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吕思勉：书生本色、人间情怀的人文主义史家

吕思勉（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

文｜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上海滩》杂志总第483期，作者授权发布

出身江南书香门第的吕思勉先生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四大史学家之一（其他三位为陈寅恪、钱穆和陈垣），生前曾先后担任小学、中学堂的教师，后来曾到沈阳高等师范、沪江大学、光华大学历史系任教，也曾一度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当时的院系调整政策进入1951年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任教，与当时的校长孟宪承共同被评为教育部一级教授。

相对于其他三位历史学家，吕思勉一生着力于中国通史体系的建构和书写，留下了《吕著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等贯通古今的通史作品，也写过《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具有影响力的断代史著作。除了史学作品，据考证，吕思勉还是近代中国最早公开出版武侠作品的作者，也一度嗜好诗词歌赋和小说创作，尤有进者，吕思勉还是一个极为关心政治议题、公共文化和教育制度等的知识人，他在民国时期的各类报刊也发表了相当多的文字。后者完全颠覆了公众对于他的印象，一直以来，读者都认为吕思勉是一个远离公共空间而一头扎进故纸堆的纯粹历史学者，其实根据李永圻和张耕华教授的考证和传记书写，吕思勉是一个有着炽热的公共情怀，并且能够从建设性的角度提出具体改进建议的知识人。纵观吕思勉的学术与人生，我们会发现他乃是一个温润如玉而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也就是古人所言的谦谦君子。

王家范教授生前曾在纪念吕思勉的文章《吕思勉：尽心平心治史的楷模》中如此写道：

“先生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的命运和前途的关切是很深的，他实际上是一个感情非常热烈而见解又十分通达的现代学者，能广纳各种新学说，圆融自如，不离本旨。”

张耕华在《吕思勉传》指出：

“一个人可以不入政界不做官，但不可以不效力于社会。这是吕思勉的格言，也是他一生治学和为人处事的宗旨。他选择了教学与治学的道路，既不把教书当作是混饭吃的工具，也反对所谓为学问而研究学问。”

换言之，吕思勉所认可的是陈寅恪在1964年《赠蒋秉南序》里夫子自道的不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坚持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学术和人生态度。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传统，也是传统中国的士大夫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就学者对于一个时代的重要意义，以及学者何以安身立命和出处取舍，吕思勉有一段广为流传的话：

“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其祥瑞。我愿世之有志于学问者，勉为真正的学者。如何可为真正的学者？绝去为名利之念而已。显以为名者，或阴以为利；即不然，而名亦就是一种利；所以简而言之，还只一个利字。不诚无物：种瓜不会得豆，种豆不会得瓜，自利，从来未闻成为一种学问。志在自利，就是志于非学，志于非学，而要成为学者，岂非种瓜而欲得豆，种豆而欲得瓜？不诚安得有物？然则学问欲求有成，亦在严义利之辨而已。”

这段话掷地有声，直指人心，放在学术界已成名利场的当下来重温尤其有警示意义。

吕思勉与华东师大

1884年2月27日，吕思勉出生于江苏常州吕氏故居，是一个世代仕宦的家庭，先祖吕宫是清代常州第一状元，父亲吕德骥年轻时也有名气，曾经担任江浦县学教谕，母亲也出身于当地书香门第，靠自学也能读书作文，对于子女的教育极为严格。吕思勉六岁发蒙读书，幼时一直是聘请教师在家里教育，后来因为家道中落，父亲要照顾收养亲人的妻子女儿等而经济上捉襟见肘，因此改为由他亲自教授，母亲和姐姐也会常相辅助，16岁时吕思勉考入阳湖县学，一度痴迷填词作诗，其家庭也具有这种强烈的中国士大夫的文艺氛围，吕思勉自然耳濡目染而习得了这种文人趣味。

