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冯雪峰辩诬 牛汉

80年代初，在京城西郊国W院第一招待所，召开了一次冯雪峰学术研讨会，记得是第二届，首届是在雪峰家乡开的。我的家离会场不算远，自以为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可到，由于路径不熟悉，左打听右打听才找到会场。一进会场，人已经坐满，我坐在靠后的地方。这届研讨会，记得是由中国作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主席台上就坐的有韦君宜、唐达成等负责人，与会者多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的专家、学者，其中有李何林、唐弢、林默涵等。几个发言者对雪峰在30年代与鲁迅的革命情谊作了热情的赞扬。

坐在会场的林默涵举手插话:我提个问题，请解答。冯雪峰是《鲁迅全集》的主持人和定稿人，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中，作了歪曲事实的说明，辱没了鲁迅。这则注释是冯雪峰写的，这难道是对鲁迅友情的忠诚表现吗?请大家研讨。(凭记忆追记，大意不错。)会场上顿时哑默无声。这时，我站起来，大声说:“我能解答这个问题。”主持会议的人让我到台上讲，坐定之后我说:“这个问题我以为不应由默涵同志提出，默涵同志应该是能够解答这个疑问的当事者，至少是熟知内情的人。雪峰同志给我谈过事情的全过程。

下面是我的发言。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发言较为简略，现在补充一些必要的细节，中心意思绝无差异。

大约是1959年下半年，我已从拘禁地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年多了。一天午饭后，雪峰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聊聊，雪峰在四楼，我在三楼。当时社长王任叔拟编一部《文学辞典》，让冯雪峰和另一位姓糜的编辑负责，糜有病，不常来上班。因此办公室很清静，只雪峰一人待在里面，显然有着照顾和隔离的作用。雪峰已多次让我上楼聊天解闷，请我喝上好的绿茶。有一次，我问他:"听说你自杀过，有这回事吗?”雪峰坦率地承认:“有过自S的念头。”我问他，"为了什么事?”他沉默了好一阵子，对我说:“反Y后期，有一天，荃麟来找我，向我透露了中央对我的关怀。我很感激，激动地流出了眼泪。我不愿离开D。

荃麟对我说，中央希望你跟D保持一致。向我提了一个忠告:‘你要想留在D内，必须有所表现，具体说，《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引起的问题，你应当出来澄清，承担自己的责任，承认自己当时有宗派情绪，是在鲁迅重病和不了解情况之下，你为鲁迅起草了答徐懋庸的信。我对荃麟说，这个问题有人早已向我质问过，我都严词拒绝，我决不能背离历史事实。之后我痛苦地考虑了好几天才答复。我意识到这中间的复杂性，荃麟是我多年的朋友，过去多次帮助我度过难关，这次又在危难中指出了一条活路。

上面选定荃麟来规劝我是很用了番心机的，他们晓得我与荃麟之间的交情，换了别人行不通。他们摸透了我的执拗脾气。当时我的Y派性质已确定无疑，D籍肯定开除。面对这个天大的难题，我真正地作难了。我深知D内斗争的复杂性，但也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事情的真相迟早会弄明白的。但是这个曲折而严酷的过程可能是很漫长的，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屈辱。我对荃麟诚恳地谈了我内心的痛苦。荃麟说，先留在D内，再慢慢地解决，被开除了就更难办。但我知道荃麟传达的是周扬等人的话，实际上是对我进行威胁。

荃麟不过是个传话的人，他做不了主。我清楚，荃麟说的中央或上边，毫无疑问是周扬。在万般无奈之下，最后我同意照办。这是一件令我一生悔恨的违心的事。我有好多天整夜睡不着，胃痛得很厉害，我按他们的指点，起草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有关注释。我以为D籍可以保留了。但是，我上当了，我最终被活活地欺骗和愚弄了。为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最后只有一死，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几次下决心到颐和园投水自杀，但我真的下不了这个狠心。我的几个孩子还小，需要我照料，妻子没有独自为生的条件，再痛苦也该活下去，等到那天的到来;历史最后为我澄清一切。”雪峰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也哭了。

我的D籍早两年已宣布被开除，当时我的心情与雪峰完全一样。以上雪峰的自述以及当时的谈话情景，我永远不会淡忘。我相信林默涵了解全部内幕情况，他不该提出这个疑问，他本应该是说明事实真相的知情人。

记得我在会上讲完以后，林默涵没有反驳，一直保持沉默;从他的表情看得出，他没有料到有人会揭露出事情的真相。散会以后，听说雪峰的女儿雪明在场，听了我的发言后说，牛汉讲的是真实的。让我失望的是，不论周扬，还是林默涵，对这个事件，一直没有做出必要的说明和反省。邵荃麟同志在“十年”结束前已去世，他如果现在还健在，我相信他会把全过程谈得清清楚楚我不得不写这篇文章，历史的真相不应当湮没。

(见《读书人报》,第72期,2000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