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判地理围栏违宪，Flock摄像头监控仍在撒谎

美国各地的组织者正动用一切手段，反对“Flock”监控摄像头。民权律师表示，最高法院近日在一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字隐私案件中作出的裁决，可能会为各地挑战警方部署自动车牌识别系统的人士增添助力。不过，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这些组织者面对的仍是一个实力强大的行业，以及决心为警力配备最新技术的警察部门。要拆解这个迅速扩张、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大规模监控体系，显然不可能只靠一项最高法院裁决。

最高法院于6月29日裁定，警方要求大型科技公司提供特定时间、特定地理范围内手机数据的所谓“地理围栏”请求，属于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意义上的“搜查”。换句话说，警方在要求手机公司交出所有曾出现在涉嫌犯罪现场附近用户的位置数据之前，原则上应先取得法官签发的搜查令。

尽管最高法院在裁决中没有提到自动车牌识别系统，但专家表示，这项裁决可能对警方调取街头监控公司、例如“Flock”摄像头所收集数据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去Flock”网站的说法，自动车牌识别系统不仅能识别车辆在特定日期和时间的位置，还能记录车辆品牌、型号、颜色，以及凹痕、车顶行李架、保险杠贴纸等识别特征，并常常将这些信息转化为可检索的数据点。

“法院真正关注的是这些技术所涉及的大规模监控问题。”司法研究所律师迈克尔·索伊弗在7月8日与记者通话时谈及这项裁决时说。

这起最高法院案件“查特里诉美国”源于2019年一起信用合作社抢劫案，以及警方利用智能手机数据追踪嫌疑人的做法。警方要求谷歌提供该信用合作社及周边特定区域内所有手机的位置数据，时间跨度可能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由此形成数字“地理围栏”。

最高法院以6比3的表决结果，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要求其审查这项“地理围栏”请求是否符合第四修正案。该修正案保护个人免受政府“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撰写多数意见的埃琳娜·卡根大法官指出：“个人对其手机位置记录享有合理的隐私期待。警方要求获取这些信息时，即便时间有限、即便数据掌握在第三方科技公司手中，也是在侵犯这一受宪法保护的利益。”

索伊弗重申了卡根的观点。他表示，人们对自己的行动轨迹和日常生活安排享有合理的隐私期待，而警方可以通过强大的人工智能工具检索自动车牌识别数据库，对这些信息进行追踪。根据“查特里案”，辩护律师如今可以主张，此类检索若未经法官签发搜查令，便违反第四修正案。

索伊弗说：“这些摄像头在全国范围内捕捉到数十亿个数据点，其中只有极小一部分与任何刑事调查有关，而所有这些数据都存放在警方数据库中，很多人都能访问。问题在于，警方可以回过头去重建一个人的行动轨迹，尽管在数据被收集时，他们根本没有理由怀疑这个人。”

这项裁决出台之际，围绕“Flock Safety”及其竞争对手向地方政府出售的自动车牌识别摄像头，争议和丑闻正不断发酵，其中包括激进的错误逮捕，以及多起警察利用这些摄像头跟踪恋爱对象的事件。全美各地，越来越多民众涌入市议会会议，向地方领导人追问隐私问题，或要求彻底拆除自动车牌识别摄像头。

缅因州南波特兰公益律师谢尔比·莱顿曾在自己所在社区组织反对“Flock”摄像头。她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印证了基层活动人士数月来一直在说的话。不过，进展缓慢的法律体系跟不上技术的快速发展，而法院往往只有在警方未经搜查令收集个人数据之后才会介入。

莱顿在采访中说：“当你在追踪一个人去过的每一个地方时，这在第四修正案下就是一种‘搜查’。如果警方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获取这些数据，就侵犯了人们的宪法权利。但这项裁决也凸显出，仅靠法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的局限性。”

虽然“查特里案”涉及的是手机数据，但索伊弗表示，这项裁决将影响围绕自动车牌识别系统的诉讼。此类系统会扫描每一辆经过的汽车，记录识别信息，并允许警方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追踪人们的行动轨迹。司法研究所已代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和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的居民提起诉讼，挑战自动车牌识别系统的合法性。

目前，全美数百座城市运行着超过113,000套自动车牌识别设备，其中大多数由“Flock Safety”制造，竞争对手还包括艾克森公司和摩托罗拉解决方案公司。至少已有82个司法辖区取消了自动车牌识别合同，或拆除了相关摄像头。

自动车牌识别摄像头会将信息输入庞大的人工智能数据库，而多个执法机构几乎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就能访问这些数据库。正如《Truthout》此前报道，尽管外界曾得到保证称自动车牌识别系统不会用于配合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移民打击行动，但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仍利用“Flock”数据逮捕无证移民。

据报道，“Flock”在与全美约5000个警察部门签订合同的框架下，每月收集超过200亿个数据点。索伊弗说，美国大约只有2.4亿持证驾驶人，这意味着“平均到每个人、每个月，都是大量数据点”。

最高法院对监控问题的关注，正值“Flock Safety”以及推广自动车牌识别系统的警方和政界人士面临越来越严格审视之际。7月2日，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记录了“Flock Safety如何‘在其运营问题上撒谎，这表明负责任的政府不应与该公司合作’”。

