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 ：孙权称帝为何没有直接定都南京

孙权称帝为何没有直接定都南京

——叶兆言《南京传》读后杂谈

01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发端于东吴孙权称帝，不少人便误以为南京自然是东吴帝国的首个帝都。事实上，孙权于公元229年四月称帝时定都的首个城市是武昌（今湖北鄂州，下同），同年九月才将都城迁至建业（今南京）。为何仅仅过了几个月，孙权就迁都建业呢？后人对此的解释主要集中在建业更适合建都方面，诸如核心经济区在江东、‌水网密布利于军需运输、距‌东吴政权依赖的江东大族老家更近、利于稳定统治等等。不过，这些因素当年孙权和他的谋臣肯定比我们清楚。其实更值得探究的问题在于，既然短短数月就迁都，为何不直接建都建业?

近读作家叶兆言大作《南京传》，该书以论述引经据典严谨著称，在提及这方面问题时，作了如下表述：“为什么孙权迟迟不敢称帝，为什么在武昌称帝之后的同一年，他又赶紧把首都迁到南京，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有些事情，定下来就定下来，定下来就再也不会改变。反正南京人很高兴，转眼就成了首都人民，何乐不为。”作家用类似调侃的方式回避了相关问题。书中提及的这两个未给出答案的问题，引发了我探究一番的兴趣。本文依据有关史料和论著，试图从孙权的角度做些合理的推断。

称帝之路：顾虑重重

三国之中，曹丕于公元220年代汉称帝，刘备于次年宣布称帝，孙权却直到229 年方才称帝。我认为，不是孙权不想称帝、不急于称帝，之所以拖了这么久，主要是基于三方面顾虑：

一是合法性问题。曹丕称帝，在名义上是汉献帝禅让给他的。禅让是中国皇权继承的合法制度，从法理上说，曹丕称帝建立魏朝是合理合法的，所以曹魏政权被主流史学界视为东汉灭亡后最具合法性的政权，陈寿的《三国志》也以魏为正统朝代。刘备以汉室宗亲身份称帝，宣称延续汉祚，建立的是汉政权，打的是汉朝的旗号，以“兴复汉室”作为自己的合法性外衣，并自认为正统。从法理的角度看，刘备称帝也能站得住脚。再看孙权，既未受汉室禅让，又无皇族血统，称帝缺少法理支撑，需要等待合适时机来自圆其说。

二是外部军事压力。219年孙权联合曹魏夺取荆州，杀了关羽，导致吴蜀联盟解体，随时面临着来自刘备的军事报复压力；而北方的曹魏与东吴一直以来处于军事对抗中，如果孙权在曹、刘之后很快称帝，必定会受到曹魏的政治否定和军事打击。以东吴的实力，难以同时面对两方面的军事压力。

三是内部问题。孙策与江东大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孙权主政后改用笼络、怀柔政策，但江东士人仍然反对孙权割据自立。此外还面临着境内山越族群长期反抗与割据的难题，若不能妥善处理好，对孙权称帝是重大隐患。

关键一步：迁治武昌

上述三方面的顾虑，最关键的、最大的还是来自军事。迁治武昌，是孙权为称帝走出的关键一步。

孙吴最早的政治军事中心在吴郡（今苏州），公元208年迁京口（今镇江），211 年迁秣陵（今南京）。为争夺荆州，又把军政统治中心迁到陆口、公安等地。219年孙权联合曹魏夺取荆州，杀了关羽，导致吴蜀联盟解体；221年四月，在刘备称帝的当月孙权便将政治军事中心从建业迁至鄂县并改名武昌（取以武而昌之意，表明用武力实现国家昌盛的决心），既为了防范刘备东征，也是为化解称帝道路上的军事压力。武昌是孙吴最为关键的军事要地，能够兼顾中下游和对外发展，对孙吴立国江东具有特别的意义。迁治武昌西可对抗蜀汉、北可对抗曹魏。而孙权之所以能离开建业而迁治武昌 也与他通过外交手段改善与曹魏关系有关。曹魏称帝后，蜀汉政权出于匡复汉室的考虑拒绝承认，孙权则主动称臣，从而减轻了下游来自曹魏的军事压力。魏文帝曹丕的如意算盘是坐山观虎斗，企图借孙吴之力制蜀，不仅暂时放弃了对孙吴发动进攻，反而在政治上接受孙吴归附，封孙权为吴王。221年7月至222年8月蜀汉和孙吴之间爆发夷陵之战，此战刘备兵败，退还白帝城。后双方经外交沟通，紧张关系得到了缓解。此时的曹丕大梦初醒，愤怒之下派魏兵攻打孙吴，被孙权在223年四月成功阻止。223年四月刘备病逝后，诸葛亮派遣邓芝使吴，蜀汉重新复盟。此后，孙权逐渐断绝了与曹魏的关系。224 年至225年曹丕再度兴兵伐吴，孙权临江拒守，迫使曹丕退兵而还。226 年五月曹丕去世，孙权趁魏明帝曹睿新立，发动大规模北伐。228年又发起了石亭之战，打败了曹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魏国兵马死伤一万多，还缴获了曹休大量军资器械。石亭之战的胜利大灭了曹魏的威风，孙权的威望大大提升，有力地促进了孙权的称帝活动。

