷秆。脱贫要幸福，不要种苞谷。"

这套"五步工作法"看起来很科学、很严密，但目标本身错了——为什么要禁止农民种玉米？玉米是贵州农民的传统作物，适应性强、用途广泛。一刀切的禁令，不考虑农民的实际利益和生存空间，结果只能是形式主义的应对。

系统大于意志力：为什么严管解决不了问题

最近整理一些管理学笔记，串起来一条挺有意思的线——在不确定的时代，怎么用系统代替意志力，让自己活得更稳

理财靠4个账户自动流转，育儿靠见招拆招找双赢方案，心理困境靠小干预打断螺旋。底层逻辑是：系统大于意志力

但这个逻辑在管理中常常被倒置。管理者以为，只要规则够严密、监督够到位、追责够严厉，就能把事情管好。殊不知，这恰恰是在"优化不该存在的东西"。

江华县的案例里，补贴按实际面积领取，说明老百姓是很实在的。他们不是不想种水稻，而是要在生存和利益之间做选择。如果水稻种植的收益不如经济作物，如果硬任务不考虑农民的实际收益，那么"数字游戏"就是必然的结果。

管理者能做的是因势利导，而不是横下暴令。

管理的目标：1+1>2，不是1+1=2+0

目标的制定，首先要看出发点是否"善良"和"厚道"，再看目标是否科学和正确。

个人服从集体，但目标是实现1+1>2，而不是1+1=2+0，甚至1+1=3+(-1)。

制度制定者应该记得，最关心农民利益的是农民自己。要注意利益相关人的关切，而不仅是一些违背常理的任务目标。

如果在厘清这一问题之前，湖南省因为《焦点访谈》这则报道就启动大规模的追责，追责江华县的基层农业干部，我以为，对农业工作未必是好事。是对基层工作者太苛刻了。

解决方案：治标更要有治本的勇气

从新闻专业角度，《焦点访谈》这个报道只看到对县、乡、村三级展开调查，却没有调查采访制定任务目标的部门，了解他们依据什么下达水稻种植目标的"硬任务"。

这个任务一定是科学的、正确的吗？

治本的办法，不是追责基层干部，而是回到目标制定的源头：

第一，牢记管理的目标。管理就是利用资源实现目标，但目标本身必须科学、正确、厚道。

第二，在实践中的应用要留出灰度，给各方都有生存空间。管理者要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给执行者留出调整的空间。

第三，要治本更要有治本的勇气。敢于质疑目标本身，敢于承认目标偏差，敢于从源头调整。

最后，只要不胡作非为，乱不到哪里去。

基层干部干了多大的坏事？人性都是坏的吗？不见得。

真正的问题，不在基层的应对，而在目标的偏差；不在形式主义的表象，而在官僚主义的根源。

管理者的责任，不是用严密的规则把另一方的剩余劳动拿走，而是实事求是，利用工具，通过交叉验证等方法，抓住事情真相、做出更客观（务实）的决策，兼顾各方的利益。

这才是管理该有的样子。

不再展开了，就到这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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