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关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发展前景的重大命题。回望百余年前，自晚清民国以降，古今中西问题始终是困扰中国思想界的核心议题。一代代学人围绕中国该何去何从、外来文明该如何取舍的问题不断求索。由于文化心态的失衡、历史认识的局限和哲学理论的缺陷，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在很长时间内未能全面、辩证地处理好古今中西的关系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准确认识现代中国之处境、问题及其症结，消解了“古今中西之争”背后的西方中心论和文化优劣论等话语陷阱，对困扰着中国人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作了一个历史的总结。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在“两个结合”指导下，认真研究和吸取中国古典文明中蕴含的“万物并育”“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理念，从不同文明的源头中汲取营养，以自觉的学术担当回应“古今中西之争”。
我们要把古典学打造成一门熔铸古今的学问。古代文明不是博物馆中的标本，古与今是一脉相承、层层递进的有机整体。文明始终处于迭代更新之中，过去不是禁锢现在的枷锁，而是通向未来的阶梯。《周易》以“生生”为要义，《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宗旨，充分说明“传统”是一个开放的、变化的意义生成过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讲求“通变”的古典学并非要使人泥古、复古，而是引领研究者深入文明根源处的经典世界，理解传统如何不断被阐释、转化与再生。它要求研究者既沉潜于典籍的深厚底蕴，又保持对现实世界的敏感与关怀，从而使古典精神成为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实现古今之间的深层次对话。
我们要把古典学打造成一门融会贯通的学问。不同地域孕育的古典文明各有禀赋，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古典学天然具有跨越文明边界的对话属性。世界各国的古典传统虽取径各异，却共同探寻着人类面对的存在、正义、德性、善恶等根本问题。我们既不能将某种文明经典奉为圭臬，也不能将本土传统视为封闭的体系，而是要在摒弃文明优越论的基础上，立足自身文明主体性展开交流互鉴。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融合，在融合中才能进步。当下的古典学研究应以平等的文明观，打破“中心—边缘”固化结构，在比较与对话中揭示各文明经典的普遍价值与独特贡献，使古典学真正成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彼此成就的纽带。
我们要把古典学打造成一门守正创新的学问。守正，即是坚守文明本源、传承经典正道，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创新，即是立足时代语境，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对古典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经典蕴含的思想张力具有超越特定时空的意义，但这意义绝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需要在每一代学人的重新叩问中不断焕发光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文明史本身就是一部在守正中创新，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寻求突破与超越的历史。今天的古典学研究，既要坚持扎根文本的严谨态度与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又要吸收跨学科、跨文明的新方法与新视野，秉持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在经典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架设桥梁。唯有如此，古典学才能避免沦为故纸堆中的陈迹，使古代经典持续呼应现实需求、启迪当代思考。
百余年来的“古今中西之争”，本质是一场文明转型中的道路求索。今天，古典学回应“古今中西之争”的方式不应是古今、中西之间非此即彼的抉择，而应是立足自身文明土壤，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以古典智慧滋养现代文明，在赓续中扬弃、在包容中创新。新时代古典学研究应以古今贯通的视野、文明互鉴的格局、开放包容的胸怀，努力承担起文明传承与创新的使命，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广阔的文明视野与丰厚的思想资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编辑部编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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