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朝鲜5年娶了媳妇，回国那天岳父派人送行，我才得知妻子身份

平壤火车站外头那条街我走了五年。每天清晨从宿舍出发，穿过两排银杏树，拐进研究所的铁门，傍晚再原路走回来。树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落，落了又绿。五年里我只学会三百多个朝鲜语单词，够买烟、打招呼、跟食堂大妈说要多加一勺泡菜。

我媳妇是第三年认识的。她叫英淑，在火车站旁边一家国营商店当售货员，卖的是本地出的钢笔和作业本。我第一次进去买信封，她抬眼看我，眼睛很亮，嘴角有一颗小痣。我用朝语说"信封"，她听了一遍没听懂，我比划了一下，她笑出来，从柜台底下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那次之后我常去买信封，买了两年，家里攒了厚厚一摞，一个也没寄出去。

她跟我说朝语，我跟她说中文，两个人连比划带猜，居然慢慢通了大半。我带她去吃冷面，她带我去她家吃饭——她母亲做的辣白菜比店里还好吃，她父亲话不多，每次我去都给我倒一小杯白酒，自己也不喝，就看着我喝。我在她家院子里看见一架老旧的缝纫机，上海牌的，蝴蝶标都磨没了。我说这个跟我妈以前用的一样，她父亲难得笑了一下，说"那是你妈留的"。

我们结婚很简单，没办酒，她去我宿舍住了一个月。后来我又申请续了一年工作签证，为的是多陪陪她。走之前那个月她总是半夜醒，醒来就侧着身子看我，黑暗中能感觉到她的目光。我翻身问怎么了，她摇摇头，把脸埋进枕头里，过一会儿又睡着了。

回国的日子定下来那天，我去她家告别。岳父还是坐在那张矮桌前，给我倒了杯酒，这次他自己也倒了一杯，跟我碰了一下，仰头喝了。他放下杯子说："英淑就不去送了，她晕车坐不了长途。"我点点头。走的那天早上英淑帮我收拾行李，一个旧箱子，她把叠好的毛衣放进去，又拿出来，重新叠了一遍再放进去。我说我回去安顿好了就接你过去，她没抬头，嗯了一声，声音很轻。

火车站月台上，来送我的不是她，是岳父派来的人——一个穿深灰外套的中年男人，瘦高个，戴一副黑框眼镜，手里拎着一个布袋。他把布袋递给我，说"岳父给的，路上吃"。我接过来道了谢，火车已经拉笛了，我拎着箱子上了车，从窗子里往下看，那人还站在月台上没有走。火车慢慢开动，他冲我点了一下头，然后转身走了，步子不快，背挺得很直。

我在车上打开那个布袋，里面是几个煮鸡蛋、一包年糕、还有一封折好的信，牛皮纸信封上没写字。我拆开，里面是两张纸，一张是中文写的，笔迹工整但有点生硬，像是费了很大劲写出来的。另一张是复印件，盖着红色的公章，抬头写着"朝鲜对外文化联络局"。

中文信上写着："女婿，你走之前我一直想告诉你，英淑她不是售货员。她是平壤外国语大学中文系的讲师，三年前被安排到商店工作，是为了执行一段时期的基层锻炼任务。她认识你，是因为上面交代她观察并帮助在朝工作的外国专家。但后来她真的喜欢上你了。那台缝纫机确实是你母亲的那种型号——她托人从中国买的，因为你说过你妈用这个。"

我把信看完，又看那张复印件。上面是朝鲜文的，但我认得那些数字——英淑的出生年份、学历、工作单位，证明上贴着她的一寸照片，短发，没化妆，跟我第一次在商店里看见她时一样，眼睛亮亮的，嘴角那颗小痣轻轻翘着。

火车出了平壤市区，窗外的田野大片大片展开，有人在地里弯腰干活，远远的像一个个黑色的小点。我把信纸重新折好放回信封里，揣进胸口的内袋。那几个煮鸡蛋还温热着，我拿了一个握在手心里，蛋壳光滑微温，像她早晨替我扣衬衫扣子时指尖的温度。

她瞒了我三年，但我不怪她。我想起她每次用中文说错词的时候，我教她纠正，她学得很快，快得不像是初学者。想起她看我带去的中国电影时，不用字幕也能跟着笑。想起她在缝纫机上缝补我破了的衬衫袖子，针脚细密整齐，一看就是练过的。

火车继续往前开，跨过了鸭绿江大桥。桥下的水浑黄宽阔，江风从窗缝里灌进来，我把外套裹紧了一些。布袋里那包年糕用报纸裹着，报纸上头版印着朝鲜文，我看不懂，但配图是一群学生在种树，每个人都笑得很用力。

我把年糕放到一边，靠着椅背闭上眼。脑子里翻来覆去是她趴在缝纫机上睡觉的样子，午后的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她头发上，缝纫机的踏板垂着，轻轻晃了一下，又晃了一下。

我回国后给她写了一封信，寄到平壤外国语大学，收件人写"中文系英淑老师"。信寄出去三个月没有回音。第五个月，我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条灰色围巾，手工织的，针脚有点松，末尾几行收线收得不太整齐。围巾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是她用中文写的几个字，笔画有点歪："缝纫机我搬回家了。等你来的时候，教我换个新皮带。"

我拿着围巾站在阳台上。北京秋天的风凉了，我把围巾围上，羊毛的，有点扎脖子。但我没摘下来。

远处有鸽子飞过，扑棱棱的翅膀声散了，天蓝得很高。我摸了一下胸口的信封，那两张纸还放着，没再拆开看过。我知道她是谁了。但我也知道，她是我媳妇，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