吕思勉自言：一生思想经过三次变化，童年时最信儒家的学说，向往社会大同，尤其深受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和章太炎等人的著作和译述的影响。大约从十七岁以后，吕思勉的思想经历了一次变化，进入了思想发展的第二期：信服法家。青少年时代的吕思勉认为法家的长处在于最能观察现实，在经济上的见解，也较别一家为高超，因此他认为法家的学说在先秦诸子中，是最新颖和最适合于时势的。当然，他对于法家也不是完全认可，而是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到了1930年代前后，在吕思勉人到中年之际（47岁），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尝试使用唯物史观来探究中国历史的演进，尤其注重将此方法和视野引入经济史的研究。

吕思勉的人生基本上是读书、教书和写书的三位一体，而这种读书人的生活又深受时代动荡的影响，在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为了安身立命和养活家人，吕思勉不得不到处奔走，甚至远赴东北沈阳任教，后来日本人控制了上海，吕思勉又不得不忍辱负重在孤岛隐姓埋名教书，一度为了安全考虑又离开光华到常州乡下两所中学任教。

从家庭视角而言，吕思勉可谓一生艰辛饱经创痛，1904年他和官宦家庭出身的虞菱女士结婚，后者虽然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对子女教育却很重视，性情温和，自尊心强，气量也很大。婚后的一年，吕思勉就开始教书生涯，当时年仅二十二岁，一直到1957年去世，一生始终过着教书和著述的生活。《吕思勉传》记载，1911年，吕思勉的家庭遭受了一次重大的不幸。吕思勉夫妇婚后六年间，曾连得两个儿子，一子叫阿健，生于1908年；一子叫阿强，生于1910年。1911年，两个都因打预防针不当而夭折。打针前，两个孩子还在院子里嬉戏，十分活泼，一针打下去以后，顷刻就断气了。这对于吕思勉一家而言可谓创深痛巨，到了1914年，女儿吕翼仁和次年儿子吕正民的诞生，才让蒙上浓重阴影的吕家重新有了一些生气和欢愉。

可是到了1930年，吕思勉遭受了第二次丧子之痛。十五岁的爱子吕正民患上了伤寒症，吕思勉守护了他三十七个日夜，至7月11日，终因医治无效而病逝。吕思勉撰写的挽联字字泣血：“三世单传，自兹而斩。将衰二老，何以为情。”在吕翼仁成年之后的记忆中，吕思勉作为父亲的形象是如此让人感到温暖和亲切：

“我和母亲生病，也总是由他陪伴。他拿着一本书，一方银朱砚，一支笔，一杯茶，一管水烟袋，就坐在病人房里工作，不过平时低声诵读的，这时改为默读罢了。他按时给病人服药，量体温，喝水，或者问病人要不要吃点什么。”

在女儿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个从日常生活出发推己及人仁者爱人的大爱之人，她在回忆里如此写道：

“父亲在亲子之间、夫妇之间、昆弟之间、师生朋友之间、姻戚之间，感情都极深厚真挚。我总觉得他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这种性格，从好的方面说，精神生活比较丰满，极少悔憾，但受骗上当，被人拖累的事，也在所难免。”

工作之余，吕思勉爱猫，猫在吕家，不只是宠物，简直是家庭成员。吃饭时，猫爬上桌子，家人也不叱责，把吕思勉筷子上的菜打下来吃，他也不生气，只是笑笑而已。他还专门为猫写过文章，丢了猫还会梦见，喜欢“头大、脸圆、毛长、尾粗的波斯猫”，这些都一改他潜心著述不问世事的学究形象。

