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实验室，长出一条产业链，写就半部中国锂电史……

作者：创新区研究组

来源：TOP创新区研究院（ID：TOP_Lab）

2026年7月8日上午，86岁的陈立泉从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台上接过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证书，和他一同站上这个位置的，是雷达专家贲德院士。

两位老人，一个铸就了国防预警的"火眼金睛"，一个奠基了中国锂电池的从无到有。

关于陈立泉，媒体报道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中国锂电之父"——尽管他本人一直摆手拒绝这个称号，说"这个分量太重了"。

媒体反复讲述的，是那个已经被讲了很多遍的开头：

1976年，他在德国马普所的一次公众开放日上，把一枚小小的氮化锂电池和一块笨重的铅酸电池同时拿在手里，一轻一重之间，他意识到中国的能源未来在这里;于是一封"家书"寄回国内，36岁的他改了行。

最有意思的部分是在陈立泉回国后，他带团队做实验的第一个"实验室"，是物理所之前的一间养鸡的房子。

他说，“我自己就住在鸡舍改建的房屋里——条件最差的一间，中间立着一根电线杆，一下雨，雨水便顺着电线杆往里流。”

而从那间鸡舍里走出来的，不只是一位院士、一块电池，而是大半个中国锂电产业。

一份校友名录

先看一份名单。

宁德时代，全球动力电池霸主，董事长曾毓群，1997年考入中科院物理所，师从陈立泉，博士研究方向就是锂离子电池材料。

曾毓群、陈棠华、张毓捷

图源：陈棠华博士纪念集

北京卫蓝新能源，"固态电池第一股"，2025年底以185亿元估值启动创业板IPO，身后站着华为、小米、蔚来。三位核心发起人——陈立泉、俞会根、李泓，全部来自物理所。

中科海钠，钠离子电池龙头。技术带头人陈立泉、胡勇胜，董事长胡勇胜是陈立泉的博士生，CEO唐堃同样出自物理所、同样是陈立泉的学生。

溧阳天目先导，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做到万吨级规模化生产，核心技术来自陈立泉、李泓领衔的团队。

星恒电源，轻型车电池龙头，1999年由陈立泉和学生黄学杰牵头创立。

蓝固科技、天科合达、中科三环……名单还可以往下拉。

业界给中科院物理所电池研究集体起了个外号：

中国锂电池人才的"黄埔军校"。

中国这条决定了全球新能源版图的锂电产业链——上游的负极材料、隔膜、电解质，中游的液态、半固态、固态、钠离子多条技术路线，下游的动力与储能——它的种子，高度密集地来自同一个实验室、同一个师门。

这在世界产业史上都是罕见的。

硅谷有"仙童八叛徒"开枝散叶的传奇，

中国锂电则有一间鸡舍长出的一整片森林。

三个秘密

2016到2017年，碳酸锂价格第一次暴涨，锂资源"卡脖子"的焦虑第一次真切地摆到桌面上。

物理所里，陈立泉、胡勇胜、李泓三人决定，把不依赖锂的钠离子电池产业化，成立一家公司——这就是后来的中科海钠。

而此时，陈立泉的另一位得意门生曾毓群，早已把宁德时代做成了动力电池巨头，并且宁德时代自己也在布局钠电池。

陈立泉门下的两位高徒，在钠电池这条新赛道上正面竞争。

一边是如日中天的"宁王"曾毓群，

一边是刚刚下海的师弟胡勇胜。

一个师门，两家公司，同台打擂。

在中国的科研创业江湖里，同门相争往往意味着撕裂。

但物理所的处理方式非常有智慧：

密码一：

让师兄弟平权，而不是老师当董事长。

中科海钠成立时，天使投资人(中科院体系内的国科嘉和)提了一个硬条件：必须找一个有产业背景的人全职当CEO，不能让身在物理所的科学家们兼职掌舵。

陈立泉想到了自己课题组的学生唐堃。问题是，唐堃当时已经是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旗下研究院的电池材料部门经理——一个央企的铁饭碗。

于是2016年的一顿饭局上，陈立泉看出唐堃的顾虑，说了一句话：

"你不用担心，物理所已经孵化出了三四家创业公司，即便你在这创业失败了，还可以去别的企业继续创业。"

