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七岁神童遭奸人算计，落魄街头乞讨三年，破庙拾得香囊竟做了亭长

江南东路池州府贵池县，有一户姓沈的人家。家主沈德厚，本是个落第秀才，在县城东街开了间小小的书塾，教几个蒙童识字读书，挣几文束脩度日。他妻子吴氏，是邻村裁缝吴老三的闺女，手脚勤快，里里外外一把手。夫妻二人成婚五载，膝下只得一子，取名沈明远。这孩子生得聪明，三岁上便认得百十个字，五岁能背《千字文》，七岁那年，竟自己凑了几句诗来，写在院子里晒谷子的竹匾背面。沈德厚拿去给县学教谕看，教谕捋着胡子连连点头，说："此子若好生栽培，日后必中进士。"

这话传开去，街坊邻里都来道贺。偏偏隔了两条巷子，住着一个开当铺的周文才。这周文才原也是读书人，考了三回乡试都没中，心里头便生了歪念。他有个儿子周天赐，比沈明远大两岁，读书读得磕磕绊绊，连《三字经》都背不囫囵。周文才听人夸沈明远是神童，心里便像扎了根刺，日思夜想要把这孩子踩下去。他老婆赵氏是个泼辣妇人，常在院子里叉着腰骂："一个穷酸秀才的崽子，也配叫神童？我看是投胎投得好罢了！"

这一年秋天，沈德厚收了几个新学生，其中有个叫钱管事的，是周文才远房表亲，在县衙门里做书办。周文才便备了一坛好酒、两斤猪头肉，请钱管事到家里吃饭。酒过三巡，周文才压低声音说："表兄，我听说县衙里正在查什么私刻印书的案子，你看……"钱管事夹了块猪头肉，含含糊糊说："这事嘛，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周文才又推过去二两银子，钱管事把银子攥在手心里，揣进袖筒，嘿嘿笑了一声。

没过五日，沈德厚正在书塾里教孩子念《论语》，忽听外头一阵脚步乱响。两个衙差闯将进来，铁锁往沈德厚脖子上一套，喝道："沈德厚私刻伪书，图谋不轨，跟我们走一趟！"沈德厚大惊失色，喊道："冤枉！我哪里刻过什么书？"衙差哪里听他分辩，拽了就走。吴氏在后头追出来，哭得跌倒在地，几个邻居赶紧扶住。沈明远站在门槛上，眼睁睁看着父亲被拖过巷子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沈德厚这一去，便再没回来。后来打听才知道，是有人在他书塾的夹壁墙里搜出了几本"违禁"的书册，上头盖着伪造的私印。县里判了个流放三千里，押送途中，沈德厚水土不服，病死在半路。吴氏得到消息，当场昏厥过去，醒来后便一病不起。家里没了进项，书塾散了，房钱交不起，只好搬到城外破土地庙里暂且栖身。吴氏拖了半年，也跟着去了。十岁的沈明远，从此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

周文才听说沈家败了，心里痛快，又使人把沈明远从破庙里赶出来，说那块地是他周家的祖产。沈明远一个孩子，能有什么法子？只得背了个破布包袱，里头裹着母亲留下的一件旧棉祆、半块干饼，流落到县城街头。头一年，他在城隍庙前替人写字换几个铜板，勉强糊口。第二年冬天大雪，他冻得发了高烧，倒在南街桥头，被一个讨饭的老头儿背到城隍庙里，灌了碗姜汤才捡回一条命。打那以后，他便真成了乞丐，白日里沿街讨饭，夜里睡在城根底下的草垛里。

且说这一日，正是深秋，天擦黑的时候。沈明远拖着一条瘸腿——那是去年叫野狗咬了一口，没钱治，落下的毛病——慢慢往城北走。他饿了一整天，肚子咕咕直叫。走到城外三里地的一座破庙跟前，庙门半掩着，里头黑灯瞎火。他推门进去，想找个避风的角落过夜。刚踏进门槛，脚底下绊着一个软囊囊的东西。他蹲下一摸，是个青布包袱，打开来看，里头竟装着七八个绣花香囊，个个绣工精细，里头塞着香料，有沉水香、有龙脑、还有几味说不上名的药材。包袱角上还拴着一块小铜牌，刻着"亭"字。

