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在邺城

（来源：邯郸日报）

转自：邯郸日报

黄浩

建安是东汉王朝末代皇帝刘协的年号，从公元196年至220年，共25年。这个时期是东汉王朝岌岌可危，即将分崩离析的动乱年代，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却是一个光辉灿烂的年代。建安文学通常指从东汉末到魏初这个时期的文学，广义上讲，上可追溯到黄巾大起义的公元184年，下可延伸至魏明帝太和六年曹植离世即公元232年前后的40多年所形成的文学，被称为建安文学。狭义上讲，指的是汉献帝刘协于公元196年改兴平为建安元年始，至公元220年曹操去世、曹丕代汉建魏的25年时间。

曹操占据邺城后，在中国北方创造了一个以邺城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许多文人志士在饱经战乱之苦后，如百川赴海，相继奔往邺城，归附到曹氏周围，在这里形成了以“三曹”为领袖、以“七子”为代表的邺下文人集团。他们战时随军征战，归来习文作诗，既有歌功颂德、抒发情怀之作，又有征战苦难、社会动乱之章。建安文学的特点：一是文格的清峻，二是文思的通脱，三是文气的驰骋，四是文藻的华丽。上承先秦两汉雄文高论的流风余韵，下开唐代诗文蓬勃发展的宽广道路，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临漳县古称邺，作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都城的邺城，位于县境内西南邺城镇邺镇一带，如今遗址尚存。自春秋齐桓公筑邺城到曹操占据邺城，有880余年历史，期间战国时魏文侯将邺城作为陪都，邺城当时在黄河流域已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曹操攻占邺城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将邺城作为王都大规模营建，以邺城一带为根据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南征北战，并招贤纳才，发展文化事业，邺城成为中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尤其在文化方面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领袖、七子（王粲、陈琳、刘桢、阮瑀、应玚、徐幹、孔融）为重要成员，包括蔡琰、邯郸淳、繁钦等近百人的邺下文人集团。邺下文人集团的活动与创作都是以邺城为中心展开的，他们的文学作品集中反映了建安文学的特色、风貌和精神意蕴。从这个意义上说，邺下文人集团是建安文学的主体。

从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据邺，到建安二十五年（220年）这十六年间，正是平定军阀势力、兼并割据局面、频繁战争的十六年。由于战争和统一国土的需要，以及曹操本人的雄图大略，在用人政策上有独特的见解。他打破了当时的门第观念，实行“唯才是举”，充分发挥人之所长。在晚年，他还发了两道“求贤令”（《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和《举贤勿拘品行令》）。所以在他周围聚集了很多能征善战的将领、出谋划策的谋士以及出类拔萃的文士，从文化角度看，可谓“文人荟萃”。曹操及其子丕、植，都是诗文的大手笔，在政治上居领袖地位，在文坛上也居领导地位。以曹氏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有声望的“邺下文人集团”。其代表如曹丕在“文论”中所提到的“建安七子”，杰出的女诗人蔡琰，著名的书法家锺繇、梁鹄，以及杨修、邯郸淳等不下百人。他们在继承秦、汉乐府诗赋的基础上，拓宽新路，有自己的创举，把文学发展为自觉时代，在邺城出现了文学创作突起的局面。与之抗衡的吴、蜀两大军事集团，远远比不上曹魏邺都的文学创作成就。邺下文人把五言诗推到了顶峰，并孕育了七言诗，开创了文学批评和互相切磋作品的良好风尚，扭转了文章是“雕虫小技”的偏见，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将家属迁往邺城，自此，邺城成为曹操大本营。在此之前，七子中的孔、陈、阮、应、刘、徐六人已经聚在邺下，是年九月王粲历尽艰辛，也终于归附曹操，邺下核心文人集团正式成型。

“七子”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首先，它反映了曹氏父子对文学的提倡和重视。曹氏父子都是卓有成就的诗人，他们爱好文学创作，也特别优遇文人。也正是因为他们重视文人，优待文人，使七子先后投奔而来，从而成为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力量。假使王粲等人没有归顺曹操，而分别去了当时的吴或蜀，那么今天中国文学史也许就有另一种写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曹氏父子一手造就了建安文学。建安时期，邺下文人集团活动方式不拘一格，种类繁多，在古邺大地上呈现兴盛局面，主要活动方式为：

1、互赠诗作。如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赠徐幹诗》二首；徐幹《赠五官中郎将诗》《答刘桢诗》，曹植《赠徐幹诗》《赠丁仪诗》《赠王粲诗》《赠丁仪、王粲诗》《赠丁廙诗》等。通过互赠诗作，表达志向，抒发情感，寄托思念，加深友情。

