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科举第一榜”，他是主考官

□邓海平

在我们的“考神”系列中，欧阳修的科举之路最为坎坷。天圣八年（1030年），二十四岁的欧阳修参加礼部考试，主考官晏殊读到他的答卷后赞不绝口，将其置于第一名。然而殿试之时，他的名次滑落至第十四名，与状元失之交臂。但真正让欧阳修名垂青史的，并非他自己的考卷，而是他作为主考官的那双慧眼。

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出任礼部试主考官。正是他，录取了两个后来名震千古的学生——苏轼和苏辙。这一榜堪称科举史上最辉煌的一届：千古文章大家苏轼、苏辙，理学家曾巩、曾布，以及后来变法的核心人物吕惠卿、章惇等人，全部出自这一年的进士榜。后世称这届科举为“千年科举第一榜”。一个人考得好叫奇迹，一个人能发掘满榜奇迹，欧阳修才是真正的伯乐。他不仅自己榜上有名，还向天下输送了整整一个时代。

家贫求学苦，画荻启慧根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公元1007年（北宋真宗景德四年），他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父亲欧阳观任绵州军事推官。欧阳观为官清廉，乐善好施，俸禄虽薄却常接济穷苦，以致家无余财。不料天不假年，欧阳修四岁那年，欧阳观在泰州判官任上病逝。

家中的顶梁柱倒了。郑氏带着年幼的欧阳修，扶着灵柩千里跋涉，回到欧阳观的老家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只得前往湖北随州投奔欧阳修的叔父欧阳晔。欧阳晔与欧阳观乃同榜进士，官至随州推官，同样是位清廉耿介的清官。欧阳修在为叔父所作的墓志铭中写道：“修不幸幼孤，依于叔父而长焉。尝奉太夫人之教曰：‘尔欲识尔父乎？视尔叔父，其状貌起居言笑皆尔父也。’”欧阳修虽幼，却已从母亲的沉痛言语中感受到叔父如父亲般的温情与分量。从此，叔父不仅是庇护他的长辈，更在他心中刻下了父亲的影子。

然而欧阳晔家中本有三个儿子要抚养，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如今又添了四口人吃饭，生活变得尤为艰难。

欧阳修到了该入学的年纪，家中却连购买纸笔的钱都拿不出。郑氏出身江南名门，受过良好教育，她在屋前的沙地上铺平，砍来芦苇秆，一笔一画地教儿子识字写字。这便是“画荻教子”的来历。砂砾磨破了欧阳修的手指，他咬着牙继续写。在欧阳修学习到一定程度后，叔父欧阳晔也开始不时对他进行教导和考校。郑氏还常常指着庭院中的石头和树木教他作对子，每念“水光”，便让他对“山色”。兴之所至，母亲吟起杜甫的《春夜喜雨》，儿子便接诵李白的《将进酒》。琅琅书声从随州的小院里传出，与秋风落叶交织在一起，成了欧阳修记忆中最温暖的底色。母亲的教导如沙地上的字迹，一笔一画刻进了他的骨子里。

十岁时，欧阳修从邻居家借到一本残缺的《昌黎先生文集》，读得如痴如醉。韩愈的古文像一束光，照进了他贫瘠的童年。他请求母亲允许他把整本书抄下来，郑氏含泪点头。欧阳修从此立志仿效韩愈，不再满足于应付科举的时文，决心要写出传世之作。

两试尽落第，三挫志不折

天圣元年（1023年），十七岁的欧阳修第一次参加随州州试。其中一道考题是论证《左传》的荒诞之处，欧阳修熟读《左传》，列举了其中鬼怪神异之说不可信，洋洋洒洒，文采斐然。然而试诗时却因疏忽大意，押韵的字超出了官韵限定的范围，因而铩羽而归。三年后，他通过乡试，满怀信心进京参加天圣五年（1027年）的礼部省试，又被黜落。

两次落第的打击没有击垮欧阳修，流言蜚语却像潮水般涌来。他把自己关在房里一整天没有出门。郑氏轻轻推开门，没有一句责备，只是默默端来一碗粥。欧阳修抬头看见母亲鬓边新增的白发，咬紧牙关：“娘，我还想再考。”

这次落第离京时，很多朋友为他送行。欧阳修心情忧伤，归途经过江州时作了《琵琶亭上作》，感叹“九江烟水一登临，风月清含古恨深”。天圣六年（1028年），欧阳修带着自己的文章前往汉阳，拜见翰林学士胥偃。胥偃读后大为惊叹，当即把他留在门下，后来还将女儿许配给他。

天圣七年（1029年），欧阳修在胥偃的举荐下参加国子监考试，一举夺魁，补广文馆生。同年秋天参加国学解试，再次夺得第一。次年，他顺利通过礼部省试，主考官晏殊读其卷后定为第一名，欧阳修成为这一科的省元。殿试在崇政殿举行，宋仁宗亲自主持，考题为《藏珠于渊赋》。欧阳修从容应答，最终以甲科第十四名进士及第。

