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二千银元，刚送到红二、六军团手里，没多久又被人追着要回去。
这事搁在一九三六年七月的甘孜草地上，听着像一场误会。
可那时的红二、六军团，已经没有多少东西经得起“误会”了。
从湘鄂川黔一路转战出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带着队伍渡乌江、过金沙江，又往川康高原走。山越来越高，路越来越冷，粮食越来越少。
走到甘孜前后，许多战士身上就剩单衣，脚上的草鞋磨烂了，枪里子弹也不多。
人还在走。
一九三六年六月底到七月初，红二、六军团先后抵达四川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早在道孚、炉霍、甘孜一带休整多时，为迎接红二、六军团，做过动员，也筹过粮食衣物。
山坡上开欢迎会，口号一阵接一阵。
这是长征路上的大事。
可会师的热闹背后，真正压在贺龙、任弼时心口的，是下一步往哪儿走。
红四方面军当时的领导核心里，张国焘仍有很大影响。他曾另立“中央”，反对党中央北上方针。红二、六军团赶到甘孜时，对此前一、四方面军之间的许多分歧，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清楚。
这才是险处。
不是缺粮最险。
方向错了，才最险。
会师后，中央军委命令红二、六军团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番号变了，队伍却还要继续北上。
张国焘一度想用会议、组织和兵力上的优势影响红二方面军。任弼时当面顶住，贺龙也态度明白：要听党中央的，要北上。
贺龙不是没有火气的人。
但这一次，他没有把火气先摆出来。他清楚，红二方面军刚到甘孜，缺吃少穿，许多伤病员还躺着。红四方面军中广大指战员同样是红军兄弟，许多人真心拿出东西接济。
毛衣、鞋袜、粮食，一件一袋，都是命。
可政治上的拉扯，也夹在这些物资之间。
红二方面军要走，北上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靠拢，这件事不能改。
问题跟着来了。
队伍要走，粮食从哪里来？藏区地广人稀，筹粮极难。红军先后经过，沿途能筹的东西越来越少。红二方面军又走在后面，困难更重。
就在这种时候，红四方面军方面借给红二方面军二千银元，供他们采购急需粮秣。
银元装在箱子里，送到红二方面军驻地。箱子落地时，周围的人大概都明白，这不是一笔普通的钱。
它救急。
也试人。
红二方面军带着这笔钱继续北上。草地、雪山、河谷，一段一段往前挪。战士们要吃饭，伤员要药，牲口要草料，所有东西都要靠现筹现买。
可没过多久，戏剧性的一幕来了。
红四方面军方面又派人追上来，提出军需紧张，要把这笔银元收回。
二千银元，借出去，又要回去。
这话传到贺龙面前，空气一下子硬了。
贺龙是湘西出来的汉子，南昌起义时当过总指挥，后来在湘鄂川黔带队伍多年。他见过缺钱，见过缺粮，也见过临阵变卦。
可这一次，面对的是刚刚会师的兄弟部队。
他没有把队伍拉回去吵，也没有让这件事把北上的路拖住。
他只把话撂下：这笔钱，算他贺龙欠下。
账记在他身上。
路还要往北走。
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二千银元本身。红军长征路上，比银元更要紧的是方向。红二方面军如果在甘孜被牵住，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进程就会受影响。
贺龙、任弼时看得很清楚。
所以甘孜会师最值得看的一幕，不是欢迎大会上的热闹，也不是那只装银元的箱子。
而是红二方面军在又饿又冷、又缺又乏的时候，仍然没有把方向交出去。
七月以后，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到甘南、岷州、洮州一带，局势仍然复杂。张国焘后来又提出过不同主张，任弼时、贺龙、朱德、刘伯承、关向应等继续坚持党中央北上方针。
这一路并不轻松。
红二方面军走在后面，能吃的、能筹的，常常已被前面部队用过。许多地方人烟少，粮食少，敌军又在外线压迫。行军中，掉队、伤病、饥饿，一样不少。
但队伍没有散。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西北实现大会师。红二方面军完成长征，从湘鄂川黔到陕甘，一路转战万里。
甘孜那只银元箱子，后来容易被人讲成一段“借钱又要钱”的小插曲。
可放回当年的川西高原，它一点也不小。
那里面装着粮食，装着伤员的命，也装着红二方面军面对张国焘分裂活动时的态度。
会师可以热闹，拥抱可以真诚，兄弟部队之间的互助也确实救过人。
但北上的方向，不能拿来交换。
一九三六年七月的甘孜，风从雪山口刮下来。红二方面军的队伍收拾行装，银元的账可以以后再算，脚下的路却不能停。
贺龙带着队伍往北走，箱子轻了，方向没有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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