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回忆录背后的学阀养成记——兼论当代青椒的学术困境

2026年7月10日，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长篇回忆录《纵横学界的一位豪杰主编——追忆武卫华兄》。这原本是一篇悼念故人之作，但字里行间不经意间揭开了一部活生生的“学阀养成记”——从 “我的稿子无论投到哪里问题都不大”，到“我的学生没有一个人没在《山东社会科学》上发过文章” ，再到对当代青年学者“ 发不出稿子能怨杂志社吗 ”的训斥。这篇回忆录，恰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学术界某些人如何吃尽时代红利，却把这红利视为理所当然的个人才华。

一、什么是“学阀”？

“学阀”即学术门阀，指的是在特定职业或组织中，由同一院校毕业的校友或隶属于相近学术圈的同僚所形成的排他势力。学阀倾向于建立自己的“学术门派”，把学生、年轻学者发展为其追随者，形成依附关系，使学术环境出现“圈子文化”。学阀重的是虚名之争、门派之争、利益之争，而非学术争鸣。他们掌握项目、基金、学术委员会席位，通过弟子网络维系利益共同体。

王学典的回忆录，几乎每一段都在为这个定义提供注脚。

二、特权叙事：一篇回忆录暴露的学阀底色

1. “我的稿子基本上不看杂志”

王学典坦承自己的稿子“绝大多数都是约稿，很少有像现在这样主动投稿的艰难经历，几乎没有”。《历史研究》的稿子是仲伟民“专程跑到我家里来约的”，1988年仲伟民刚到《历史研究》工作两个月，就跑到他家约稿。《中国社会科学》的稿子也是别人约的。这种“约稿上门”的待遇，对于今天的青年学者几乎是天方夜谭。

2. “我的学生没有一个人没在《山东社会科学》上发过文章”

从石莹丽、陈珊、张秀丽到陈峰、姜萌，王学典的学生“全部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甚至本科生阶段就能发表。他自己也承认，那个时期“山东地区的这几家重要期刊，我的学生发表文章几乎没有任何困难”。他还把学生蒋海升、李扬眉直接介绍给武卫华到杂志帮忙。一套完整的学术资源再生产链条就此形成。

3. “重友谊”胜过“重质量”

当被问到为什么把大量文章发表在《山东社会科学》和《东岳论丛》时，他的回答是：“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不看期刊，而重友谊。只要是朋友盯着我的稿子，我基本上都会给他。”学术期刊的主编或编辑本应“站在学术发展的高度坚拒关系稿、人情稿”，但在王学典的叙事中，关系稿不仅不是问题，反而是“重友谊”的证明。

三、时代红利：

那个“遍地是黄金”的学术年代

王学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的产物。他出生于1956年，1979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86年留校。这一代人恰好赶上了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扩张期。

学术期刊的“供给侧红利”。 2000年之后，学术界开始流行请专家担任专栏主持人。王学典和武卫华等人正是在这个时期掌握了《山东社会科学》《文史哲》等期刊的主编或专栏主持权。彼时C刊的发表远没有如今这般艰难——2015年之前，不少高校还将发表一篇CSSCI期刊论文列为硕士毕业的基本要求。

学术评价体系的“宽松期”。 王学典在《济南大学学报》还是普刊时就发表文章，被《新华文摘》转载后才算“工分”。他自己也承认，当时发文章“从来不会考虑这个杂志对我个人学术成长是否有影响、算不算‘工分’等问题，当时完全没有这种概念”。这种“没有概念”的从容，恰恰是今天青年学者最奢侈的东西——他们发每一篇文章都在算“工分”，因为“非升即走”的倒计时一刻不停。

学术话语权的“圈地期”。 王学典详细描述了自己如何主导“史学理论”专栏、如何提出“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栏目。这些专栏和栏目的设置，本质上是对学术话语权的占领。2016年4月，武卫华被聘为《济南大学学报》主编后，王学典建议设立“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专栏。该栏自2017年推出后，《济南大学学报》用了四年时间先入C扩、再入C刊。2021年4月正式入选CSSCI来源期刊。这种“圈地运动”式的学术布局，在今天学科高度细分、期刊版面极度稀缺的环境下，几乎不可能复制。

四、青椒之困：

被结构性不公压垮的一代

与王学典那一代人的从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代青年学者（“青椒”）的生存困境。

发表难：百万学者争抢有限版面。哲学社会科学界青年学者已超过百万，每年文科博士毕业生超过3万。而C刊发文总量却呈下降趋势。1998年高声望单位作者在C刊发文占比仅23%，2021年升至59%。抽样显示正高职称作者发文占比达35%，青年学者和研究生被边缘化。有C刊编辑透露，某刊物一年收到6000多篇投稿，最终仅120篇能见刊，中稿率不足2%。博士生靠独立投稿发C刊成功率仅约10%，青椒讲师仅约三分之一。

考核严：“非升即走”下的生存倒计时。社科“青椒”的焦虑主要源自“非升即走”的聘用制度。据教育部统计，过去五年全国高校非升即走的淘汰率平均达60%，有些重点院校甚至达90%以上。青年学者人日均工作10至12小时，论文刊发周期却超过2年。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怎么可能像王学典那样从容地“不看期刊，而重友谊”？

圈子化：不拜码头就发不了文章。“没有学阀或者导师推荐，投稿C刊的青椒博士论文被当成厕纸”。不少具备学术地位与资源的“大佬”及其门生弟子，每年发文数量惊人，客观上挤压了初入学术界、缺乏资源的青年学者的生存空间。某知名期刊主编曾私下坦言： “我们90%的稿件来自主动约稿，而约稿对象基本锁定在几位‘大咖'身上。 ”C刊的遴选很大程度上依赖转载率、引用率等量化指标，而刊发知名学者的文章通常更容易提升这些指标。于是出现了“大佬”稿件应接不暇，年轻学人投稿难如登天的局面。

五、傲慢的根源：

把时代红利当成了个人才华

王学典最令人不适的地方，不是他享受了特权，而是他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并以此为依据来训斥年轻人。

在那场青年学者座谈会上，面对三四十名发不出文章的青年教师，他的反应是“越听越生气”。他的训斥是：“你们到这个时候还发不出稿子，能怨杂志社吗？能怨期刊界吗？归根到底还是怨自己没有写出好文章。”

这种训斥的逻辑是：我能成功是因为我优秀，你们不成功是因为你们不努力。可事实是，王学典的成功建立在“朋友盯着我的稿子”“学生发表没有任何困难”的基础上。他说的“学术界还是识货的”，建立在他自己是“识货”的标准制定者这一前提之上。

他引用鲁迅“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来贬低青年学者。但他没有说的是：今天的青年学者面对的，不是血管和水管的问题，而是血液被垄断、管道被把持的问题。当C刊版面被“大佬”及其门生占据，当学术评价的话语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青年学者即便有“血”，也找不到流出来的“血管”。

六、结语

王学典的回忆录是一面镜子。它照出的不仅是一个人的成功故事，更是一个时代的学术生态——那个靠关系、靠圈子、靠资源垄断就能“成功”的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网曾刊文指出，在稿件的最终裁决中，作者的机构声望、职称高低等非质量因素，依然时常凌驾于论文本身的学术价值之上，“这种顽瘴痼疾不仅制约着广大青年学者的个人成长，而且阻碍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前进步伐”。

不是青椒不努力，也不是青椒的文章不如前人。只是相比那个“遍地是黄金”的时代，时代已经彻底改变。而改变这个时代的，恰恰是那些一边享受着特权、一边训斥别人不够努力的人。

学术乃天下公器，不应成为少数人圈地自肥的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