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为了一个治好我眼睛的承诺，将我嫁给了一个老头

作者 | 哈杰尔 · 海达尔尼亚（Hajer Haidarnia）

2025年12月10日

*这段叙述由萨利玛（Salima）向Zan Times记者讲述。

五年前，我的丈夫对我施以极端的暴力，我只记得自己因为剧痛和失血而失去了意识。当我醒来时，我的嘴歪了，下巴也骨折了，每一个见到我的医生都会问是谁把我打成这样的。

在去医院之前，我的丈夫逼我发誓绝不说出是他干的。他让我说我是从摩托车上摔下来的。看着他苍老的脸和白胡须，我竟然心生怜悯，向医生重复了那个谎言，尽管他动手打我是因为他的另一个妻子挑唆了几句。我不得不两次前往喀布尔进行手术，直到下巴被固定好，疼痛才得以缓解。那次治疗花费了10万阿富汗尼（约合人民币10,700元）。

我今年28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我原本住在昆都士。五岁那年，我的一只眼睛开始浑浊，随后逐渐彻底失明了。童年时期，父亲只带我看过一次医生，医生建议等我长大一些再回来做手术。然而，父亲并没有带我去治眼睛，而是把我嫁给了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男人。出嫁时，我只有17岁。

我的丈夫是昆都士至塔哈尔路线的一名汽车司机，与我父亲在其中一段路途中结识。他告诉我父亲，他婚后会为我医治眼睛。父亲对这门亲事非常满意。但我搬到塔哈尔后，那个承诺从未兑现。我的眼睛从未得到治疗，而在过去的11年里，我没有一天不在暴力中度过。丈夫常因为一点小事就殴打我，有时甚至把我打得几乎濒死。

求婚时，他坦言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妻子和七个孩子。但我父亲一心想把我嫁给他的朋友，根本不在乎这些。在我进入丈夫家后，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便不断地欺凌我。每当我抱怨时，被责备的总是我，而不是他们。

有时在另一位妻子告了我的状后，丈夫会让我收拾东西，然后开车把我送回娘家。因为害怕他再次动手打我，我会匆匆带上几件衣服和我的罩袍钻进他的车。过去11年里，有一半时间我是在父亲家度过的。而每次，父亲最终都会把我送回去。最后一次我丈夫把我和孩子扔在我父母家时，我待了整整一年 ，直到我的哥哥告诉他，如果他不把妻儿接走，就向塔利班举报。

△Zan Times/玛赫沙 · 艾尔汗木（Mahsa Elham）摄

于是，三年前，我的丈夫回来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区，以每月1,500阿富汗尼（约合人民币160元）的价格为我们租了一间小房子。他告诉我，只要他不在，我就没有任何权利抱怨任何事。他每两三周来看我们一次，带来少量生活用品，甚至不够我们维持一个星期。他总是这样说：“像我这样的老头，怎么可能平等地供养两个家庭？”

为了活下去，我只好去邻居家帮人洗衣服、洗地毯或做其他家务，换取一点大米或其他食物。尽管只有一只好眼睛，但我仍然坚持做刺绣，每件作品能赚取高达300阿富汗尼（约合人民币32元），这足够我买茶叶和肥皂了。

偶尔，在熬夜刺绣时，我会对自己说：如果我的两只眼睛都是完好的，就能赚更多的钱。如果我的父亲或丈夫曾为我治过眼睛，我今天就不会落到这般田地。但他们谁都没有支持过我，只是像踢球一样把我踢来踢去。

我的孩子们和我一样，在没有任何医疗照顾的情况下长大。我从没带他们看过医生。每当他们生病的时候，我的丈夫只会带回一瓶糖浆，说喝了就会好。在冬天，我拼命地护住自己和孩子们免于疾病。由于贫穷，根本没有人会带我们去诊所。

作为一名单眼失明的女性，我从未得到过任何机构的帮扶。我自认为是一个没有监护人的女人，自己带着三个孩子生活。在我的丈夫、父亲，抑或家族中任何一名男性中，从来没有一个人帮我登记过残疾身份或申请过援助。有一次我甚至听说，我丈夫的另一位妻子冒用我的身份证去领取了援助款。但我清楚自己不能对他说任何话，因为他只知道打人。

他来看我们的时候，我半句怨言都不敢有。否则，他可能就再也不来了。我只能沉默，只庆幸孩子们至少还能有个偶尔来看望他们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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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Zan Times

翻译 | 阿翔

审校 | ACR

排版 | 阿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