吕思勉合家照（摄于1929年，右一为吕思勉） ｜图源：上海古籍出版社

吕思勉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史学奠定了长于考据、勇于求真而敢于思辨的学术传统，这一传统后来在陈旭麓、王家范、杨国强等先生那里一脉相传生生不息。学术，在吕思勉的心目中是天下之公器，而非私人之玩物和进身之阶。他一辈子勤读二十四史多遍，著述丰赡，以平实客观的视角和语言，几乎以一己之力搭建了有关中国历史演变的知识地图，而在这些温和平易的叙述背后，时刻潜伏或闪烁着他卓尔不凡的史识和洞见，他的史学是王汎森所言可以扩充心量的“活的学问”，对于现实人生有着重要而长久的意义，而不是死去的事实的僵硬的堆砌和罗列，更不是以理论裁剪事实的炫技。吕思勉曾对学生如此告诫：

“不要稍有名望，就放弃自己长期的研究计划，随便投合出版商的要求去写文章或著作，否则就不免误入歧途，结果文章发表不少，名誉也不小，学术上却没有什么成就。”

在吕思勉的学术原则里，史学的第一责任是追求真相而非真理，因此对于历史事实的考证、解读和逻辑推论都特别重要，而只有依托于真实的历史世界，才能有扎实可靠的历史论断。吕思勉曾因为《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里对宋金和战及岳飞事迹的考证而被卷入一场诉讼案。在1923年出版的此书中，吕思勉认为宋金和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本不可免，而主持和议的秦桧却因此担负恶名而有点冤枉，他甚至批评当时南北宋之际岳飞等人的军队，大都是招群盗而用之，既无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这种观点到了九一八事变全民激愤于亡国灭种之危机，而试图从岳飞抗金寻找民族大义和发愤图强的精神动力时，就显得格格不入甚至完全政治不正确了。1935年上海市国民党党部命令商务印书馆修改该书观点，5月，《救国日报》报人龚德柏以吕著《白话本国史》中宋金和战一节的议论为由，向法院控告商务印书馆以及著作人吕思勉等犯外患罪及出版法。后江苏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官宣布判决不予起诉，此事才渐渐平息。

顾颉刚对吕思勉所著《白话本中国史》所作的评论可谓不刊之论：

“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通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文笔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吕思勉擅长从长时段来观测历史的变迁，看历史不同阶段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这种比较视野让他对于历史的阐释往往具有真知灼见。例如对于一直被学界认为是黑暗时期的两晋南北朝，吕思勉概括出的四大特点如今成为史学界共识：

“一曰士庶等级之平夷；二曰地方畛域之破除；三曰山间异族之同化；四曰长江流域之开辟。”

史家严耕望对吕思勉的几部断代史推崇备至：

“（吕思勉）以一人之力能如此面面俱到，而且征引繁富，扎实不苟，章节编排，篇幅有度，无任性繁简之病，更无虚浮矜夸之病，此种成就，看似不难，其实极不易。若只限于一个时代，自然尚有很多人能做到，但他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独立完成四部，宋以下两部亦已下过不少功夫，此种魄力与坚毅，实在令人惊服。我想前辈成名史学家中除了诚之先生，恐怕都难做得到。这不是才学问题，而是才性问题。”

吕思勉不擅交流，更不喜参加饭局应酬，更不愿意在过度的行政事务中消耗自己的学术生命，他惜时如金，几乎不浪费时间在如今学界中人乐此不疲的赶场子刷存在感的应酬交际中，他只相信真正的学术和文化本身的价值，这为他赢得了进行学术思考和写作的宝贵时间。

吕思勉先生手迹｜图源：上海古籍出版社

学术研究和历史写作之外，吕思勉也密切地关注社会、教育和政治的变迁，时而从皓首穷经的写作中探出头来，以一生沉潜往复于中国历史与文化所汲取的智慧和见识，来贡献于内忧外患的中国，可以说，他同样有着一份忍不住的关怀和中国知识人的家国天下情怀。他在1941年发表于上海《中美日报》这段话可谓言为心声：

“大凡一个读书的人，对于现社会，总是觉得不满足的，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他必先对于现状，觉得不满，然后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学问。若其对于现状，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学问干什么？所以对于现状的不满，乃是治学问者，尤其是社会科学者真正的动机。”

