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严武与巴中南龛石窟||李雪梅

严武与巴中南龛石窟

李雪梅

严武是唐代中期朝廷的重要官员，与巴州的缘分始于唐肃宗时期“房琯事件”。在巴州为官期间，严武十分重视佛教文化遗迹保护建设工作，特别是在南龛石窟，他主持修建寺庙、请赐寺名、新镌佛像，清理植被、优化环境、题留诗词，不仅改善了南龛石窟造像的赋存环境，也为历代文人雅士构筑了揽胜怀古的精神家园。他是有历史记载的保护南龛“第一人”和“光福寺”置寺之人，为南龛石窟保护传承作出了具有奠基意义的贡献。

一、严武生平及自带的“流量”

严武之于南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现存于南龛云屏石的《严武奏请赐额表》碑与现存于南龛老君洞石壁的《题巴州光福寺楠木》诗。《严武奏请赐额表》中有对南龛实施保护、建设的具体举措，《题巴州光福寺楠木》则成了南龛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源头活水”。严武也因自身的影响力和较高的文学素养成为巴州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知名人物。

出身名门，历官数任。严武出身名门世家，是唐玄宗时期的尚书左丞严挺之之子，一生活了 40 岁，为官 20 年，其为官历程在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书中均有记载，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历练阶段，以门荫入官，先后担任太原府参军事、陇右节度判官、侍御史 ；二是靖难阶段，安史之乱爆发后扈从玄宗入蜀，追随肃宗平叛，先后担任玄宗任命的谏议大夫和肃宗任命的给事中、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 ；三是被委以重任的阶段，主要在蜀地任职，曾“四登会府地，三掌华阳兵”。离任巴州后，先后出任东川节度使、成都尹、剑南节度使等职，最后以军功获封郑国公，是肃宗、代宗时代，威震蜀地的封疆大吏和铁血将领，也是千余年来参与南龛石窟保护修缮工作中官职最高的朝廷官员，对南龛石窟的保护和传承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采卓绝，交游雅士。从严武自身的文学造诣来看，他出身官宦世家，自幼博览群书，加之长期的文化熏陶和豪爽的性格，造就了刚柔并济的文采特质。被收录在《全唐诗》中的《军城早秋》便是严武在率军抵御吐蕃军的战斗中写下的。“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该诗既显示了严武作为一方主将的才略和武功，也表现了这位统兵主将的辞章文采。同时，严武又与同时代的杜甫、王维、岑参、高适、郄昂、羊士谔等文人雅士关系密切，彼此间多有唱和之作流传于世，是一位“文能提笔，武能上马”的能文善武之才。

仗气任侠，残忍暴虐。根据史书记载，“（武）神清气爽，敏于闻见。读书不究精义，涉猎而已。” 可见严武的性格豪爽和不拘小节 ；“……武始八岁，怪问其母，母与之故。武愤然以铁锤就英寝，碎其首……‘儿故杀之，非戏也。’”8岁便敢于以铁锤击碎父亲侍妾的脑袋，面对左右的询问还能如此淡定地作出“这不是游戏”的回答，可见其残忍 ；“梓州刺史章彝，始为武判官，因小忿杀之。”镇蜀时，竟活活打死了因小事惹怒了他的梓州刺史章彝，又可见其暴戾。严武也因此颇受史官诟病，五代时期史官刘昫就给予严武“不禀父风，有违母诲，凡为人子者，得不戒哉！虽有周孔之才，不足称也，况狂夫乎！”的评价。 对此，韩成武、韩梦泽认为新旧唐书对严武的评价有失公正，并撰文《两唐书本传中的严武与杜甫笔下的严武》为其正名，认为严武是一位敢于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时代英雄，是一位生逢乱世却能力挽狂澜的豪杰。在特殊时代，他不肯作循吏，而是敢赏敢罚，重赏重罚，以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时时作为行事准则。

其实，无论史书和学界给予了严武什么样的评价，他始终都是唐代中期自带“流量”的知名人物，是巴州历史上官职较高的“京官”。虽为贬官，却也是一位在肃宗皇帝心中颇有分量的贬官。毕竟，他既扈从过玄宗入蜀，也追随过肃宗平叛，是行走在皇帝身边的官员。后来，肃宗皇帝能够准严武所请并为寺庙赐名“光福寺”，也与严武的身份有着莫大关系。

