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迅文学奖得主聊素人写作：我的社会价值大于文学价值

昨天王计兵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是诗集《低处飞行》。

很多人认识他，是从“外卖诗人”这个称呼开始的。一个外卖骑手，在等餐、等电梯和送单的间隙写诗，《赶时间的人》在网上流传，出版社找到他，媒体找到他，后来他上了春晚，现在又拿到了鲁迅文学奖。

故事讲到这里，很容易被写成一个普通人靠写作改变命运的励志模板。可去年我去王计兵昆山的家里做过一次采访，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恰恰是他始终没有完全进入这个模板。

他知道标签给了自己什么，也知道标签遮住了什么；他享受被看见，又对自己被看见的原因保持警惕；他觉得自己赶上了素人写作最好的时代，同时担心素人写作会因为得到太多宽容，反过来拉低文学的高度。

一个58岁的骑手，新晋鲁迅文学奖得主，怎么看待这轮素人写作浪潮？

他说自己常常迷茫。

“我是因为既是外卖员又写作走出来的。但我的感受是，我的社会价值远高于我的文学价值。”

这句话放在他获得鲁迅文学奖之后再看，分量又有些不一样了。

老家人都问：你们是不是发财了

2025年，王计兵登上央视春晚，朗读自己的诗，还和主持人龙洋一起为王菲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报幕。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春晚已经是难以想象的高光时刻。王计兵形容自己站在台上的感受，说像站到了山顶，很想登高一呼，喊上一嗓子。但真正让他产生很多想法的，是从山顶下来以后。

回家的高铁上，妻子问他：“我们上完春晚，是不是就算名人了？”

他说，应该算吧。

妻子接着问：“那我们是不是马上要发财了？”

那年春节，他回到阔别许久的徐州老家。发小、亲戚、左邻右舍围过来聊天，话题绕来绕去，最后还是会落到一句：“你们家是不是发财了？”

这句话被问得多了，王计兵开始琢磨。一个人出名以后，大家首先关心的为什么总是钱？似乎只有收入变了、房子换了、生活档次提高了，前面的努力才算最终兑现。

他说，过去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个“钱”字上，大家也就像被赶进了同一条赛道。谁跑在前面，谁落在后面，距离一眼就能看清楚。问题是，人的幸福感也一起被压缩了。

“我们坐在高铁上，我们的生活就像这列高铁，我们的努力和对待生活的态度才是脚下的铁轨。铁轨铺得足够长，我们肯定会发财，但这是一种方向，不是生活的全部。”

我当时笑他，这已经是一个诗人式的回答，不像外卖骑手讲的话。

他说自己就在这两者之间迷茫。

过去，他靠外卖员和写作者这两个身份中心走出来。走出来之后，周围的人向他索取的东西慢慢变了。发现他的人越来越多，邀请他讲话、谈人生、分享如何面对生活的人也越来越多，真正来读他的诗、讨论他的诗的人反而没那么多。

一个外卖员坚持写了几十年，这件事情本身产生的公共意义，明显超过了公众对作品本身的讨论。他被当成普通人的代表，被当成励志故事，也被当成这个社会仍有向上通道的证明。

所以他说，自己的社会价值远高于文学价值。

说不上是欣然接受还是无可奈何，大概在两者之间。

标签是两面贴

我问他，怎么看“外卖诗人”这个称呼。

这个词里，外卖在前，诗人在后。媒体介绍他的时候，首先强调的通常也是职业。至于他的诗究竟写了什么，很多人未必真的读过。

王计兵说，“外卖诗人”是一张双面贴。

“从我的写作层面来说，外卖是标签；从我现实的生活来说，诗人是标签。就看你从哪一面看。”

他不排斥这个标签。

《赶时间的人》在网上走红时，标题后面跟着一个副标题：“一个外卖员的诗”。王计兵说，如果换成“一个博士的诗”，大概不会激起那么大的波澜。一个外卖员写诗，职业和文学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本身就是传播力。

那首诗点击量很快突破两千万，出版社找上门来。王计兵写下了一句话：“如果我低着头，肯定不是因为我挂满果实，而是因为我背负着恩情。”

