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三月,我收到一封英文邮件。
发件人叫David,姓是我家的姓。邮件开头用英文写了半天,大意是说他父亲去世前留了个遗愿,让他回中国看看,他查了老信件,找到我这个表弟的联系方式。我盯着屏幕看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是我那个在美国出生长大、从没回过国的表哥。
我今年六十,退休前在厂里干了一辈子,英文早就还给老师了,只好让我儿子帮忙翻译。儿子一边翻一边说,爸,这表大爷说话咋这么客气,翻来覆去问“你们需要什么吗”,问了三四遍。
我听了心里不太舒服。什么叫我们需要什么?好像我们等着他回来救济似的。但转念一想,人家在国外长大,不了解这边情况,可能也是好心。我让儿子回邮件,说啥都不需要,人回来就行,家里有地方住,饭也管够。
表哥回信倒是快,但字里行间还是透着股小心。他说他订了五月的机票,会在国内待两周,又问了一遍“你们真的不需要我带什么吗”。我这次没让儿子回,自己用手机翻译软件打了几个字:你回来,就是最好的礼物。
话是这么说,我心里其实没底。我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这个表哥,只听我父亲在世时提过几回。说是我大伯四九年去了台湾,后来辗转到了美国,在那边娶妻生子,再也没回来过。大伯去世得早,表哥的母亲改嫁后,两家就断了联系。我父亲临走前还念叨,说你大伯那边还有个骨肉,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见着。
现在人真要回来了,我反倒紧张起来。我老伴儿比我更紧张,她这辈子没出过远门,连省城都只去过两回,一听要接待美国来的亲戚,愁得睡不着觉。头一件事就是厕所。
我们家是老房子,厕所是蹲坑。老伴儿说,美国人哪蹲得下去,你赶紧想想办法。我一咬牙,花了三千多块,请人把客房的卫生间重新弄了,装了马桶,还安了热水器和浴霸。客房里的床也换了,原来那张软床垫睡了十几年,我怕美国人不习惯,特意去家具城挑了一张硬板床,铺上新被褥。
老伴儿又说了,人家美国人吃面包牛奶,你早上给人端稀饭咸菜,人家能吃得惯?我说那咋办,总不能现学烤面包。最后还是儿子从网上买了台烤面包机,又囤了几袋切片面包和果酱,才算把这事糊弄过去。
这些事折腾了大半个月,花了我小一万块钱。我没跟表哥说,也没觉得亏。我父亲教过我,亲戚来了,不管多远,都得让人家住得舒坦,这是咱家的脸面。
五月二号,我开了四个小时车去机场接人。飞机晚点了一个钟头,我举着张A4纸,上面用粗笔写着表哥的英文名,站在出口等。陆陆续续出来不少人,我眼睛都不敢眨,生怕错过了。
后来人群里走出来一个高个子男人,头发花白,戴副眼镜,穿件深蓝色的冲锋衣,背个双肩包。他看见我手里的纸,愣了一下,然后快步走过来,伸出手,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了句:“你好,我是你表哥。”
我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很凉,手心有点湿。我打量了他一眼,他长得像我大伯,眉眼之间那股劲儿,一看就是我家的人。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先开口了。
“你的车不错。”他看了看我身后的车,笑了一下,“我以为会坐公交车。”
这话听着像是夸,但不知道为啥,我心里堵了一下。我笑了笑,说:“现在国内公交车也方便,地铁更快,不过你第一次来,我开车接你方便些。”
他点点头,没再说什么,把行李放进后备箱。我注意到他的箱子很大,两个,都塞得鼓鼓囊囊的。
回去的路上,他坐在副驾驶,一直看着窗外。我问他累不累,他说还好,就是时差有点难受。然后他又问了一句:“你们真的什么都不需要吗?我带了很多东西。”
我握着方向盘,没接话。过了几秒,我说:“表哥,你回来是看亲戚,不是来扶贫的。咱家虽然不富裕,但日子过得去,你放宽心。”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说我知道,没事。
车里的气氛有点僵。我打开收音机,正好放的是老歌,他听了一会儿,突然说:“这首歌我父亲以前常听。”
我看了他一眼,他的表情变了,不再是刚才那种客气的笑,而是有点恍惚。那一刻,我心里那点不舒服突然消了大半。
我想,这人不管在美国长了多少年,骨子里还是流着我家的血。他这次回来,可能比我还紧张。
车继续往前开,我没再说话,他也没说。但那种沉默,跟刚才不一样了。