在吕思勉看来，一个读书人或者说知识人应该永远是对于现状不满而对于体制有着反思和批判精神的人，这样的人才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才会切切实实地去探究民族国家独立富强和走向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学问不是阁楼上的智力游戏，更不是歌功颂德迎合权力的谀圣体，也不是一味媚俗投合市场和资本的速朽品，而是基于专业思考发自内心赤诚的真诚表达。

张耕华在传记中专门写道吕思勉在危难之际的取舍。1940年前后，学生范泉在上海租界内的一家抗日报纸编副刊，向吕思勉组稿。那时正值战争年代，写抗日的文章不仅稿酬很低，而且还有被日伪绑架和枪杀的危险。汪伪的报刊曾以优厚的稿酬向他约稿，还通过他的一个学生来向他游说，他都以“为开明书店订约写书”的话来搪塞。但范泉每次去约稿，吕思勉总是一口答应，并说：“即使不给稿费，我也写！”他用“野猫”等化名，写了许多洋溢着民族正气的文章。范泉回忆说：

“谁都不会相信，一位年老体弱，成天钻研古史的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竟在‘孤岛’时期变得那样年青，用‘野猫’‘六庸’一类的笔名，写下了一系列富有文艺气息的文章，如《武士的悲哀》《眼前的奇迹》等，为中国民族伸张了浩然的正气。”

吕思勉是学者，是慈父，更是一个守先待后其道不孤的传承学术薪火的师者形象，他与钱穆、赵元任、黄永年、杨宽、唐长孺等史家的交往故事都让如今的读者感叹不已，那种师生之间如同赵越胜笔下的周辅成先生与众弟子那样的切磋学问有情有义的关系，岂是如今动辄称导师为老板、笑学生为耗材的今日学界所能想象的？我曾在钱穆的《师友杂忆》里读到过他在常州府中学堂跟随吕思勉读书的往事，当时就极为动容，那种在战争年代彼此撑持和互帮互助的学术精神，乃是为中华民族维系一线脉延的人文火种。先秦史名家杨宽记录的这个场景堪为师者之典型意象：

“在光华任教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每逢星期日上午，总是约定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学生们，聚集到一个冷僻地方的茶室里，随便谈论学问，直到抗战期间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从没间断。这是他（指吕思勉先生）推进学术研究和诱掖后进的一个主要方法。因为在这样的场合，可以放声高论，畅所欲言，或者探讨某个问题的研究方法和门径；或者追溯一条史料的来源及其价值；或者交流自己研究中的某些心得；或者评论某些著作的缺点错误；或者探讨一些有争论和疑难的问题。吕先生总是侃侃而谈，循循善诱，不少后辈常常从这里得到许多切实的教益。”

这种轻松随意而平等的学术漫谈，往往在耳濡目染之中，治学之道就已经润物无声潜入学生的心灵世界，可见吕思勉是一个让学生感觉如沐春风的自然而温和的学人。

吕思勉尽管博览群书，学富五车，但也会碰到一些疑难不知的地方。学生黄永年在《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一文里就记录他阅读黄仲则的一首咏归燕的用典很多的七言古诗，有好几处不明就里去问询吕思勉，吕思勉解释了几处，但对于其中一句“神女钗归锦盒空”不太确定，就直接告诉黄永年说他也想不起是什么典故。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术态度深深触动了黄永年，身教比言传有时候更能点化学生。

吕思勉尤其关注寒微子弟的学业与人生，这一点又凸显其浓郁的平民情怀。他如下这段言辞恳切之话让乡村读书求学走出来忝为人师的笔者既莫名感动又羞愧不已：

“人才出于穷乡僻壤中，而不出于通都大邑，这个原理，总是颠扑不破。因为穷乡僻壤中，风气诚朴，其人看得事情认真。通都大邑的人，就看得凡事都是虚假，只想在人事上敷衍过去了。这是一切事情切实与否最重要的原因，决不可以忽视。又穷乡僻壤之中，骄奢淫逸之事少，其人的头脑是清醒的，体格是坚实的，在通都大邑之中，则适得其反。这一层，和人的志气的消沉和振奋，实力的坚强和柔脆，也大有关系，同样不可忽视。”