夷陵翻案牍，巨眼识洞天

金榜题名后，欧阳修被授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留守推官，赴洛阳上任。在洛阳，他与梅尧臣、尹洙等才俊交游唱和，切磋古文，文名渐起。西京留守钱惟演“善待士，未尝责以吏职”，为幕府文人创造了宽裕的氛围。欧阳修与尹洙、梅尧臣、杨子聪、张太素、张尧夫、王几道结为“七友”，流连于雅集唱和，“日相往来，饮酒歌呼，上下角逐，争相先后，以为笑乐”。初仕洛阳，少年意气，诗酒风流，这段逍遥烂漫的时光成为欧阳修一生念念不忘的记忆：“伊川山水洛阳花”，是他心底的温柔乡。其中尹洙和梅尧臣对欧阳修的影响尤其重大。《四库全书总目·宛陵集提要》称：“佐修以变古文者尹洙，佐修以变诗体者则尧臣也。”在双桂楼的较量中，欧阳修获得了“一日千里”的进步，此后欧阳修的古文写作渐趋成熟，尊韩复古的风潮从此在士林中蔚然成风。他一生都感念这两位挚友。梅尧臣去世后，他作《祭梅圣俞文》，深情追忆初识：“昔始见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壮。读书饮酒，握手相欢，谈辩锋出，贤豪满前。”长安少年多才俊，洛阳水畔，伊阙山下，他们把酒吟诗的日子里，欧阳修的文笔日渐老辣，日后震动文坛的“欧文”就是在洛水之滨打下了初稿。梅尧臣毕生坎坷，欧阳修由此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著名观点，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

然而好景不长。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上书抨击宰相吕夷简专权被贬饶州。满朝文武噤若寒蝉，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拍案而起，写下《与高司谏书》，痛斥谏官高若讷落井下石，“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被贬为夷陵县令。

夷陵地处峡州，荒远偏僻，多大山高岭，是经济落后的“蛮夷之地”。初到夷陵，欧阳修想要找一本《史记》或《汉书》打发时间，搜遍县衙竟一无所获。他只好翻阅陈年公案卷宗，竟读出了一身冷汗：其中冤假错案不可胜数，“无中生有的，颠倒黑白的，徇私枉法的，无所不有”。他仰天发誓：“自尔遇事不敢忽也！”从此整顿吏治，平反冤案，教民礼让，不到一年政绩斐然，被治理得井井有条。

欧阳修后来官至副宰相，晚年回顾这段经历时说，三十多年来，他遍历中央和地方，都是拿“不敢马虎”这句话来自励的。清朝袁枚《随园诗话》评价：“庐陵事业起夷陵”，其政治生涯和史学、文学事业的重要起点正是在此。

醉翁亭中记，山水寄酒兴

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起用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被召回京，擢升知谏院，遇事必奏，言辞切直，举劾官吏，无所顾忌。他接连上书四十余道，针砭官场积弊。新政触动了保守派的利益，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等人被贬，欧阳修也被外放滁州知州。

滁州群山环抱，欧阳修到任后实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公务之余，他常与僚属到琅琊山游赏。山中的智仙和尚为他建了一座亭子，欧阳修便自号“醉翁”，取名“醉翁亭”。

一个傍晚，他坐在亭中，望着夕阳下的群山，提起笔写下了《醉翁亭记》。开篇便是千古绝唱：“环滁皆山也。”全文贯穿一个“乐”字，那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看似洒脱，骨子里却是一个贬官对朝局的深深失望。当时他正当四十盛年却自号“醉翁”，正表明他借山水之乐排遣谪居的苦闷。此作传到汴京，朝野震动，争相传抄，连宋仁宗读后都赞叹不已。

嘉祐开文运，桃李满玉堂

至和元年（1054年），欧阳修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宋祁文风华丽，欧阳修主张简洁，两人反复切磋，终成一部“事增于前，文省于旧”的传世正史。他独自撰写的《新五代史》，更以“春秋笔法”褒贬人物，字里行间透着凛凛正气。欧阳修在史学上的成就，同样来自洛阳时期的奠定——尹洙的古文理论及创作方法深刻影响了《新唐书》的书写，《宋史》本传记载他奉诏修《唐书》和自撰《五代史记》时，“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

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礼部贡举。他力排众议，罢黜险怪浮靡的“太学体”，选拔了一批文风质朴的真才实学之士。苏轼、苏辙、曾巩等皆在此榜脱颖而出，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六家半出其门下。苏轼后来回忆：“嘉祐二年贡举，吾从欧阳公游，始知文章之变。”欧阳修一生爱惜人才，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包拯等都曾受其提携，堪称“北宋伯乐”。最令人称道的是他与王安石的一段佳话。早在被贬滁州时，曾巩向他推荐王安石的文章，欧阳修读后非常赞赏。尽管王安石恃才自傲，十多年后才登门拜访，欧阳修毫不介意，后来皇帝让他推荐宰相人选时，仍将王安石列于首位。

晚年退居颍州后，欧阳修每日读书、会友、饮酒，自号“六一居士”——藏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老翁一个。他在《六一居士传》中写道：“吾之乐可胜道哉！”熙宁五年（1072年），欧阳修在颍州家中安然病逝，享年六十六岁。他一生著作等身，身后谥号“文忠”。

从芦荻画沙到文坛盟主，从两试落第到一代宗师，欧阳修用他的一生证明：真正的“考神”，不是考场上一时的名次，而是一生都在与自己较劲的韧劲。他写《醉翁亭记》时，说自己“饮少辄醉”，可他的酒量不大，他笔下的山水却是如此清醒。千百年后，滁州的醉翁亭还在，琅琊山的清风还在，那篇千古雄文还在。人走了，山水还在；官丢了，文章还在。这便是欧阳修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心中有山水，笔下便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