二、严武对南龛石窟的保护传承实践

唐乾元元年（758）六月，严武作为房琯一党被贬为巴州刺史。初至南龛，严武发现这所颇具规模、雕刻精美的“前件古佛龛”因为缺乏必要的维护而显得有些萧条破败，犹如明珠蒙尘，未能绽放其应有光芒，于是从两个方面加强对南龛石窟的修缮维护。

（一）清理崖面，优化造像赋存环境。经实地查看，严武对南龛摩崖造像得出“旧石壁镌刻五百余铺，划开诸龛，化出众像，前佛后佛、大身小身，琢磨至坚，雕饰甚妙，属岁月绵远仪形亏缺”的结论，认为南龛的摩崖造像规模大、雕刻精美，但也有部分造像由于年代久远而残缺。于是“扫拂苔癣，披除榛芜”对崖壁进行清理，并在随后上疏肃宗皇帝的奏表中用“仰如来之容，爰依鹫嶺”描述清理后南龛摩崖造像庄严神圣的真实面貌。其实，就当时情形而言，或许严武清理植被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更好地展示这些雕刻精美的珍贵石刻文物，但他此举却在事实上加强了对南龛摩崖造像的日常养护和预防性保护，减少了植物对崖面的根劈作用，延缓了造像表面剥落和霉菌滋生等病害的发育。

（二）兴建佛寺，促进石窟文化传播。在完成对南龛摩崖造像崖面植被清除和造像表面除尘等基本维护后，严武又在此兴建寺院，并通过向唐肃宗上疏奏请的方式让新建寺院成为官方承认的敕额寺，成功实现了宗教信仰与文化传承在空间上的有机组合，让南龛成为千余年来巴州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关于严武的建寺缘由，笔者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其一，为寄托家族的佛教信仰。严武家族成员大多崇奉佛教，其父严挺之，晚年不仅侍奉在惠义僧身侧，惠义死后还为其披麻戴孝，甚至还在自己的墓志中写道，希望死后能葬在惠义灵塔之左。严武家族的其他成员也多有信佛之人，沈国在《北朝隋唐冯翊严氏奉佛考》一文中，列举了严武诸多家族成员倾心于佛教的事迹，其中包括严武的 3 个女儿先后在洛阳出家，且与洛阳禅、律二宗关系密切。同样，严武本人对佛教的态度也是十分虔诚，在上奏表文中的“仰如来之容，爰依鹫嶺”就表达出严武对这处佛教圣地的虔诚敬畏之心。“精思竭诚、崇因树果”，又体现了严武信对佛教教义中因果关系的遵循。为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严武还在南龛为父镌造了一龛观音像。可以说严武家族对佛教的崇奉是严武在这里兴建佛寺的重要原因。

其二，为给巴州申请一个合法寺院名额。唐代普遍实行寺额制度和僧道度牒制度，通过赐名给额，管控寺院数量，以便抑制寺院的过快增长。有寺额的寺院被认定为合法寺院，没有寺额的寺院则极有可能在一场运动中被拆除。在唐代对寺院实施严格规范管理的情况下，严武希望通过建寺、上表奏请的方式为巴州争取一个合法寺院名额，这无疑是加强南龛摩崖造像保护管理的最有效举措。

其三，为文人雅士打造揽胜怀古的精神家园。随着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唐代的寺观不仅是宗教信仰的神圣空间，也是众多文人雅士聚集的首选之地。严武本就有着较高的文学修养，具有文人情怀，因此在这里“建造屋宇三十余间，并移洪钟一口”a，对这片佛教造像精美的清幽静谧之地予以倾力打造。羊士谔曾在《题郡南山光福寺》诗中以“岩廊初建刹，宾丛亟鸣笳”，对寺庙建成之时，文人、官员齐聚于此的场景有过描述。

三、开启巴州官员保护传承南龛石窟的历史

严武之前，南龛佛像虽精美，但被杂草湮没，古楠树虽为奇观，却少有人观瞻。严武在《题巴州光福寺楠木》中以“看君幽霭几千丈，寂寞穷山今遇赏”道出了南龛山的清冷境况。严武的到来，让南龛的环境得到极大优化，可以说是开创了保护传承南龛历史文化工作之先河，树立了巴州地方官员为弘扬传承巴州历史文化主动作为之榜样。