到家的时候,老伴儿已经等在门口。表哥下车,从后备箱搬出那两个大箱子,我帮他拎了一个,沉得很。进了屋,他打开箱子,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维生素、钙片、鱼油,还有几件旧衣服,叠得整整齐齐。
老伴儿接过来,笑着说谢谢,但我看见她嘴角僵了一下。
我站在旁边,看着那些东西,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
我父亲跟我大伯是亲兄弟,差了六岁,当年是一个锅里搅饭吃的。
我爹常说,他小时候上学,书包是大伯熬夜给缝的,冬天脚冻烂了,是大伯把他的脚揣怀里暖着。
后来大伯走的那天,兄弟俩在码头抱头痛哭,大伯把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元塞给我爹,说等他站稳了就接我们过去。
谁知道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后来断断续续有信来,大伯说在台湾做小工,后来又辗转去了美国,在餐馆洗盘子,攒了钱开了个小洗衣店,娶了个当地的华裔姑娘,生了表哥。
那些信我爹都锁在木箱子里,每次拿出来看,手指都要在信纸上摸好几遍。
再后来,大伯去世的消息传来,是个越洋电话,我爹接完电话,坐在门槛上抽了一下午烟,一句话都没说。
之后就断了联系。我爹说,你大伯母改嫁了,人家有自己的日子,咱们别去打扰。
可我知道,他心里一直记着这个侄子。他常跟我说,你大伯那孩子,应该跟你差不多大,不知道长啥样,会不会说中国话。
我那时候还年轻,总觉得美国远得很,这亲戚说不定这辈子都见不着了。
没想到我爹走了三年,表哥的邮件就来了。
说真的,刚收到邮件的时候,我不止是紧张,还有点忐忑。
我这辈子没出过国,对美国的印象,都是从电视上看的,高楼大厦,人人都开车,好像日子过得特别好。
我总琢磨,表哥在美国长大,肯定见惯了大世面,会不会看不起我们这些国内的穷亲戚?
会不会觉得我们这儿什么都落后,什么都不好?
这些想法我没跟老伴儿说,怕她更慌。但我自己偷偷攒了点钱,除了装修客房的一万,我还另外存了两万块钱,打算带着表哥到处转转,吃点好的,不能让他觉得我们招待不起。
我还特意去理发店剪了个头发,把平时舍不得穿的那件夹克找出来,洗得干干净净。
我儿子说我,爸,你这是去相亲啊?我说你懂个屁,这是脸面。
表哥比我大两岁,今年六十二,是个工程师。他跟我说,他从小在美国长大,父母在家都不说中文,怕他学不好英文被人欺负。
他的中文是后来自己学的,看电视剧,听中文歌,磕磕绊绊学了十几年,只能说些简单的日常话,复杂点的就听不懂了。
他说他小时候,父亲总跟他说中国的事,说老家的院子里有棵枣树,说他奶奶做的面条特别好吃。
可他那时候小,对这些没概念,只觉得父亲说的是个很遥远、很贫穷的地方。
后来他长大了,看新闻,听身边的华人说,国内的亲戚都很穷,要是有海外亲戚回去,都会要这要那,把人当提款机。
他父母在世的时候,也常给国内寄钱,虽然那时候我们家早就不需要了,但他们不知道,还以为我们过得很苦。
所以这次他回来,心里其实也打鼓。他怕我们真的要东西,怕应付不来,又怕自己不带东西,显得小气,对不起父母的嘱托。
我听他说这些,心里那点不舒服彻底没了。
原来他不是看不起我们,是被这些传言吓怕了。
他带的那些维生素,是他自己平时吃的,觉得是好东西,就多带了几瓶。那些旧衣服,都是他儿子小时候穿的,质量很好,没怎么穿过,他以为我们这边的孩子可能需要。
他说他本来还想带点旧家电,后来实在装不下了。
我听了哭笑不得,又有点心酸。
这哪是救济啊,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实在的心意了。只是他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日子,早就不是他想象的那样了。
那天晚上,老伴儿做了一桌子菜,有红烧排骨,有清蒸鱼,还有我爹当年最爱吃的炸酱面。
表哥坐在桌前,看着一桌子菜,愣了半天。他说他以为我们会给他做西餐,或者很简单的饭菜。
我笑着说,这都是我们平时吃的,你尝尝,合不合口味。
他拿起筷子,有点笨拙地夹了一块排骨,放进嘴里,嚼了半天,说,好吃,比我在美国餐馆吃的好吃多了。
老伴儿听了,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给他夹菜。
吃完饭,我陪他在客厅坐着,他从包里拿出一个相册,里面都是他父亲的老照片,有在台湾拍的,有在美国拍的,还有几张是我大伯年轻时候的照片,跟我爹长得一模一样。
我看着那些照片,眼睛有点湿。我爹要是活着,看到这些,该多高兴啊。
表哥说,他父亲去世前,把这些照片交给他,说一定要回中国看看,看看老家,看看亲人。
