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国人问题”何以民族化？

自2027年4月1日起，日本延续了三十多年的技能实习制度将被育成就劳制度替代，农业、建筑业、护理业等劳动力严重短缺的17个行业将与以往一样继续接收外国劳动力。两者最核心的差别在于，在育成就劳制度下，外国劳动者在日工作满3年后有可能获得中长期、甚至无限期工作的“特定技能”在留资格。在这一情形下，外国劳动者将转化为事实的居民，家庭形成、职业流动、代际延续将催生出一系列权利问题。

当前，技能实习生均来源于16个与日本签署了双边协议的国家（主要是东南亚、南亚国家）。截至2024年底，约有47万余名技能实习生居住在日本，其中越南约22万人、印度尼西亚约10万人、菲律宾约4万人。不难预料的是，在育成就劳制度时代，外国劳动力数量很可能有增无减，如今已成为日本政治社会生活热点议题的“外国人问题”也必然更具可见度和复杂性。

日本社会存在大量技能实习生（图片来自网络）

在这一进程中，“外国人问题”事实上的民族化是其中的重要逻辑——从表面上看，外国人身份是国籍和法律层面的，与民族身份并不重合，但在日本，国籍经常承担民族边界的确认功能。例如，阿伊努人和琉球人面临民族问题，却并非外国人，归化者和混血儿具有日本国籍，但却未必在社会认知中被完全承认为日本人。正是法律边界与民族边界的互相咬合与侵入，使得“外国人问题”成为观察日本共同体边界的重要窗口。在这个意义上，“外国人政策”的深层涉及谁是日本人、谁有资格成为日本人、日本民族的边界如何保持等民族领域问题。因而，尽管并没有成体系的“民族政策”，但日本名目繁多且日益精细化的“外国人政策”在技术上对外国人进行分层分类和筛选，实质上进行的是对共同体边界的政策调控，即哪些“外国人”值得吸纳，哪些只能暂时利用，哪些应被立刻排除，以及哪些有机会转化为共同体成员。在日外国人被划分出的类别包括高技能人才、留学生、永住者、日本人配偶、技能实习生、难民和无证居留者等，不同类别被赋予不同程度的居留稳定性、职业选择权和社会福利等。

因此，“外国人问题”尽管并不天然等同于民族问题，但当“外国人政策”涉及共同体归属、文化适应性、群体边界和权力等级等领域时，它便具备了民族问题的属性。或者可以说，“外国人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在当代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日本民族问题的一种突出表现形式。

日本国家队守门员铃木彩艳是混血儿（图片来自网络）

未来，长居日本的外国人口不断增加，劳动力管理、人口流动控制的技术问题与更为复杂和精巧的共同体成员资格确认问题相互叠加的速度也必将进一步加快。除了既有的分层分类和筛选机制外，日本政府和社会还必须就以下一系列更具本质意义的疑问作出妥善回应：外国劳动力是否只是临时的？长期居住的外国人是否属于地方社会？在日本出生的外国子女是否应当被视为日本社会的成员？归化者、混血儿是否应当被真正承认为日本人？没有日本血统但长居在日本、具有日本文化认同的人是不是日本人？

这些文化识别问题早已超越了日本“单一民族”的自我想象，无不指向高流动性条件下共同体边界的动态生成和调整。然而，尽管社会结构趋向多民族化，但日本的政治制度、社会叙事、文化传统仍然保持着较强的同质性预设。在事实和观念的错位与冲突之中，日本对于外国人“既要”“又要”的矛盾和悖论始终存在着，以技能实习制度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言：一方面不愿轻易放松较为保守的移民政策，另一方面又高度依赖外国劳动力；一方面将外国人视为劳动者、纳税者、消费者，另一方面又担心外国人影响社会治安和日常生活。

需要注意的是，“外国人问题”的日益凸显和复杂，不仅是日本“单一民族”自我想象在客观上破裂的结果，也很大程度上会是促使这一自我想象在主观上不断再建构的原因。未来，日本社会外国人的可见度越高，“日本规则”“日本文化”“日本秩序”“日本人优先”极有可能越会被强调，同时建构外国人的“威胁”，以持续固化“日本人”“外国人”（“我们”和“他们”）的边界。这种边界，既是法律和权利的，更是文化和认同的。在这个意义上，“单一民族”的自我想象从对人口同质性的描述转化为对文化同质性的规范性要求。

在政策层面，高市早苗任首相以来，“外国人政策”不断收紧，将安全议题纳入“外国人政策”、增加永住许可中的日语能力条件、提升签证和永住申请费用、设定高技能人才人数上限、对在留者开展日语和日本社会规范教育等均是其中的重要表现。

在社会层面，“外人”这一不太礼貌的称呼仍时常被用来指代（他们认为的）行为举止“非日本”的外国人。另外，尽管并非所有涉及外国人的社会问题都具有民族问题属性，然而日本媒体和社交平台一直以来热衷于标注和讨论某个事件、案件的当事人的国籍，“又是XXX国人”“XXX国人总是这样”等情绪化表达屡见不鲜，个人行为在这种话语氛围中被解释为整个外国人群体的特征，并被上升为日本人与外国人的对立，甚至被有意无意地转化为日本民族共同体受到威胁的问题。

更值得警惕的是“外国人问题”民族化的另一面，即将具有明确民族政治属性的问题湮没在外国人政策的行政管理之中。典型的是在日朝鲜人问题，涉及日本殖民统治、战争带来的人口迁移和国籍剥离、伤痛历史记忆、文化传承与断裂等寓于民族关系中的严肃议题，在大而化之的“外国人政策”中被降格转化为日常性的出入境、教育管理和社会融合问题，或许也是分析日本政府和社会在应对殖民和战争遗产时整体表现出去历史化倾向原因的一条重要线索。

作者：刘毅，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山东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世界民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