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在木叶的新书《少一个诗人就少一个夜晚》中，读到一句穆旦的诗，很是喜欢：“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诗句出自穆旦晚年的诗作《冥想》中的第二则。诗人深知死之将至，便冷眼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作此诗不久后，诗人便已辞世。穆旦一生颠沛流离，经历与时代跌宕同频。年轻时，他目睹山河破碎，中年后又历经各种运动，不确定与动荡贯穿着人生。
穆旦作为现代诗歌史上绕不过去的名字，诗歌才华与造诣毋庸置疑。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穆旦便是文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其诗歌轰动一时。穆旦对新诗的探索与理论，亦多有创新。然而，这么一个前途无量的诗人，在他壮年之后，几乎停止了诗歌创作。究其原因，正如木叶所言，遭遇了“困乏而多变的时代”。不过，穆旦并没有放弃文字，而是将所有的热情与才华倾注于诗歌翻译中。
借助着翻译，穆旦的文字仍在影响着无数后辈。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一文中，称赞穆旦的翻译，是“最好的文字”。正是像他这样的诗人翻译家发现了“现代汉语韵律”，启迪了一代又一代的写作者。当然，穆旦并未完全放弃写诗，只是当他再出诗作时，已是人生的暮年。这无疑是令人感到无比遗憾的。因此，他所言的用“全部努力”来完成“普通的生活”，具备着震慑人心的力量，冲击着人的心灵。
穆旦（摄于1975年11月）
“普通的生活”，很是吸引我。看起来，它是“向往的生活”的反面，既无诗意亦无远方，唯有平淡甚至是庸俗的日常。每个人都会憧憬与向往壮阔与诗意的生活。而这些，又是文学创作所不喜的主题。作家喜欢书写叛逆的人与逃离的故事。一个人无法承受婚姻、家庭的重压，干涸的心灵，亟须呼吸新鲜的空气，于是逃离到远方，仿佛他又重新活过来了，或者重新找到了自我的价值。这样主题的故事，不只是密集地在虚构的故事中，亦是非虚构文学的常客。三月中旬，我读了一本很喜欢的非虚构作品，叫作《逃走的人》，讲的是“逃”到鹤岗的年轻人的生活与日常。书里的年轻人，有的要逃离原生家庭，有的不堪无聊的工作，纷纷逃离到鹤岗，试图找到一处独属于自己的房子。虽然他们到了鹤岗，但所面临的生活，跟在大城市里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年轻人仍需要为自己的生计奔波。因此，在书的最后，许多年轻人又返回了大城市，接续上原本的人生。在鹤岗的经历，仿佛是人生的暂停与休假。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有着强烈逃离家的欲望。填报大学志愿时，执意要填远在千里之外的外省。大学毕业后，不想回广东发展，执意来上海找工作，这种“逃”的心理或多或少发挥着作用。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叛逆的人，亦无所谓原生家庭的创伤，我与父母相处得非常融洽。为何那时一心想“逃”呢？我想可能是年轻人不满于“普通的生活”的缘故，尤其是不愿意像父母那样普普通通地过完一生。
然而，在我三十五岁之后，越发察觉到“普通的生活”的价值。有一年腊月，我跟作者做完了一场新书分享活动，几个人正走向书店附近的地铁站。突然，我接到母亲的电话，是父亲在工作时出了一场意外，伤势颇为严重，亟须手术。当晚，父亲被送到邻市梅州的一家医院。路途遥远，交通并不便利。我需要先飞广州，再坐高铁到达梅州。午夜时分，我从虹桥机场出发，抵达广州时是凌晨，我辗转到火车站，却没料到火车站要在早上五点多才开门。我坐在广场上，想着父亲的手术，心情焦灼，疲惫不已。
在那一刻，我才恍然察觉到自己“逃”得这么远，是需要承受代价的。也就是说，普通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糟糕，相反在漫长的人生之中，它是那么地难能可贵。无须用“全部努力”，就可拥有“普通的生活”，这是多么幸运。
原标题：《新民艺评｜王辉城：《逃走的人》，逃不开的普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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