他说他本来没打算这么早回来,总觉得没准备好,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们。可去年他父亲去世三周年,他看着这些照片,突然就决定了,一定要回来。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很晚。他说他在美国的生活,说他的工作,说他的儿子。我跟他说我家的事,说我爹,说我儿子孙子。
虽然他的中文不太好,有时候得用手比划,有时候得查翻译软件,但我们聊得很投机。
我发现,抛开那些文化差异,抛开那些传言,我们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普通人,都惦记着家里的人,都想着能有个根。
睡觉前,我去客房看了看,表哥已经躺下了。他没睡那个新换的硬板床,而是把客房里原来的那张旧藤椅搬了过去,躺在上面睡得正香。
我看着他,心里突然就踏实了。
不管他在美国待了多少年,不管他说的是英文还是中文,他都是我大伯的儿子,都是我的表哥。
这趟回来,他带着一堆“救济品”,带着一堆偏见,也带着他父亲的遗愿。
而我,花了几万块钱,装修了客房,准备了吃喝,也带着我爹的念想,带着我们家的脸面。
我知道,后面这十几天,肯定还会有很多不习惯,很多矛盾,很多意想不到的事。
但我不怕。
只要心是诚的,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毕竟,我们是一家人。
第三天,我带着表哥去见姑妈。
姑妈今年八十了,是大伯和我爹的亲妹妹,也是家族里唯一还在世的长辈。她住在老城区,房子是八十年代分的,楼道窄,楼梯扶手锈得掉渣。我提前打了电话,说表哥要来看她,老太太在电话里就哭了,说可算等到这一天了。
到了楼下,表哥抬头看了看那栋灰扑扑的楼,没说话。我领着他上楼,敲开门,姑妈拄着拐杖站在门口,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表哥,嘴唇哆嗦了半天,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表哥喊了一声“姑妈”,发音还算标准。姑妈手里的拐杖“咣当”一声倒在地上,她一把抓住表哥的胳膊,眼泪就下来了,嘴里反复念叨着:“你爸呢?你爸怎么没回来?”
表哥愣住了,他听不太懂姑妈的方言,转头看我。我赶紧翻译,说姑妈问你爸的事。表哥的脸色变了,用英文说了句“I'm sorry, I can't understand everything”,然后看着我,眼神里全是求助。
姑妈还在哭,声音越来越大,说当年哥哥走的时候她才十几岁,在码头送他,哥哥说一定回来,可到死也没回来,现在连骨灰都回不来。这些话表哥一句都听不懂,他站在那儿,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脸上的表情从尴尬变成了难受,最后变成了木然。
我赶紧扶住姑妈,一边拍她的背,一边说:“姑妈,表哥他中文不好,您说慢点,我给您翻译。”姑妈这才止住哭,抬头看着表哥,眼神里有点失望,又有点心疼。她拉着表哥的手,用很慢的普通话说:“你爸,年轻的时候,很苦。”
表哥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我站在旁边,把姑妈的话翻成英文,又把表哥的沉默翻成中文:“他说他很难过,没能在父亲生前回来,他替父亲说声对不起。”
姑妈听了,眼泪又下来了,但这次没哭出声,只是紧紧攥着表哥的手,说:“不怪你,不怪你,你回来就好。”
气氛缓过来之后,姑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铁盒子,里面装的全是老照片和信。她翻出一张黑白照片,递给我,说:“这是你大伯年轻时候,走之前照的。”我接过来一看,照片上的人二十出头,穿着中山装,眉眼之间跟表哥一模一样。
表哥凑过来看,手开始抖。他又从自己的包里翻出那个相册,找到一张他父亲在美国拍的照片,两张照片放在一起,同一个人,隔着四十年,隔着太平洋。表哥盯着照片,呼吸越来越重,突然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们,肩膀一耸一耸的。
姑妈要站起来,我按住她,说让他缓一缓。过了好一会儿,表哥转过身,眼睛红红的,用中文说了一句:“谢谢,姑妈。”
那天从姑妈家出来,表哥一路没说话。晚上吃饭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他想请全家人吃顿饭,算是替父亲谢谢大家。我说行,我来安排。
第二天,我订了家不错的餐厅,叫上了我儿子一家,还有几个堂兄弟,凑了一大桌。表哥到了餐厅,看了看菜单,直接要了最贵的套餐,还问服务员:“你们这有刀叉吗?”