在他看来，这个标签首先是一份恩情。没有它，他可能也会被看见，只是还要走很远的路。标签突然打破了他写作的僵局，也打破了家庭内部对写作的态度。过去家里并不支持，后来写作逐渐变成了家中最大的一件事，妻子开始全力帮他。

有一次夫妻俩吵架，妻子一直哭，翻来覆去说这些年过得有多苦。王计兵劝她：“人生就是在酿一场蜜，你不要在意经过的花草有多苦，你不经历这些，怎么去采蜜？”

妻子擦了擦眼泪，让他先别说了，赶紧把这句话记下来。

文学已经进入了他们家的日常生活。它以前是王计兵一个人的爱好，后来成了这个家庭理解生活的一种方式。

但标签给他带来光的同时，也在遮挡另一束光。

公众看到“一个外卖员写诗”，天然会降低文学要求。一个骑手能写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大家容易先被身份感动，再去评价作品。王计兵对此看得很清楚。

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

手里有一把粮食，颗粒看起来都很饱满，大家会说，这粮食长得真好。但你把它放到田野里，说这一把粮食是一亩地的全部产量，那就算不上丰收，甚至可以说是歉收。

单独看，一个普通劳动者能够写出作品，当然珍贵；放进文学的尺度里，作品最终仍要接受作品的标准。身份可以帮助一个人被看见，无法永远替他完成文学上的证明。

“别给自己找借口，也别原谅自己。写得不好，就是不好。”

为什么轮到素人写作了

王计兵写作已经38年，送外卖只有8年。但在外界的叙述里，他前面的30年常常被压缩掉了，仿佛这些诗都是在送餐箱旁边突然长出来的。

这也很像大众看待素人写作的方式。

2017年， 界面正午《我是范雨素》那篇文章出来，开头一句“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它装订得极为拙劣”，一下击中了很多人。此后几年，月嫂、矿工、快递员、外卖骑手、工厂工人不断进入文学视野。人们一方面被这些文字打动，一方面又难免带着猎奇心理，把它们统称为“底层写作”。

王计兵认为，素人写作在这几年集中出现，有很具体的历史条件。

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通人默认写作属于文学精英。文学是少数人的事，要有学历，要受过训练，要进入刊物和作协构成的通道。普通人与写作之间，仿佛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

突然有一天，一个从人群中走出来的人被看见了。大家发现，他和我们一样。他在送外卖，在工厂上班，在照顾老人，在养家糊口，照样能把自己的生活写下来。

这种发现会激起一种朴素的自豪感：普通人也行。

王计兵说，很多人读到他的诗，第一反应甚至是：“这也叫诗吗？好像我也能写。”

听起来不太客气，但他觉得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诗歌不再只是少数人的财产。有人开始尝试写下第一句，这条路也就被打开了。

网络和社交媒体进一步拆掉了入口。以前大家相信，通往文学的路只有一条；今天才发现，小路、台阶、梯子都可以成为道路。

“梯子也是人间的一条路，楼梯也是人间的一条道路。”

他说素人写作像走楼梯，需要转折，需要一阶一阶往上爬，走得可能更累，但不能因此否认它也通往高处。

普通写作者最大的优势，是他们根本不用去采风。

职业作家为了理解一个群体，可以花几周、几个月进入现场。素人写作者本身就在现场里。他们没有“进入生活”，生活一直在他们身上发生。王计兵采访了140多位骑手，写成《低处飞行》，他自己也送了7年外卖。一个作家很难通过短暂观察获得这种经验密度。

王计兵说，素人写作首先靠真情和真实。语言、结构、文学修养当然重要，但作品最开始能够打动人，往往因为作者写的是亲身经历，不需要想象，更不需要假装。

“没有比我们更了解生活。我们就在生活第一线，把它如实说出来，就已经和读者没有距离了。”

烟花放完以后怎么办

素人写作也有一个普遍的困境：第一次被看见，往往就是最耀眼的时刻。

一个人几十年的生活积累，在一篇文章、一本书或者一首诗里集中爆发。作品出来时像烟花一样，突然照亮夜空。等大家开始关注他，期待第二部、第三部作品时，光却逐渐暗下去。最后人们看到的，还是一个能力、经验和积累都有边界的普通人。