钱穆和吕思勉的交往持续时间很长，从在常州府中学受教于吕思勉，并得到后者激赏，后来抗战爆发，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钱穆一度潜回苏州看望母亲和亲人，经常抽空到上海探望吕思勉，并将其在云南宜良所撰写的通史作品《国史大纲》书稿请吕思勉教正，吕思勉为之付出巨大辛劳。据吕思勉弟子李永圻的回忆，1947或1948年的时候，钱穆在江南大学教书，他从无锡到常州来拜访吕思勉，从外面茶馆赶回来的吕思勉特别高兴，晚餐时还特地去菜馆叫了菜。饭后，师生一起在书房里畅谈，一直谈到深夜。风雨仓皇的1949年，钱穆南下途中，又至沪上吕思勉的寓所看望老师，这是师生间在历史的风陵渡口最后一次晤面，钱穆在《师友杂忆》里有记录：

“最后一次与师晤面，在一九四九年之春假期间。余离无锡往广州，谒师于沪上之新寓址。适师在中膳，尚能吃米饭一大碗，非普通之饭碗，乃盛汤肴之碗，大普通晚饭一倍，师言往日进两碗，今仅可一碗。余观其颜色食量，意他日归，当可再晤。……乃不久，闻噩耗。思念种切，何堪追溯。”

到了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的钱穆，跟吕思勉在1950年代初期还有书信往来，吕思勉写信劝钱穆可以在沪港两地教学讲学。钱穆的回信大意，随侍吕思勉的弟子李永圻也深受触动记忆犹新：

“老师一生劳瘁，无一日之余闲，现在年事已高，我做学生的不能为您尽一点心，不能为老师扫扫地，铺铺床，每想到此，心中总感到非常遗憾。老师劝我沪港两地自由来往，这是我做不到的，回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革新洗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学生对中国文化薄有所窥，但不愿违背自己的主张。……中国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实在是我们知识分子没有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吕思勉一生勤于著史，勉于教学，正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万古江河之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在。无论是对待妻儿亲人、学生和同事等，他都是极为友善的恂恂君子。面对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和时局，他几乎从无愤懑虚无沮丧之感，而是相信水滴石穿的日拱一卒功不唐捐，尽心竭力地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角色。少年时代的严耕望对吕思勉的“合理想象”如此恰如其分：

“他一定是一位朴质恬淡循规蹈矩，不扬露才华，不争取名位的忠厚长者，无才子气，无道学气，也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而是一位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

而对于吕思勉名声为何远不及另外三位史学家显赫，严耕望分析了三个层面的原因，第三条特别值得我们重温：

“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诚之先生的时代，第一流大学多在北平，学术中心也在北平，前辈史学家能享大名，声著海内者，亦莫不设教于北平诸著名大学，诚以声气相求，四方具瞻，而学生素质也较高，毕业后散布四方，高据讲坛，为之宣扬，此亦诸大师声名盛播之一因，而诚之先生学术生涯之主要阶段，一直留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上海不是学术中心，光华大学非一般学人所重视。诚之先生是一个埋头枯守，默默耕耘，不求闻达的学人，我想这也是他的学术成就被忽视之又一原因。”

我想此时此刻，在所谓知识人要么争名于朝，要么争利于市如过江之鲫的当下中国，重温吕思勉的学术、人生与人格，显得不合时宜而又大有必要了。

参考书目：

张耕华：《吕思勉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王家范：《史家与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

*本文写作承蒙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张耕华教授惠赐《吕思勉传》，并对初稿提供若干精当建议，谨此致谢，同怀先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