服务员愣了一下,说没有。我老伴儿在旁边小声嘀咕了一句:“这洋鬼子不会以为我们吃不起吧。”我瞪了她一眼,她没再吭声。
菜上来了,满满一桌子,龙虾、鲍鱼、石斑鱼,都是硬菜。表哥看了看,说:“这个,在美国很贵。”然后拿起筷子,笨拙地夹菜,夹了好几次都掉了,最后干脆放下筷子,用勺子吃。
气氛有点尴尬。我儿子想活跃气氛,用英文跟表哥聊了几句,表哥回了几句,但明显心不在焉。
吃完饭,服务员拿账单过来,我正要掏钱包,表哥已经抢先把信用卡递过去了。我按住他的手,说:“表哥,你回来就是客,没有叫客人请客的道理。”
他看着我,语气有点急:“我知道你们对我好,但我想付钱,我有能力付钱。”
我说:“不是钱的事,是礼。你爸当年教我,中国人讲的是情分,不是账本。”
他愣住了,手还攥着信用卡,指节发白。这时候,我堂哥从兜里掏出一沓人民币,啪地拍在桌上,说:“David,你别跟咱们客气,这顿饭我们几个兄弟凑份子,一人出五百,早就算好了,你那份我们替你出了。”
我堂弟也掏出一沓钱,放在桌上,说:“就是,你大老远回来,怎么能让你花钱。”
表哥看着桌上那两沓钱,又看了看我,突然把信用卡收回去了。他沉默了几秒,然后站起来,端起茶杯,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谢谢大家,我敬你们。”
那天晚上,我送表哥回客房,他坐在床边,突然说:“今天的事,对不起。”
我说:“没什么对不起的。”
他摇了摇头,说:“我习惯了,在美国,请客就是要付钱,不付钱就是不尊重。我不知道,你们是这么想的。”
我坐在他旁边,说:“表哥,你听我说。咱们这儿,亲戚之间不算账,不是怕你付不起,是怕算账算到最后,把情分算没了。你爸当年走的时候,给我爹留了两块银元,我爹到死都留着,那不是钱,那是念想。”
表哥低着头,半天没说话。后来他抬起头,眼眶有点红,说:“我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中国人讲情分。但我不懂,我以为,情分就是钱。”
我说:“你现在懂了也不晚。”
他点了点头,说:“我开始懂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伴儿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就是心里有点堵。堵的不是表哥,是我自己。饭桌上堂哥掏钱的时候,我其实松了口气,甚至有点得意,觉得总算让表哥见识了咱们的规矩。可后来想想,那点得意,跟表哥问刀叉的时候那点傲慢,有什么两样?
说到底,我们都在用自己的尺子量别人。
表哥第二天早上起来,主动跟我说,他想学用筷子。我老伴儿听了,高兴得不得了,中午特意做了顿饺子,一个一个教他怎么夹。他学得很认真,夹了掉,掉了再夹,最后终于夹起来一个,放进嘴里,嚼了半天,说:“好吃。”
我老伴儿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说:“好吃就多吃点。”
我看着他们,心里那点堵,突然就通了。
第五天,我带表哥去扫墓。
我大伯当年走得急,没留下骨灰,家里只能在他常坐的那棵老槐树下面,埋了他穿过的一件旧衬衫和一双布鞋。姑妈说,这叫衣冠冢,人在外面回不来,好歹让他的魂有个地方待。
墓地在城郊,要走一段土路。表哥下车的时候,看了看四周,没说话。我领着他走到那个小土包前面,土包前面立了块石碑,上面刻着我大伯的名字。碑上的漆掉了不少,看着有点寒碜。
我蹲下来,把带来的香点上,插在碑前的泥土里。又从袋子里掏出纸钱,一张一张地烧。火光映着石碑上的名字,我嘴里念叨着:“大伯,你儿子回来了,你来看看。”
表哥站在我身后,一动不动。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的表情很奇怪,不是悲伤,也不是紧张,而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茫然。
“你说,”他突然开口了,声音很轻,“他们后悔吗?”
我愣了一下:“谁后悔?”
