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军司令表态：我们可以去中国周边，但是解放军不能靠近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军方这套说辞背后，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显露无遗，而当今世界权力结构与战略现实早已发生深刻重塑。

近期，澳大利亚国防军总司令约翰斯顿在《悉尼先驱晨报》独家访谈中，向公众抛出一套逻辑断裂、立场鲜明的表述。这位即将结束任期的最高军事长官再度搬出“中国军事扩张论”老调，宣称中国海军力量持续增强后，在西太平洋及印度洋展开的常态化远海部署，其战略动因“难以预判”，因而构成“显著安全风险”。

话音未落，他随即坦承：澳军舰机常年跨越数千公里，频繁进入南海、东海乃至台海周边水域，执行侦察监视、联合演训与前沿存在任务。但面对中澳两国在公海空间内性质高度相似的远洋行动，他径直启用两套彼此割裂的价值标尺——澳方深入亚太腹地属于“履行国际责任”，中方驶入南太平洋公海却被定性为“释放模糊信号”，必须“严密监控、及时反制”。

同一段对话中并存两种完全对立的判定范式，内在张力跃然纸上。

（澳大利亚国防军总司令）

澳军年年来中国附近，却自称是“例行航渡”

仅凭澳方官员单方面陈述，外界极易误判其对华周边军事活动属临时性过境行为。事实却是：过去十余年，澳海空军力量持续、高频、定向部署于中国近海海域，绝非偶然穿行，而是系统化、机制化的长期战备安排。

在南海方向，澳大利亚长期配合美英等盟国实施所谓“航行自由”宣示行动，定期派遣护卫舰、巡逻机及电子侦察平台进入相关海域。所有行动均统一冠以“捍卫国际法”“保障全球航道畅通”之名，将带有明确指向性的军事介入，包装为维护多边秩序的道义担当；把与域外势力合练、穿越敏感海峡等战术动作，美化为常规防务协作与标准海上通行。

但基本地理常识无法绕开：南海、台湾海峡距澳大利亚本土逾四千公里，既无历史管辖依据，亦无现实安全关联。如此远距离投送兵力至他国毗邻海域，本就天然具备战略施压属性。可澳方始终以规则解释者自居，对他国正当海上行动横加审视，却刻意淡化自身跨半球军事前出的本质特征。

更值得警惕的是，澳方不仅无意收手，反而公开承诺将持续扩大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密度。这并非临时政策调整，而是其深度嵌入印太战略框架下的结构性选择——年度联合演训场次逐年递增，与美日菲等国的联合作战协同日趋紧密，区域军事能见度持续攀升，却始终用“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话语外壳，掩盖其强化地缘制衡的真实意图。

澳方反复强调自身行动“有法可依”，却刻意回避最根本的法理悖论：若其行为确属合法行使权利，则理应尊重并接纳他国在相同海域的对等实践。当前中国海军远海训练已覆盖西太、印太乃至南太全域，澳方一面加码对中国近海的军事渗透，一面否定中方在公海空间内的合法存在权。此类双重标准早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知的事实，再华丽的外交修辞也难掩其服务于特定地缘博弈目标的本质。

解放军不能靠近澳大利亚？

今年7月，当被问及中国海军编队在澳大利亚专属经济区外海域组织实弹演习时，约翰斯顿当场亮明其评判逻辑：澳军赴中国周边是“守护全球公域秩序”，中方舰艇出现在澳洲邻近公海则是“彰显军事威慑意图”，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此番表态直接将争议焦点从地理坐标转向澳方一贯奉行的差别化价值体系。需明确指出：中国舰艇全程严格限定于国际法所定义的公海范围，且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01条要求，提前十五日向国际海事组织提交实弹射击通告，明确划定禁航区域并提供避让指引。只要未侵入他国领海或毗连区，各国军舰在公海开展航行、操演、补给等活动，均为主权国家固有权利。

然而澳方却第一时间发布“严重关切”声明，称此类行动“可能加剧地区不稳定态势”。

归根结底，完全一致的公海行为，只要隶属澳美同盟体系，即被赋予“透明、规范、建设性”的正面标签；一旦由中方执行，便立即被贴上“挑衅、失衡、不可预测”的负面印记。同样遵循《公约》条款的航行实践，一个被冠以“自由航行”的崇高称谓，另一个却被污名为“灰色地带施压”，这套话语权主导权的归属，早已不证自明。

从国际法视角审视，军舰在公海行使航行、训练、演训等权利，前提是不侵犯他国主权与管辖权，此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6至90条明确确认的基本准则。中国海军近年远海训练频次稳步提升，赴西太平洋、印度洋及南太平洋执行多样化任务，正是建设世界一流海军进程中必然的战略延伸。既然澳方可将军舰常态化部署至中国近海，中国海军自然有权在澳大利亚周边公海开展符合国际规范的远洋实训。

约翰斯顿反复强调“性质截然不同”，实质反映的是其深层认知仍滞留在旧有霸权秩序惯性之中。澳大利亚长期依托美国主导的安全架构运行，习惯将西太平洋视为盟友势力范围内的“准内湖”，尚未真正接受中国海军作为全球性力量参与区域事务的新常态。当中国舰艇开始常态化出现在南太平洋、塔斯曼海甚至澳大利亚东海岸外海时，澳方感受到的认知冲击，远超实际军事层面的影响程度。

难道澳大利亚仍沉溺于殖民时代的历史幻觉？以为仅靠几艘驱护舰抵近就能迫使中国妥协退让，这种想法既脱离现实又显得荒谬。本质上，这类国家面对中国崛起时，潜意识里的优越感与刻板偏见从未真正消解，却又不得不正视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中国已是具备完整主权意志与强大防御能力的全球性大国。

依托自主可控的造船工业、尖端舰载武器系统与全要素作战保障体系，中国海军已突破近岸防卫的传统边界，形成覆盖三大洋的跨战区遂行能力。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再到南太平洋，远海训练不再是阶段性突破，而是制度化、标准化、常态化的战略实践。这绝非几句主观质疑所能动摇的发展进程，而是国家综合实力跃升与海外利益拓展在海洋维度的自然映射。任何秉持客观立场的观察者都会认同：只要恪守国际法框架，远海行动本身即具充分正当性与合法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文本百年未变，澳方对条款的适用尺度却随航行主体国籍变化而弹性浮动，这正是约翰斯顿言论矛盾性的根本症结所在。他真正信奉的并非法律条文本身，而是服务于西方阵营利益导向的“情境化规则工具”。

这种做法本质就是赤裸裸的选择性适用，澳大利亚若想充分享有公海自由航行的权利，就必须承认规则适用于所有缔约国的基本前提。那种只主张特权、规避义务的海洋霸权逻辑，早已随着多极格局深化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而彻底失效。

从个体动机分析，约翰斯顿特意选在其职务交接前夕集中释放涉华强硬信号，显然带有清晰的政治操作意图。澳大利亚国内政治生态长期依赖外部威胁叙事凝聚共识，军方高层离任前借对华议题发声，已成为巩固个人影响力、维系军方话语权的惯常路径。此举实质是以牺牲中澳关系长期稳定为代价，换取短期政治资本的功利主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