我问王计兵，人生素材写完以后怎么办？

他说，这正是他一直在想的问题。

烟花只绽放一次，也叫绽放，这点没必要否认。一个普通人能留下一个好作品，已经有价值。但如果想继续走下去，只靠最初的人生经验不够。

他的解法有三条。

第一，保持本真，不要忘记自己怎么走来的。过去一步一步积累出来的经验，仍然要踏实地往下走，不能刚被看见就急着变成另外一个人。

第二，给自己加压。一个素人既然从人群中被挑出来，受到持续关注，就已经承担了某种责任。要继续读，继续学，补上文学训练和知识积累。

第三，给自己制定标准。自己应该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差的，作品出来以后不能只靠身份获得掌声。

“千万别让素人写作拉低文学的高度。”

素人写作者最容易原谅自己。觉得我学历不高，白天还要工作，写到这个程度已经很好了。外界也很容易出于善意跟着降低标准。但一旦进入文学讨论，就应该暂时把外卖员、月嫂、工人这些标签拿掉。

文章就是文章，诗就是诗。

“抛却所有标签，咱就聊文学。不要把标签带进去。写得不好，要接受外界批评。”

这是王计兵在得到标签红利之后的自我觉醒。他没有因为自己代表普通人，就要求文学为普通人单独划一条及格线。

素人写作的粗粝、深刻和真情，可以成为优势；专业作家的技巧、阅读和训练，也确实需要学习。承认别人的优秀，不会削弱素人的价值。真正的自信，也不靠拒绝比较来获得。

楼梯转角上的一代人

王计兵对素人写作最乐观的部分，放在下一代。

他们这一代走出来的素人作者，不少人学历不高。他自己初二辍学，许多人也缺少系统训练。真实生活给了他们丰富的素材，但文学积累确实有限。

下一代不一样。

今天的大学学历已经很普遍，一个受过更完整教育的人，进入工厂、平台劳动、服务业和城市生活之后，仍然会成为“素人”。他有文学积累，也有一线经验，还拥有发布作品的通道。当这几样东西集中到一起，王计兵觉得会出现“不得了的一代”。

“他们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再像我们一样扎扎实实深入生活，从生活里提取养分，那会是另外一代。”

在他的想象里，素人写作以后会像柴米油盐一样进入家庭。写作不再是一群特殊的人从事的职业，普通人也会用文字保存自己的经验。

他把今天的素人写作称作“文学的一架马车”，是新大众文艺的一个典型。而他们这一代，刚好站在楼梯的转角处。

楼下是过去普通人与文学之间漫长的隔绝，楼上是更成熟的新一代素人写作者。他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走到这个平台，站好这一班岗，后来的人到了这里不会停，还会继续往上爬。

去年我问他，你今年多大？

他说，57岁。

一个57岁的外卖骑手，已经开始用更大的历史周期理解自己。他不觉得自己是这场浪潮的顶峰，更愿意把自己看成一个楼梯转角。他这一代人被看见，意味着通道终于出现了。至于这条路最后能走多高，要看后面的人。

获奖当天，很多人为他高兴。这份高兴里当然有对作品的认可，也带着一种“普通人终于被看见”的群体情绪。名家回应，媒体报道，外卖骑手、诗人、鲁迅文学奖几个词放在一起，天然具有新闻冲击力。

王计兵大概仍然会提醒自己：别只看这一把粮食，要问它放进一亩地里究竟是什么水平。

一个诗人，爱好送外卖

当写作收入已经超过外卖收入，我问王计兵，现在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以前是一个外卖员爱好写诗，现在是一个诗人爱好送外卖？