“我父母。”他盯着墓碑,眼神发直,“把我留在那边,一辈子没回来。他们后悔吗?”
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风从坟地那边吹过来,带着一股烧纸的焦味。
“他们后悔的不是把你留在美国,”我想了想,说,“是怕你忘了根。”
表哥没接话,沉默了很久。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了翻,放了一首歌出来。
是那首《故乡的云》。
费翔的声音从手机喇叭里传出来,在空荡荡的墓地上显得有点单薄。表哥站在那儿,听着听着,嘴唇开始抖。他听不太懂歌词,但那个调子,他父亲当年肯定在家里放过很多遍。
我重新蹲下来,继续烧纸。烧着烧着,我听见身后有动静。回头一看,表哥跪下来了。
他的姿势很别扭,膝盖砸在地上,身体僵得跟根棍子似的。但他跪得很认真,腰弯下去,额头几乎碰到了地面。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我转过头,继续烧纸,不想让他看见我的脸。火光烤着我的手,我没觉得烫。风把纸灰吹起来,飘得很高,像是要飘到很远的地方去。
歌放完了,表哥还跪在那儿。我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行了,大伯知道了。”
他站起来,膝盖上全是土,他没拍,就那么站着,看着墓碑上的名字。
从墓地回来,表哥一直闷着。晚上我陪他在客厅坐着,他突然问我:“姑妈家那个铁盒子,里面还有什么?”
我说:“照片,信,还有你爸当年的一些东西。你要看吗?”
他点了点头。
我给姑妈打了电话,老太太说你们来吧,我给你们开门。
到了姑妈家,老太太把那个铁盒子抱出来,放在桌上。表哥打开盖子,一样一样地翻。信纸已经发黄了,上面的字迹还认得出来,是我大伯的笔迹。表哥看不懂,我就一句一句地给他翻。
信里说的都是些家常话,问姑妈身体好不好,问我爹的腰还疼不疼,说他在美国一切都好,等攒够了钱就回来。最后一封信是一九八七年写的,说身体不太好,可能回不来了,让姑妈替他在爹娘坟前烧点纸。
表哥听着听着,眼泪掉下来了,砸在信纸上,把墨迹都洇开了。
姑妈又从盒子底下翻出一张照片,递给他。照片上是个年轻女人,抱着个婴儿,站在一家洗衣店门口。
“这是你妈,抱着你。”姑妈说,“你爸寄给我的,说是让你妈抱着你照个相,让家里人都看看。”
表哥接过照片,手抖得厉害。他盯着照片里的婴儿看了很久,突然把照片贴在胸口,蹲下来,嚎啕大哭。
那哭声把我都吓着了。他哭得像个孩子,肩膀一抽一抽的,嘴里含含糊糊地说着英文,我一个词都听不懂。
姑妈也哭了,但她没出声,只是用手拍着表哥的后背,嘴里念叨着:“回来了,回来了,你爸知道了。”
那天晚上,表哥喝了很多酒。我陪他喝,他喝得比我多。他跟我说了很多,说他小时候,父亲从来不提中国的事,一提就沉默。他母亲是台湾长大的,对这个地方没什么感情,觉得提起来就是揭伤疤。
他说他在美国过得不算差,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同事聚会,人家聊父母聊老家,他插不上嘴。他离过婚,前妻嫌他没趣,说他跟个木头似的,没有家庭观念。儿子跟了前妻,一年见不了几回,每次见面客客气气的,像陌生人。
“我以为中国人都很穷,”他端着酒杯,眼睛通红,“后来我以为你们会算计我,怕我回来是显摆。可我现在才知道,你们比我们那边的人活得实在。你们有人情味,我们那边家人之间都要算账,连父子出去吃饭都要AA。”
我听着,没插嘴。
“我这趟回来,才觉得自己不是没根的浮萍。”他把杯里的酒一口干了,杯子顿在桌上,“我以前觉得根就是个词,现在才知道,根是人,是地方,是你什么时候回来都有人给你开门的地方。”
我给他又倒了一杯酒,说:“表哥,根不是地方,是人。你记住这儿有你的亲人,什么时候回来都有热饭。”
他红着眼眶看着我,突然笑了:“你比我爸会说话。”
我说:“我爹教的。”
他点了点头,端起酒杯,没再说话。
那天晚上我们俩都喝多了。我扶他回客房,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坐在旁边陪他,他突然说:“明年,我带我儿子来。”
我说:“好。”
他说:“让他知道他姓什么。”
我说:“姓咱家的姓。”
他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打起了呼噜。
我关了灯,回到自己房间,躺在床上,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这趟回来,表哥变了,我也变了。我以为我接待他是尽本分,是给家里挣脸面。可实际上,他给我带回来的东西,比我给他的多。
他让我知道,这世上有些东西,不是钱能算得清的。
临走前一天,姑妈把我们都叫到她家,说是有东西要给表哥。
老太太从柜子里搬出两只樟木箱子,暗红色的,边角磨得发亮,锁扣还是老式的铜扣。我认得这对箱子,小时候去姑妈家,这两只箱子就搁在她床底下,从来不让人碰。姑妈拿抹布里里外外擦了一遍,对表哥说:“这是你爸当年留在这儿的,说是等安顿好了回来拿。现在你爸回不来了,东西归你。”
表哥蹲下来,摸了摸箱子上的铜扣,问我:“里面是什么?”