沈明远正发愣，忽听庙后传来一阵咳嗽声。一个驼背老妇人拄着拐棍走出来，头发花白，衣裳虽旧却洗得干净。她瞧了沈明远一眼，又瞧瞧他手里的包袱，叹口气说："孩子，你拿了这东西，倒也是缘法。这是我亡夫留下的，他从前在驿道上当过亭长。我如今走不动了，这些香囊本是要送到前头柳家庄亭驿去的，交给那里管事的孙伯年。你若肯替我跑一趟，我把身上仅剩的几十文钱都给你。"

沈明远接过铜钱，又问了路。老妇人细细嘱咐："到了柳家庄，你找亭驿管事孙伯年，把包袱给他看，就说是陈王氏托你送来的。他看了铜牌自然明白。"沈明远点点头，揣好包袱，第二天一早就上了路。他虽然瘸了腿，走得慢，但从前跟着父亲读书认路，方向倒不差。走了大半日，远远望见几间瓦房，门口挂着"柳家庄驿"的木牌子。

进了驿站，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正在院里劈柴。沈明远上前行礼，把包袱递过去，说了陈王氏的话。那汉子便是孙伯年，接过包袱一看铜牌，脸色变了变，把沈明远拉到屋里坐下，倒了碗热水给他。孙伯年说："你这孩子，怎么弄成这副模样？"沈明远也不隐瞒，把自己的遭遇简略说了。孙伯年听完，一拍桌子说："周文才那厮，我早听说过，不是个好东西！这铜牌是当年县太爷亲发的，凭这牌子，亭长出缺可以递补。我在这驿亭干了八年，上个月刚被人顶了差，正要告老回乡。你既然送了这包袱来，又识字懂礼，我便把你荐上去。"

沈明远惊得说不出话。孙伯年当天下午就带他去了县衙，找到户房的主事。那主事认得铜牌，又见沈明远虽衣衫褴褛，谈吐却不俗，当即问了几句话，沈明远对答如流。主事点了头，说："眼下北乡十里亭正缺个亭长，你先去顶着，日后若有考核再议。"就这样，沈明远领了一身皂衣、一根水火棍，到十里亭走马上任了。

说来也奇，沈明远做了亭长，竟然做得有模有样。他本就聪明，又吃过大苦，知道百姓难处。过路的商旅行人，他都照应得妥帖。遇上雨雪天，他把亭子里的柴禾生起来，给人烤火歇脚。乡邻们渐渐都知道十里亭新来了个年轻亭长，虽腿脚不便，心肠却好。有个种田的老汉叫李福生，常从亭前过，见沈明远冬天还穿单衣，便送了他一件旧袍子。沈明远千恩万谢，后来李福生家的闺女李巧娘来亭里送饭，一来二去，两人便熟了。

李巧娘是个爽利女子，不嫌沈明远穷，只说他人实在。李福生起初不大乐意，说："一个亭长，能有什么出息？"他老婆王氏却劝："你看他待人接物，比那些读书人还强些。再说咱们家也不是大户，门当户对罢了。"第二年春天，两家便把亲事定了下来。成亲那日，沈明远穿着亭长的皂衣，李巧娘坐着借来的花轿，虽不体面，却热热闹闹。

又过了两年，沈明远在任上立了功。有一回，一队押送官银的差役在亭前歇脚，夜里遭了贼。沈明远腿脚虽不好，却机警，听见动静便吹了哨子，叫醒巡夜的乡丁，把贼人堵住了。县里记了功，正式行文任命他做十里亭亭长，还赏了五两银子。消息传到贵池县城，周文才正在家中喝酒，听见这话，手里的杯子"啪"地掉在地上。他婆娘赵氏骂道："那小叫花子也能当官？老天没眼！"周文才脸色铁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沈明远把母亲的坟迁到了十里亭后头的山坡上，又设法找人打听父亲的下落，终究没能找回遗骨，只在坟前立了块碑，逢年过节去磕个头。他和李巧娘生了两个儿子，大的读书，小的种田，一家人日子虽不富裕，却安安稳稳。那陈王氏后来被孙伯年接到乡下养老，逢年过节沈明远都去探望，每次都带上巧娘做的糕饼。

有人问沈明远，当初若不是那一袋香囊，这辈子是不是就完了。沈明远蹲在亭前的石阶上，手里捏着旱烟杆，半天才说了句："命里该有的，绕多大的弯子也会来。那陈大娘要是没把包袱丢在庙里，我那天也不会走那条路。"说完磕了磕烟灰，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去巡亭了。秋风吹过驿道，十里亭的旗幡猎猎作响，远远望去，倒也有几分官家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