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赵少康乱评七七事变，孙玉良：这是一场跨越四十年的侵华阴谋

文︱孙玉良

2026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9周年纪念日。然而，在岛内知名政论节目《少康战情室》中，主持人赵少康却爆出一句令人瞠目结舌的“历史解读”——他说“卢沟桥事变”的起因是 “日本人说台湾的卫兵打他们，有一个士兵不见了” 。此言一出，不仅现场嘉宾沈富雄、陈凤馨面露尴尬，试图纠正，更让屏幕前稍有历史常识的观众大跌眼镜。一位纵横媒体数十年的“资深媒体人”，竟然将改变中国命运、点燃全民族抗战烽火的重大历史事件，误读成了一场发生在“台湾”的“卫兵冲突”？这究竟是老糊涂了，还是岛内历史教育已经荒谬到了如此地步？

真实的历史，日本侵华野心的第一次总爆发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并非偶然，而是日本在“大陆政策”驱使下不断主动挑衅的结果。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便逐步形成了以中、俄为主要对手的“大陆政策”——用战争手段侵略、吞并中国和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甲午战争刚刚爆发时，被印在日元万元纸币上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福泽谕吉，便写了一篇名为《直冲北京可也》的文章，公然叫嚣：“直冲首都北京，扼其咽喉，一不做二不休，使日本的太阳旗，尽早在北京城迎着晨风飘扬。”，侵略者的野心，在这篇文章中昭然若揭。

甲午战后，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2亿两白银。日本一跃而为东亚“大国”，台湾成为其第一块海外殖民地。但日本的胃口远未满足，甲午战争的胜利，只是其侵华大计的第一步。1927年六七月间，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召开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确立了 “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 ，会后，田中义一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密奏日本天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中那句“惟欲征服ZHINA，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ZHINA”，将日本军国主义独吞中国、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

1931年9月18日，日军蓄意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短短一周之内，两万多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三十多座城市。东北沦为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侵占东北后，日本的野心更加扩大，将魔爪伸向华北。1933年，日军攻陷山海关、承德，华北门户洞开。国民党当局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河北全省及察哈尔省超过七成的疆域被日军控制。1936年，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成立，随后擅自增加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人数。有史料记载，当时东京政界流传着一个公开的秘密：1937年七夕晚上，在华北会发生一个和柳条湖一样的事件，日本的“七夕”正是公历1937年7月7日，日期是早就定下来的。

1937年7月7日晚7时30分，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和宛平县城北郊进行夜间军事演习，随后声称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实际上，这名士兵20分钟后已归队，日军却蓄意隐瞒。日军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遭到中方拒绝后，立即向卢沟桥和宛平发动进攻。时任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事变前几天，就向日本政府提议“立即给中国以打击”。事变爆发后，日本陆相杉山元狂妄宣称，这是扩大战争“千载难逢的良机”。日本内阁迅速决定派兵，将七七事变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指出，日本早在1936年2月至6月就大幅增兵华北，蓄意制造卢沟桥事变的野心可见一斑。日军战犯的笔供也证明，七七事变是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从强行驻军丰台，到针对南苑、卢沟桥进行测量并制作要图，每一步都是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挑起的战端。

日本为何发动侵华战争，行蚍蜉撼树之举？客观原因是：日本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国土面积70%为山地，资源匮乏，常年面临地震、海啸、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的威胁。如何扩大生存土地，一直是日本政客面临的问题。日本采取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向强者学习，二是侵略他国。前者的证据是明治维新，后者的证据是通过侵略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四十余年间，日本对华侵略从局部到全面、从试探到疯狂，每一步都有清晰的计划与预谋。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七七事变是日本法西斯有计划有预谋扩大侵华战争的借口和导火线。灭亡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既定国策。”

今天，日本右翼仍在用“偶发论”“第一枪之争”搅浑历史湖水。日本教科书将侵华描述为“日中两军发生武力冲突”，甚至颠倒黑白、污蔑中方率先开枪。赵少康这样的名嘴或不懂历史，或故意混淆黑白，很有必要予以纠正。卢沟桥的枪声虽已远去，但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历史结论是：从甲午到七七，日本侵华的每一步都是蓄谋已久的阴谋，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们铭记这段真实的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守护真相，防患于未然，不能让3500万同胞的鲜血白流，不能让日本侵华那样的历史悲剧再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