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平台垄断下的财富抽水模式，正在悄然侵蚀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个商家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账单，上半年营收100万，平台佣金、推广费、技术服务费加在一起扣了将近30万。

货是自己做的，客服是自己雇的，仓库是自己租的，结果利润大头全给了平台。“赚辛苦钱、为平台打工”成了普遍现象。

平台像一台超级抽水机，把各行各业本就不高的利润，抽得一干二净。

2026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对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淘宝闪购）、抖音、淘宝、天猫等7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

7家平台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食品安全总监被同步处罚1968.74万元。罚完36亿之后，问题的根子还在，平台“低价=流量”的潜规则没变，算法黑箱没打开，商家被裹挟着往死里卷的局面也没改。

更扎心的是，今年6月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又约谈了5家电商平台，通报“内卷式”竞争典型问题。

其中淘宝（天猫）平台宣传的“6·18百亿补贴”被监管部门戳破，根本不是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

而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还多次拒绝提供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与商家的出资比例。看似轰轰烈烈的补贴大战，商家才是真正的买单人。

与传统行业的垄断不同，平台企业的垄断往往不是为了从用户身上赚取超额利润。它们信奉“羊毛出在猪身上”。

给用户的价格越低、服务越好，用户黏性就越大，进而增强平台对商家的话语权，流量费和佣金就挣得越多。所以平台把用户当上帝，转头从商家身上多挣钱。

这套逻辑的后果是：平台利润高企，而实体企业举步维艰。2025年前三季度，携程净利润达290亿元，同期整个A股旅游链各子板块净利润合计才约190亿元。

平台的“烈火烹油”与酒店、航司、旅行社等实体企业的经营困境，对比刺眼。

平台经济的“内卷”本质是市场结构失衡与资本逐利性的叠加。

头部平台凭借数据优势构建算法壁垒，通过动态定价、流量操控等手段，将中小主体纳入非理性竞争轨道，形成“降本-降价-降质”的恶性循环。

第一刀：高额佣金层层叠加。

天猫平台基于商品售价按比例计算的平台费用维持在8%上下。美团平台绝大部分商家佣金在6%-8%的水平，且部分商家表示实际佣金远超此水平。

闲鱼在2026年4月将“鱼小铺”卖家订单软件服务费由0.6%统一上调至1.6%。微信小店2026年起对商家和机构收取10%带货佣金和技术服务费。

但这只是明面上的数字。技术服务费、淘宝客佣金、聚划算佣金、各类软件服务费层层叠加。不少餐饮、零售、生活服务类小微商户，营收的相当一部分需要上缴平台。

有行业报告显示，超过三成的商家在亏损，另外三成在微利边缘挣扎，利润只有0到5%。大量商家在平台生态里沦为“为平台打工”的角色。

第二刀：流量费吞噬利润。电商“去中间化”的真相是：看似砍掉多层批发商，实际只是把所有中间环节的利润归集到平台自身。

工厂→电商平台→消费者，平台取代了所有中小中间商的职能——流量撮合、交易、仓储、推广、售后。从前分散在5000万人手里的中间收益，绝大部分流向平台企业、头部主播。

商家吐槽得很直白：“我们知道参加活动要降价，可不参加活动没流量，虽然平台从来没有强制我们参加，但不参加就卖不出去货，我们也很为难。”

商家固然可以反抗，不参加活动、不交推广费，可这么做没有用。虽然保住了利润率，可商品卡推荐不出去，销量走不动。

平台纷纷将推荐算法与“价格力”绑定，这套机制逐渐成为平台与商家之间默契的“潜规则”。

虽然“定价权”名义上还在商家手里，但只要商家设定的价格高于平台认定的“合理区间”，流量就会断崖下跌。

第三刀：算法霸凌。

头部平台依托市场优势力量挤压中小商户、构筑行业壁垒、攫取超额收益。平台手握流量分配、曝光排序、店铺评级的核心权力，利用算法规则人为制造竞争壁垒。

平台会给予顺从其规则的商户一定的流量倾斜，不顺从的则可能给予限流、降权、下架等隐性惩罚。

中小商户在平台中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经营自主权，从独立的市场经营者，沦为平台生态中被动依附的流量节点。

有商家代表在社交平台曝光，针对被比价系统命中的商品，平台会不事先通知商家，直接“跟价并再打八折”。

某教育信息化硬件企业因拒绝平台“强行要求全网最低价”的要求，其官方店铺及热销产品在毫无提前告知的情况下，被平台单方面采取限制搜索和下架的措施。

2025年12月，市场监管总局明确指出，平台要求商家提供“全网最低价”，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形成垄断协议行为。

商家失去了自主定价的权利，利润空间被挤压。为了满足平台“全网最低价”要求，有的商家只能降低产品质量或减少服务投入。

“平台请客、商家买单”的非理性内卷，正在侵蚀实体经济的健康根基。

不同于常规自营模式，某平台以毛利保护、抽成结算、延长账期的方式锁定自身利润，所有降价、促销的亏损风险，全部由入驻商家承担。

大促期间，平台比价系统绑定员工绩效与商家流量，强制商家跟进全网最低价，甚至叠加折扣，让商家陷入“降价亏损、不降价限流”的两难困境。

平台如今不顾商品利润基本面、一味追求“全网最低价”的做法，导致企业无法在新品阶段有效收回开发成本。

当研发投入无法获得预期回报，企业的创新动力就会被直接压制，最终只能被迫陷入“以价换量、削减研发”的恶性循环。

线下实体业态随之陷入连锁式困境。城市街巷里的街边门店、社区市集的生鲜摊贩、县域乡镇的本土商铺，这些实体经济的小微主体，承载着大量就业岗位，维系着市井民生的烟火气息。

而平台的虹吸效应持续将客源、消费、资源向线上集中，线下实体客流锐减、经营萎缩。

实体经济本应多元共生、分层发展，既有大型企业、规模产业，也离不开遍布城乡的中小微主体。

当平台一味依靠优势地位挤压中小商户、侵蚀实体空间，看似实现了平台自身商业规模的扩张，实则在掏空经济的根基。

一旦平台垄断挤压实体空间，导致岗位流失与产业空心化，将直接冲击长期安全。打破平台流量霸权、重建分配正义，不仅是市场公平的需要，更是国家战略安全的保障。

面对这场愈演愈烈的“内卷式”竞争，监管的力度也在持续加码。

2026年4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联合制定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施行。

规则共7章29条，明确了平台价格行为的合规边界、责任义务与监管要求，聚焦平台价格二选一、附带服务不明码标价、大数据杀熟、违规收费等突出问题。

2026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明确了“全网最低价”等8个风险示例。

指引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制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本法禁止的垄断行为”。

2026年7月9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明确提出“推动平台经营者依法向监管部门开放算法必要数据，促进算法推荐、流量分配公平透明”。

更重要的是，意见要求平台“不得仅以商品价格作为算法推荐核心参数”。同时鼓励同品同款商品线上线下“同标同质”。

市场监管总局还在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拟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

法律的武器正在完善。商家的投诉、执法者的行动有了充足的规则依据。但算法不透明一天，商家就一天逃不出“低价换流量”的陷阱。

平台利润高企与“实体经济优先”的冲突，不会因为几张罚单就自动消失。平台的“抽水机”还在运转。要让它停下来，靠的不只是罚款，是让算法也晒晒太阳。

当流量分配不再是一本看不见的烂账，当商家不用再被平台裹挟着往死里卷，实体经济才能喘上那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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