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一高校教授居间转包APP开发项目涉传销，一审被判1年3个月，教授上诉

河南日报社视觉全媒体中心·大河报记者 杨光

“从未想过，一次看似普通的软件居间对接，会让我卷入传销案件。”

今年4月，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涉案金额近2000万元的传销案作出一审判决。13名被告人中，高校教授董某的身份显得尤为特殊。判决书显示，董某因涉嫌参与涉案传销APP开发维护及平台投资，被法院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二年。

董某不服一审判决，已提起上诉。

高校教授居间转包APP开发项目涉传销被判刑

一审判决书显示，公诉机关指控称，2023年1月至9月，被告人郭某、王某合作成立山东“艾康得”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涉案公司），并依托董某开发的“臻享汇”商城APP开展非法传销活动。

据郭某供述，此前他与王某取得了山东艾福堂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系国有企业，以下简称“艾福堂”）相关授权，随后成立涉案公司，并联系到董某，将公司运营模式告知，委托开发了涉案APP。

据当地媒体2023年5月报道，潍坊艾福堂旗舰店开业，辖区相关领导、艾福堂主要负责人等出席，艾福堂相关负责人发表致辞，表示未来将设立“千城万店”的布局，打造艾灸进社区、进家庭、进医院、进学校、进机关，塑造世界艾灸之都品牌。

判决书载明，艾福堂仅授权了涉案公司销售产品，对涉案公司销售模式及非产品事项、私自制作的收款码不知情，且未同意对方以国企进行宣传。

公诉机关指控，涉案公司以该APP为依托，以营销艾灸产品为噱头，通过宣讲会、口口相传、微信群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求会员购买200元、500元、1000元不等的艾灸产品作为入门条件，以9天为一个周期，在APP预购产品不成功返还全额预购金，外加10%补贴，并设置较高的预购不成功率，吸引会员购买投资，按照推荐顺序组成层级，介绍直接或间接下线可获收益，引诱会员发展他人参加。共收取会员缴纳的资金1970余万，发展会员11级1500余人。

据董某供述，其接到郭某委托后，将项目转包给了一家软件公司，自己并未直接参与开发。此后根据郭某要求，建立开发沟通群，群内有郭某、董某以及软件公司负责人等人。

判决书显示，董某参与了涉案平台投资并获利。董某供述称，自己收到的整数钱款，是涉案公司支付给自己开发的费用。一些非整数的钱，是自己认购所得。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郭某、王某以及董某在内的13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中董某被认定从犯，有自首、认罪认罚情节，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二年。

律师主张其无罪或免予刑事处罚，法院未予采纳

记者了解到，案发时，董某时任山东某高校教授、研究生导师，省计算机学会理事、人工智能行业专家，某市智库专家。

董某的辩护律师曾提出两点主要辩护意见，主张其无罪或免予刑事处罚。

辩护律师提出，董某主观上并不知晓平台属于传销组织。郭某、王某对外谎称项目依托国有艾福堂企业背书，宣称“高额补贴”是为国企线下门店引流的投资。涉案公司为隐瞒骗局，不仅经常带客户去国企基地参观考察，甚至公司线下实体店开业当天，国企相关负责人还曾上台发言致辞，相关视频也被涉案公司用于项目宣传。

辩护人认为，董某仅负责技术对接，从未参与线下宣讲、资金管控、市场拓客，无法接触传销组织核心欺诈逻辑；平台存在真实艾灸产品采购交易，返利模式在商业外观上可解读为正常销售激励，普通技术从业者难以识别隐蔽传销模式。

涉案APP由第三方公司独立开发，董某仅承担居间对接、需求中转工作，不掌握传销商业模式的策划、资金分配等核心决策权，其行为仅属于次要劳务辅助，不应被认定为传销组织的关键人员。同时，董某有自首、从犯、主动缴纳罚金、无前科、社区矫正评估无社会危险性等多重从宽情节，符合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

一审法院对辩护意见进行了驳回，法院认为，涉案APP是涉案公司传销活动的主要犯罪工具，促成了传销犯罪链条的建立及扩大。董某通过群聊或与郭某单独沟通，在客观上实施了开发维护涉案APP行为。并在开发完毕后，发展妻子和岳母进行投资，获得平台返利，实际参与传销，对传销活动起到推动，也是其对平台不以销售为目的，实际运营及返利模式应系主观明知。

