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本文转自：人民网
每年五六月份，中国传媒大学各学院都会启动一项工作——制定下一年级研究生基本文献目录。目录经各培养单位制定审核后，成为下一届研究生的“必读书单”。与此同时，图书馆根据新目录更新教参资源平台、补充馆藏。
这项每年春夏之交的工作，2021年正式落地执行，至今已六年。
今年2月，《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开始实施，其中明确“高等学校应当将阅读作为重要的教育教学方式”。中国传媒大学坚持六年的阅读制度实践，为观察大学生阅读推广提供了一个样本——从“搞活动”走向“建制度”。
“读什么”，有了“硬杠杠”
高校阅读推广的难点，从来不是“学生不读书”这个笼统判断，而是两个更具体的问题：读什么？怎么保证他读了？
过去十年，高校的阅读推广主要集中在“活动型”服务上——读书月、书评大赛、借阅排行。这些活动能营造氛围，但很难形成稳定的阅读行为。学生缺的不是意愿，而是一条清晰的、可执行的阅读路径。
中国传媒大学从源头入手，解决“读什么”的问题。2020年，学校在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中建立了基本文献阅读制度，组织各学科专家编撰基本文献目录。从2026年最新要求看，这套制度已相当精细：区分学术博士、学术硕士、专业博士、专业硕士四个层级，对文献类型（基础文献/专业文献、精读/泛读）、文献性质（著作类/论文类/案例作品）做了明确分类。目录由各培养单位的文献遴选专家委员会制定——“读什么”有了制度层面的权威认定。
阅读有了“硬约束”
有了书目，还得解决“怎么保证读了”的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的做法是，将基本文献考试设置为研究生进入学位论文阶段前的必经环节——通过后方可进行选题报告。考试实行笔试和面试“双通过”制，三次均未通过者终止培养。
阅读的价值当然不依赖考试而存在。考试的意义不在于“逼迫”，而在于传递一个明确信号：阅读是研究生培养的刚性要求，而非可有可无的“软倡导”。当阅读被纳入培养方案、有了制度保障，它就从柔性倡导变成了有约束力的教育行为。
平台让“方便读”成为可能
书目解决“读什么”，考试解决“怎么保证读”，但还有一个基础问题需要解决：怎么让学生方便地读到？
中国传媒大学的“教参资源平台”正是为此而建。这个平台由图书馆主导建设，与传统的电子书库有本质区别——它不是“等着读者来找”，而是与教学直接绑定。平台对接研究生基本文献目录，学生登录后，系统根据其专业代码自动关联所在学科的文献数据。该读什么书、读到什么进度、哪些是精读文献、哪些是泛读文献，一目了然。平台提供电子全文在线阅读，支持阅读进度记录、全文检索、书签与笔记标注。平台目前已完成数字化加工、编目、上传8500余种教材、教参文献。
从“到馆借阅”到“随时可及”，这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服务逻辑的转变。在数字原生代学生眼中，资源“有没有”固然重要，“好不好找”“能不能在线完成”同样关键。平台的存在，让“书单上有的，线上能找到”成为常态，消除了距离和时间的障碍。
图书馆的独特角色
在这个体系中，图书馆的角色颇为特殊。
制度是学校定的，书目是学院定的，考试是研究生院管的。图书馆不做这些事。图书馆做的，是建设一个与教学深度绑定的数字平台，把那些被指定的文献变成学生“随时可及”的资源；是在每年暑假根据新目录更新平台数据、补充馆藏；是在考试前为学生提供文献保障服务。
这或许正是“十五五”期间高校图书馆的一个可行方向：不一定要成为阅读推广的“活动策划者”，但可以成为阅读制度的“服务支撑者”。前者靠创意和热情，后者靠资源建设能力和技术平台。当学校把阅读纳入了制度轨道，图书馆的职责就是让这条轨道上的资源“不断供”——书目更新，平台就更新；考试临近，保障就跟上。
六年前刚开始做这件事时，有人以为又是一阵风。现在看来，它扎下根了。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高等学校应当将阅读作为重要的教育教学方式”。两份重要文件指向同一个方向：阅读不能再停留在“倡导”层面，需要走进制度、走进课程、走进培养方案。
这份坚持六年的书单，以及围绕它构建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书目编制、文献考试、平台支撑——或许正是大学生阅读推广从“倡导”走向“制度”的一个具体注脚。（陈伟伟）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