围绕称帝：多措并举

在军事上不断取得成效的同时，孙权也在为称帝进行合法性和解决内部问题的积极努力。

在合法性方面，‌宣扬符瑞与祥兆‌，在境内大肆制造和传播“休徵嘉瑞”，如‌赤乌、凤凰、玉鼎、青龙‌等被视为天命降临的异象，用以证明其称帝符合天意‌。不断利用谶纬与民间预言‌宣传孙权当皇帝早就有符瑞：221年五月，“建业言甘露降”，222年三月“鄱阳言黄龙现”，223年六月“皖口言木连理”，224年七月“苍梧言凤凰见”，229年“夏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为称帝做足了舆论准备。

在解决内部问题方面，首先是加速孙吴政权的江东化进程。而江东化最具象征意义的一步，就是在夷陵之战中安排陆逊任大都督（相当于东吴实际上的最高军事长官），225年丞相孙邵病逝，孙权安排顾雍继任（东吴四姓顾、陆、朱、张，顾占据首位）。这样，江东士人在军政两个系统中都占据了最高职位，江东大族与孙吴政权的关系进入到顺畅时期，到229 年，孙吴政权基本实现了全面江东化。

此外，在武昌期间，孙权接受陆逊建议，对山越叛乱通过军事、行政、经济与民族融合手段，将山越纳入东吴统治体系，为其国力增强奠定了基础。

蜀汉态度：称帝方知

‌ 229年四月（公历5月），孙权称帝。在此之前，他最需要考虑的是称帝的合法性、安全性以及何时称帝问题，至于在哪里称帝，不是称帝前最需考虑的因素。此时，急于称帝的孙权，在经营多年的军政中心武昌顺势称帝，是其当务之急。就当时情形分析，称帝才是最紧要的事。

更重要的是，称帝前，魏国的态度孙权是可以预判的。因为，他为了自己称帝的合法性，在其称帝时发布的《告天文》中，强调曹魏为篡逆政权。因此，他的称帝不会得到曹魏认可。这在后来曹魏始终视孙权称帝为“僭越”可以确认。但蜀汉的态度，就不能事先预判了。虽然在《告天文》中刻意回避了蜀汉政权的任何评价，以避免两面树敌，并为事后与蜀汉外交斡旋留下余地，但是否获得蜀汉认可，孙权心里是没底的。不过，他应该非常看重蜀汉的态度，因为，如果蜀汉也坚决反对、不予承认，东吴将面临来自两方面的军事、政治压力，对孙权称帝后的处境影响巨大。根据《三国志》注引《汉晋春秋》记载，孙权称帝后不久，便派使者向蜀国提出“并称二帝”的提议。蜀汉大臣均认为与吴国交往既无利可图，名分又不合适，应当彰显正义，与其断绝盟约。最终诸葛亮从大局出发，为了对付共同的北方曹魏，维持掎角之势、互相救援，决定认同“并称二帝”之议。公元229年六月诸葛亮派卫尉（九卿之一）陈震出使武昌，一是向孙权祝贺称帝，二是双方盟誓灭魏之后中分天下。

蜀汉的态度以及吴蜀盟誓的确定，让孙权彻底放下心来。此时，迁治武昌的称帝目的既已实现、蜀汉的态度终于揭晓，本文开头提到的建业更适合建都的种种理由才能够浮出水面，迁都建业的议题才有可能摆上议事日程。从时间线上看，公元229年六月诸葛亮派出使者到武昌祝贺并达成盟誓，孙权九月便迁都建业，其中的逻辑关系就能够成立也就能够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