报告提到威斯康星州奥什科什。最近几次市议会会议上，数十名居民对在全城安装“Flock Safety”摄像头表达了担忧。4月21日的市议会会议上，面对质询，“Flock”首席信息官称，公司系统不会通过追踪车辆生成个人行动轨迹的“模式”或“热力图”。市议会当天批准了与“Flock”的合同。

但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称，第二天早上，奥什科什居民“发现Flock撒了谎”。事实上，“Flock”摄像头确实可以生成这种“热力图”，从而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追踪个人。市议会当天晚些时候重新开会，并投票撤销与“Flock”的合同。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高级政策顾问查德·马洛和高级政策分析师杰伊·斯坦利写道，“Flock”后来承认，其自动车牌识别系统确实会生成“热力图”，显示某辆车“在某一时间点被拍摄到图像的位置”，保存时间最长可达整整一个月。在合同被撤销后，公司选择攻击奥什科什市政府和市议会，抱怨在谎言被揭穿后，“Flock”并“没有得到解释的机会”。公司还试图淡化其与事实不符的说法，将其称为“一个小小的误解”，并把围绕系统热力图追踪功能的争议描述为“细微差别”。

在向奥什科什当地媒体发表的声明中，“Flock Safety”反驳其系统可被用于追踪个人的说法，称“它不会形成一个人的生活模式图谱”。“Flock Safety”发言人乔希·托马斯对《Truthout》表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报告中存在“误解”和“简单错误”。

托马斯在电子邮件中说：“此外，任何执法工具的滥用都是不可接受的。你提到的那些错误逮捕案件，恰恰说明了为什么Flock会在技术中加入不可篡改、透明的审计轨迹，以便发现、调查并处理少数可能存在的滥用情况。”

托马斯表示，在“Flock”系统中进行的每一次检索，都会被记录在“不可篡改的审计日志”中，其中包括检索原因、执行检索的用户以及检索参数。不过，索伊弗表示，现实中往往几乎没有限制来约束谁可以获得访问数据的账户，以及他们可以检索什么内容。

索伊弗说：“我们在全国各地看到，这些数据库有时每天会被警员检索数千次，而他们给出的理由往往极其含糊、不具体，只是输入‘刑事司法’或‘调查’……这也不出意料地导致了大量滥用。”

在许多城市，由“Flock”摄像头或其他自动车牌识别系统收集的数据会在30天后删除，但批评者认为，这已经足够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建立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画像。司法研究所的一项调查发现，自动车牌识别设备被安装在一些敏感地点，包括一家堕胎诊所、一所中途之家、一家移民律师事务所、一座教堂、一个射击场和一座清真寺等。

过去，警方曾将自动车牌识别系统用于移民执法，也曾用它追踪一名被迫离开得州、前往外州接受堕胎医疗服务的女性。记录显示，在其前伴侣向警方报案后，警方启动了一项“死亡调查”，并考虑以犯罪名义起诉这些女性，随后跨越多个州追踪该女子。

在负面报道出现后，当地警长否认自动车牌识别系统被用于执行得州严苛的堕胎禁令，而“Flock Safety”起初则称相关报道“具有误导性”且是“标题党”。据电子前哨基金会介绍，这名警长后来被控向大陪审团作伪证，并在一宗无关的不当行为和打击报复举报人案件中被以重罪起诉。

司法研究所律师罗布·弗罗默说：“这些自动车牌识别公司建立的审计流程根本没有被真正使用。事后几乎从来不会有人去查看。很多州还进一步声称，这些检索记录不受《信息自由法》或公共信息法约束，因此没有人能回头查清这些警员究竟做了什么。”

马洛和斯坦利认为，奥什科什事件并非孤例，而是反映出“Flock经常就其商业做法、安全记录、隐私承诺以及保护脆弱群体的努力误导甚至撒谎的一种模式”。他们写道：“而且，就像奥什科什发生的那样，Flock的谎言不仅针对普通公众，也经常明确针对其潜在的政府客户。”

莱顿表示，“Flock”不诚实的记录，反而为反对自动车牌识别系统的活动人士提供了机会。她说，在她的家乡南波特兰，市议会曾听取当地警方对“Flock”工具的介绍，结果震惊地发现，该系统可以在数百个地点追踪某一个人。6月11日，南波特兰市议会投票决定立即取消与“Flock”的合同。

莱顿说：“Flock到处向警察部门和城市撒谎。所以，只要组织者能够把这一点揭示出来，这会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因为城市和警察部门同样不喜欢被骗。”弗罗默表示，最高法院在“查特里案”中的裁决，并没有赋予活动人士拆除自动车牌识别系统的直接权力，但它确实提供了一套有力的话语资源，让人们能够质问那些急于安装高科技监控系统的地方官员和警察局长。

他说：“你可以指出，这种系统会波及所有人，它会让警方查到我什么时候去了医生那里、去了教堂，或者去了射击场；从隐私角度看，这显然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

不过，莱顿表示，组织者不能指望法院裁决来保护公众免受大规模监控，尤其不能寄望于最高法院中强硬保守派占多数的格局。和“查特里案”中的位置数据一样，针对自动车牌识别系统的法律挑战，很可能也会出现在警方已经未经搜查令检索过“Flock”数据库之后。

她说：“因此，组织者在确保这些数据一开始就不要被收集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要防止人们的第四修正案权利遭到侵犯，办法就是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