这句话里藏着两层东西。

第一层是容错文化。

当一个实验室已经批量孵化出企业、形成了产业网络，"失败"的代价就被整个网络稀释了——这正是硅谷之所以是硅谷、而不是某个孤立天才的原因：密度本身就是一种安全网。

第二层，是一个反常的组织设计。

按中国科研创业的惯例，一般是老师当董事长、学生当CEO，权力和辈分绑定。但陈立泉没有这么做。他让胡勇胜和唐堃这对师兄弟分别出任董事长和CEO，自己只当首席顾问退居幕后。胡勇胜管技术和战略，唐堃管运营细节，团队之间彼此信任、有话直说。

老师主动让出权力中心，把两个平辈放在一起，这让公司不至于变成某位大佬的私人领地，也让人才愿意持续从实验室里流出来创业——因为他们知道，出去是去当主角，不是去给老师打工。

密码二：

一部法律，点燃了整座实验室。

还有你会发现，中科海钠、卫蓝、天目先导这一批物理所系企业，密集诞生于2016年前后。

这不是巧合。

2015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完成修订并实施。这部法律里有一条对科研人员是"点火器"级别的规定：科技成果转让所得的净收入、或者作价入股的股份，不低于50%要用来奖励研发人员本人。

科学家把自己实验室里的成果拿去产业化，赚到的钱，一半以上直接进自己口袋，合法、正当、受法律保护。

在这条法律之前，"教授下海"在很多单位是灰色的、尴尬的、要偷偷摸摸的;在这条法律之后，它变成了被国家明文鼓励的正道。

几乎在同一时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也传到了物理所。制度的闸门一开，那些在实验室里憋了几十年、明明有产业价值却无处安放的技术，一下子有了合法的出海口。

于是，物理所以知识产权入股的方式，相继成立了天目先导、卫蓝、中科海钠等一批公司。研究所超越了一个发论文、评职称的地方，成了一个持续向外输送技术和人才、并且能从中合法获益的"创新母体"。

技术是干柴，制度是火种。

陈立泉这一代人把干柴攒了几十年——1988年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1996年第一块圆柱锂离子电池、1997年建起第一条中试线、纳米硅负极的第一个专利……但真正让这堆干柴烧成燎原之火的，是2015年那根火种。

密码三：

科学家的"胆"，比技术更稀缺。

不过，制度只能解释"为什么是2016年"，解释不了"为什么是物理所"。同样一部法律面前，为什么是陈立泉这一系跑了出来?

答案可能在于，陈立泉给这个师门注入了一种别的实验室稀缺的东西：

敢下场当工人的胆气。

产业化从来不是把论文交给工厂那么优雅。

1994年，为了搞懂圆柱锂离子电池怎么造，54岁的陈立泉带着团队，在简陋的"手工作坊"里亲自当了一年多的工人，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摸。1997年，他们几经周折找到投资方，才建起一条年产20万只18650电池的中试线——他把这条线叫作"三个为主"：

自己的技术为主、自己的设备为主、自己的原材料为主。

这种"科学家肯下车间"的基因，被一代代传了下去。

曾毓群创立ATL时，从贝尔实验室买来的聚合物锂电池专利藏着致命缺陷——电池会鼓包、会爆炸，他们自己都说这是全球难题、谁也解决不了。曾毓群带队没日没夜地啃，两周就把这个"全球难题"突击解决，实现了量产。

回到2026年7月8日的人民大会堂。

陈立泉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个事儿，我们很容易以为，奖励的是他发明了中国第一块电池。但如果你把上面这条线索连起来，会发现这块奖章真正表彰的，是一件更大的事：

他证明了一个实验室可以长成一条产业。

一位科学家最了不起的成就，未必是他亲手做出的那块电池，而是他身后那份"校友名录"——宁德时代、卫蓝、中科海钠、天目先导、星恒……这些名字加在一起，构成了全球超过70%锂电池产自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连续十一年全球第一的底座。

而这一切能够发生，靠的是三样东西的叠加：

陈立泉这一代人几十年攒下的技术干柴，2015年成果转化法这根制度火种，以及"让师兄弟平权、允许失败、敢下车间"的组织文化。

缺任何一样，那间鸡舍里的火苗，都可能在某个环节熄灭。

中国现在最焦虑的，是怎么把实验室里的论文变成车间里的产品、把"卡脖子"的清单一项项划掉。

而所有关于"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融合"的宏大讨论，或许都可以在那间“鸡舍”里找到某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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