自此之后至民国时期，南龛石窟的龛窟间隙中见缝插针般地刻满了造像记、妆彩记、修缮记，其中不乏巴州历代官员对南龛石窟的保护传承印记。比如 ：唐光启、文德年间，掌管巴州地方军事的武官李思弘两次为南龛大佛区近 300 身佛像妆彩，并清理了附积在佛像身上的苔藓、藤萝等植物 ；明崇祯年间，巴州刺史卢尓惇曾组织为南龛百余身佛像妆彩，此次妆彩的墨书题记现存于南龛 112 号龛龛楣内侧，其妆彩效果被后世称之为“辉煌”；清光绪年间，巴州代理知州吴灿纶在南龛实施了大规模的修缮和妆彩，从赵堉题留壁间的修缮记录可知，本次妆彩修缮活动不仅包括了崖壁清理、佛像妆彩，还对寺庙殿宇进行翻新，是对南龛石窟的一次彻底修缮和维护，南龛今之色彩多为此次重妆 ；民国时期，巴中县知事杨俊卿组织捐款重建麓阴亭，并培修寺楼及老君洞楼，对寺庙进行部分重建和培修。正是有了历代地方官员的不断保护修缮，才成就了至今依然精美的珍贵石刻文化遗产。

四、搭建跨越时代的文化交流平台

初至南龛，严武在这里邂逅千年古楠，遂作诗《题巴州光福寺楠木》刻于老君洞石壁，以抒发感慨。此诗一经镌刻，便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严武同时期的监察御史史俊与严武以不同的心境欣赏古楠，一题二诗作《题光福寺楠木》同刻一龛。后世文人亦以此为母题，反复题咏，多次创作，共同构成了南龛石窟丰富厚重的文化内涵。

宋代抗金名将宗泽在奔赴抗金前线之前的宋徽宗宣和元年至钦宗靖康元年（1124—1126）出任巴州通判，在巴期间曾两次来到南龛，评论严武的诗是高雅的诗篇，并以古楠为题写下了千古名篇《古楠赋》，激励自己能够像古楠一样成为抵御外敌的栋梁之材。宋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杨庭倚游览南龛，写下《庭倚来游慷慨怀古》，既咏叹古楠，也缅怀先贤。在诗中，他高度评价严武，以“曾观老柏怀诸葛，今对古楠思郑公”，将严武与诸葛亮、古楠与丞相祠堂的古柏相提并论。

宋淳熙初年，利州路提刑官、江苏人邵稽仲与巴州守杨庭杰（字子厚）同游南龛，见到严武为报父恩开凿的观音像和镌刻在峭壁上的《题光福寺楠木》诗，十分感慨，遂而赋诗《子厚使君登南龛古楠寺》，高度评价严武的孝敬之心和诗作文采。同样是在宋淳熙年间，巴州郡丞赵善期严格按照严武《题光福寺楠木》诗韵律再创佳作《古楠歌用严郑公韵》，在诗中以“赓载长谣韵更清，琼钩珠佩相联响”，形象描绘出南龛呈现的“以文会友、薪火相传”的文化场景。宋嘉定年间，巴州知州赵希璿在《季春下浣游南龛》中，用“巨木老已仆，赖有横石撑。自从严大夫，废兴今几更”的诗句，感叹楠木树久经沧桑，自严武以来，南龛的赏楠吟诗之风直至南宋晚期的几百年间都处于兴盛时期。

清初至民国时期，严武对于巴州历史文化发展、传播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康熙年间，简阳人魏冠军在神仙坡题诗《遊南龛寺偶题》。清末，有人将宋代万公题留在老君洞内的《九日南山诗》通过改刻、添加，变成了严武作、杜甫书的唐代作品，体现了改刻之人对严武、杜甫的怀念之情。民国 11 年，巴中县知事甘梯云在陪同四川军阀田颂尧游览南龛时登高远眺，同样因严武而发出了“杜陵洗墨长留此，严武遗疏尚在兹”之感慨。

一代代文人雅士在南龛赞美古楠或缅怀、凭吊严武，和韵、次韵之风经久不衰，一个严武成了几个朝代一千多年的文化话题，也让南龛的崖壁上遗迹重叠着遗迹，古迹咏叹着古迹。他们在赏析南龛历史文化中又创造出更多新的历史文化，极大丰富了南龛石窟的文化内涵，也为了解巴州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留下了珍贵的实物史料。

可以说，南龛石窟历经 1400 余年风霜至今完好，离不开严武等历代官员的守护和不断增镌。是一首首隐于斑驳石花间的诗词，重叠出了南龛的千年风华。没有唐时之严武，便没有今日之南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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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5期“巴蜀石窟文化专刊”）

作者：李雪梅（巴中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