2、公宴诗会。邺中文宴诗会规模较大的有两项。一是正会，又称元会。每年岁首元旦，曹操正会文昌殿，用汉仪。据《晋书·礼志》，汉仪有正会礼，正旦受贺，公侯以下执贽来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岁，后作乐燕飨，诸子临会赋诗。如曹植有《正会诗》。二是公宴，主要在西苑、东阁讲堂举行，由曹氏兄弟主持。曹丕避暑东阁，延宾高会，乃作《戒盈赋》，还说：“为太子时，北园（即西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同作。”王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曹植等都曾作《公宴诗》，大多为唱合应酬，歌颂曹氏父子、兄弟贤明仁德。公宴的时间从有关诗作看，或在阳春，或在仲秋，或在白日，或在清夜，并不固定。

3、登台游园赋诗。曹魏邺城的建筑独具风格，名台名苑，良辰美景，赏心悦目，激发了曹氏父子和建安诸子的诗兴与灵感。登台游园既是他们交游的方式，也是诗赋创作的重要平台。建安十五年（210），铜雀台成，曹操率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此后，曹丕、曹植与诸子常以游园登高为乐。建安二十二年（217）以后，登台交游活动有所减少。

4、共同借物兴叹。《春秋说题辞》曰：“槐木者，虚星之精也。”《元命苞》曰：“树槐而听讼其下者，槐之方归也，情见归实。”邺宫文昌殿前登贤门外悉有槐，曹氏兄弟及诸子尝交游其下，望槐作赋。曹丕《槐赋序》曰：“文昌殿中槐树，盛暑之时，余数游其下，美而赋之。王粲值登贤门外小阁外，亦有槐树，乃就使赋焉。”故曹丕、曹植、王粲都有《槐赋》，繁钦有《槐树诗》。曹丕、曹植、王粲都有《迷迭赋》。迷迭，乃西域植物。诸子借邺西园内所植珍草异木，歌颂曹魏德泽广被，政理人和，万物咸遂。

5、校猎赋诗。曹氏父子尝校猎于邺郊和大陆泽。每行猎，辄率文武百官，一则娱乐，二则战阵演练。还命诸子作赋以颂其功。《古文苑》卷七章樵注引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建安中，魏文帝从魏武帝出猎，赋命陈琳、王粲、应玚、刘桢并作。琳为《武猎》，粲为《羽猎》，玚为《西狩》，桢为《大阅》，凡此各有所长，粲其最也。”

6、怀念故旧，慰问遗属。建安十七年（212年），阮瑀卒，王粲作《诔》悼之。曹丕还命粲等作赋慰藉瑀妻。《文选》卷16潘岳《寡妇赋》李善注引曹丕《寡妇赋序》云：“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并作之。”二十二年（217年），陈、徐、应、刘诸子亡逝。此后，曹丕将诸子的作品编纂成《邺中集》，借此以寄托对诸亡友的哀思。他说：“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自阮、王、陈、徐、应、刘诸子亡逝之后，邺下文人的交游方式有所改变，主要是个人之间的交游，规模小，文学成就也不大。

曹丕在诸子逝世之后，曾写信给吴质论诸文学家的文学特点：

“而伟长（徐幹）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应玚）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陈琳）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刘桢）有逸气，但未乃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阮瑀）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王粲）续自善於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与吴质书》，《文选》卷四二）评文论诸子，既指出长处，又指出短处，显示出领袖的公允而并非意气用事。

以文坛领袖的身份与地位为先死者编纂诗文集。这些事都是曹丕所作。建安二十二年，徐幹、陈琳、应玚、刘桢在疫疠中逝世，曹丕伤心万分，其《又与吴质书》说：“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三国志·王粲传》注引）在孔融被曹操处死后，曹丕“深好（孔）融文辞，每叹曰：‘扬、班俦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后汉书·孔融传》）

南朝宋人谢灵运有《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各以曹丕、王粲、徐幹、刘桢、应玚、阮瑀、曹植的口吻作诗，看来曹丕当年还编过《邺中集诗》，把当日在邺集会的诗作为一集。

综上，邺城作为曹魏时期中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为建安文学的主导力量——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创造了环境和条件，为其创作提供了便利和素材。邺下文人生活于邺地、活动于邺地、创作于邺地，开创了建安文学，发展、繁荣了建安文学，使建安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至今仍闪烁着夺目的光辉。今临漳、古邺地作为建安文学的发祥地，将永载史册、彪炳于世。

（作者系临漳县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