他说，还真有一点。

外卖收入在他的生活里已经微弱到可以忽略，稿费和版税成了主要收入。但工作压力消失以后，他反而更喜欢送外卖了。

以前送外卖是生计，要赶时间，要算收入，要承受平台和订单的压力。现在骑上车，更像主动回到生活现场。他可以观察街道、人群、商场、学校和社区，也可以在骑行中放开思绪。

有一天，他去学校附近取餐。门口站着一群与他年龄相仿的人，在等孩子放学。晚上七八点，他再次经过那片广场，看到同一群人在跳广场舞。

他忽然觉得，自己仿佛也经历了和他们一样的一天：接完孩子，晚上又回到广场。大家处在相同的时间里，却做着不同的事。

他不否认跳广场舞的人很快乐，只觉得自己的快乐恰好来自这种不同。

外卖让他保持着和城市的直接摩擦。住在高楼里的人，对社区和附近可能越来越陌生；骑手每天穿过小区、写字楼、医院、学校、工厂和街巷，反而拥有一张更密集的城市经验地图。

当然，王计兵没有把送外卖浪漫化。他只是觉得，一份工作在卸掉生计压力以后，开始显露出另一种价值。它让一个写作者继续留在现场，也让“外卖诗人”这张双面贴没有彻底失去其中一面。

熬日子，还是酿生活

王计兵做过很多工作。

在沈阳建筑工地干活，回苏北老家挖沙，到新疆切土坯，在昆山捡废品、摆地摊，后来送外卖。回头看，这些工作很容易被概括为苦难经历。

很多人采访他都会问：“那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他不太接受这个“熬”字。

“我没感觉到日子是苦的。包括我最艰苦的时候去捡破烂，我也没觉得日子熬不下去。”

他承认生活有艰难的一面，但一个文学爱好者有一点幸运：越是艰苦的过往，越可能成为未来的滋养。过去没有白过，那些东西会留在身体和记忆里，等到有一天变成文字。

王计兵曾经25年不投稿。

这25年里，写作没有带来名声，也没有带来收入，更没有给他任何确定的回报。他还是一直写。

他想起以前在东北工地上认识的一个人。那个人喜欢吹笛子，从没想过靠笛子成为音乐家，也没觉得这是自己的职业。每天晚上，他都会跑到工地的一个坑里吹。东北冬天很冷，吹完回来，人已经冻得瑟瑟发抖，只能守着炉子烤火。

可他是快乐的。

那份快乐不需要别人理解，也不等待哪天兑换成成功。

王计兵觉得，写作对于自己也是如此。文学是“命里的一颗糖”，生活苦不苦，有时取决于一个人有没有能力往里面放一点糖。

他还写过一个“篮球里的空气”的比喻。

篮球里的空气和外面的空气没有区别，但因为有一层边界把它守住，篮球就有了弹性。人的内心也一样。没有坚守，最后只剩下一具松垮的皮囊；守住里面那口气，人生才不会轻易变形。

这听起来像鸡汤，但从一个25年不投稿、做过各种体力工作的人嘴里说出来，又很难轻飘飘地略过去。

他不追求人生圆满。

“人生恰好因为不圆满，我们才会去追求圆满。人生更大的价值，就在追求的状态里。如果一出生什么都是圆满的，我相信那是一个悲剧。”

所以他写：

“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高处当然有高处的风景。社会也会迅速把人分到不同位置，像阶梯教室里的座位，一层层拉开距离。但人不能因为飞得低，就否认自己仍然在飞。

外卖员从一小时里感受第61分钟，写作者从捡破烂、吹笛子、赶时间和等电梯里寻找那口空气。生活未必因此变轻松，却不再只是等待过去的一段苦日子。

有人是在熬生活。

有人在里面放糖，采花，酿蜜。

王计兵昨天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这个奖当然会改变外界理解他的方式，“外卖诗人”后面的诗人二字，终于得到了文学制度里很重的一次确认。

但我猜，他依然不会急着撕掉标签。

它是一张双面贴，是恩情，也是压力；帮他走了出来，也不断提醒他为什么会被看见。

一个58岁的骑手，站在楼梯的转角处。他知道自己前面还有高处，也知道下一代正在往上走。他能做的，是把这一班岗站稳一点，不让素人写作停在猎奇和掌声里，也不让普通人的生活只剩下一次烟花。

毕竟烟花放过以后，日子还得继续。

诗也还要继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