高校教授的自辩：“我是被蒙蔽，我有公职，收入稳定，有什么理由去搞传销 ？”

董某告诉记者，其与郭某是在一场饭局中认识的，对方自称是国企营销总监，正在运营一个艾灸销售项目。“他说这个项目是国企背景，有政府补贴，只做三个月引流，之后就要落地线下实体店。”董某回忆。

董某称，当时自己正忙于其他项目，但不好意思直接推辞，便把其需求转发给了曾合作过的软件公司，打算赚个中介费。

他承认自己当时并未仔细研究该项目的运营模式。“软件公司跟我说，分红、团队奖、推荐奖都是电商里很常见的销售方式。”

董某称，自己并未意识到其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他最初收取4万元开发费，自己留了1万元作为介绍费，其余3万元转给软件公司。但后续开发过程中，涉案公司不断追加需求，新增门店管理小程序等模块，总开发费用达到11万余元。“开发过程中，涉案公司经常拖欠开发费，后面收到的钱基本上都给了软件公司，我实际到手1.6万元。”

董某反复强调，他之所以相信该项目合法合规，是因为项目被包装成了“国企合作项目”。自己曾受邀参加涉案公司的线下实体旗舰店开业，潍坊某部门与上述国企负责人出席了该活动。同年7月，涉案公司在青岛、淄博等地实体店纷纷开业。

董某称，在他看来，传销往往没有实体、产品劣质、靠洗脑拉人头，而眼前这个项目，有国企的产品、有政府人员出席其活动、有多地实体店落地，软件开发也在持续投入，并非自己认知中的传销，因此也没有往传销的方向想过。

董某在上诉状中写道，自己身为高校教师，本具备较高社会责任感，绝非有意涉足违法犯罪活动，实因被虚假包装蒙蔽，浑然不觉中被利用。他在认为该项目具有国企支持、合法正规的前提下，才提供了有限的技术协助，绝非主动参与传销犯罪。且涉案平台的运营模式、功能需求等均由郭某确定，并在群聊中直接下达指令。APP的开发工作，系软件公司完成，自己仅充当了信息中转角色。

对于自己参与投资的行为，董某解释称，自己因腰椎颈椎不适，想购买一些艾灸产品。2023年3月，在该APP上线后，便和郭某说起此事，此后该公司有涉案人员游说董某参与投资。董某用自己、妻子和岳母的手机号注册了会员，先后投入约9万元，从2023年3月到6月，三个月时间，赚了4万多元。

他认为，自己和其他普通会员并无区别，就是觉得该项目靠谱，产品能调理身体又能“薅点羊毛”。“如果我知道这是传销，怎么可能把钱投进去，我如果想赚钱，完全可以从软件开发费用上赚，何苦去参与预购投资这浑水?”

董某强调：“我有公职，收入稳定，有什么理由因为这点钱去搞传销？”

一审宣判后，董某不服判决，已提起上诉，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二审尚未开庭。

技术人员的刑事责任边界在哪？

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赵俊春律师认为，该案属于新型网络传销衍生的技术居间类疑难案件，审理核心争议集中两点：一是高校教授董某对项目返利、层级模式是否具备主观认知；二是其中介对接开发的中立技术行为，能否归入传销组织者、领导者范畴。

若经查确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项目方叠加国企、实体门店等合法包装、董某无资金管控等情节，客观上会增加公诉人对主观明知的举证难度。该案集中体现了当前涉技术传销案件主客观证据认定、中立技术服务边界两大司法难点，裁判尺度将对同类技术从业者案件具备参考意义。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辩护中心主任柳锦目律师表示，司法实践中，明知认定与参与度是追责的核心依据。司法采用概括明知推定规则，不以行为人自认知情为准。居间服务并非天然无责，如果超出普通信息的深度居间对接，在实质上为传销平台的落地起到关键支撑，则属于刑法上的帮助行为，可能会构成传销共犯。

柳锦目律师表示，技术从业人员在接单前，应审查商业模式。涉及“入门费+层级返利+拉人头”的，无论包装成什么，都可能涉嫌传销。此外，不要投资参与，一旦投钱分成，就可能从“技术服务者”变成“利益共同体”，司法实践中，再去主张不知情很难被采信。发现异常时，应及时退出并留证。持续建群协调、跟进需求，都可能被认定为深度参与。

来源：大河报·豫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