姑妈打开箱子,一只里面整整齐齐叠着几件旧衣服,中山装、棉袄,还有一双布鞋,都是大伯年轻时候穿过的。另一只里面放了些旧书、账本,还有一沓信,用红绳扎着。
表哥没翻那些东西,只是把手按在箱盖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姑妈,这个箱子,我带走。但家里的房子,还有地,我什么都不要。”
姑妈愣了一下,说:“你爸那一份,按理该是你的。”
表哥摇了摇头,说:“我从来没在这里住过一天,没给家里做过一件事。这些东西,留给在这里的人。”他顿了顿,又说,“我父亲欠你们的,我替他说声对不起。”
姑妈眼圈红了,但她没哭,只是拍了拍表哥的手,说:“你爸不欠谁,他也不容易。”
表哥没再说什么,把箱子合上,抱起来放进车里。
那天晚上,表哥在我家吃了最后一顿饭。我老伴儿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的,还炒了几个菜,摆了满满一桌子。表哥坐下来,拿起筷子,夹了一个饺子,稳稳当当送进嘴里,一个都没掉。
我老伴儿看着,笑得合不拢嘴,说:“你这筷子使得比咱家老头子还利索。”
表哥咽下饺子,说:“我练了。”然后他夹了一个饺子,放进姑妈碗里,动作还是有点笨,但很认真。
姑妈低头看着碗里的饺子,没说话,用筷子夹起来,慢慢吃了。
那顿饭吃得很安静,没人说什么煽情的话,就是吃饭,夹菜,偶尔说两句家常。表哥吃完一碗,我老伴儿又给他盛了一碗,他也没推辞,接过来继续吃。
吃完饭,表哥帮着我收拾桌子,我让他歇着,他不肯,端着碗筷进了厨房。我老伴儿赶紧把他推出来,说哪有让客人洗碗的。表哥站在厨房门口,有点不知所措,最后说了句:“谢谢你们,这半个月。”
我说:“一家人,不说谢。”
他点了点头,回了客房。
第二天一早,我送他去机场。车停在航站楼门口,我帮他把行李搬下来,两只樟木箱子用绳子捆在一起,他抱在怀里,不肯托运,说要随身带上飞机。
办完登机手续,我送他到安检口。他站在那儿,看着我,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进我手里。
我低头一看,是一沓美元,厚厚一沓。
我赶紧推回去,说:“你这是干什么。”
他按住我的手,力气很大,说:“这不是给你的。”
我说:“那是给谁的?”
他说:“给姑妈,买营养品。你不收,就是断了咱们兄弟的情分。”
我看着他,他的眼睛很认真,不是那种客气的认真,是那种你不答应他就不走的认真。
我说:“姑妈不缺这个。”
他说:“我知道。但这是我欠的。”
我们俩站在安检口,推来推去,旁边的人都在看我们。最后他把信封硬塞进我外套口袋里,拍了拍,说:“你收着,我心里踏实。”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最后我点了点头,把信封揣好。
他冲我笑了笑,转身走向安检口。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说:“明年,我带儿子来。”
我说:“好。”
他说:“你到时候教我儿子用筷子。”
我说:“行。”
他挥了挥手,抱着那两只樟木箱子,走进了安检通道。我站在外面,看着他过了安检,弯下腰把箱子重新捆了捆,然后直起身,朝登机口走去。他走得很慢,箱子看着挺沉,但他一直抱着,没放下。
我一直等到看不见他了,才转身往外走。走到停车场,我坐在车里,把那个信封掏出来,数了数,五千美元。
我握着那沓钱,在车里坐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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