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带头作恶、光天化日施暴，揭秘侵华日军有组织的集体战争罪行

从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开始，在战场和后方对妇女的强奸、轮奸暴行就一直不断。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所到之处，都有强奸事件发生，被害的中国妇女难以计数。

野蛮残忍的日军将对中国妇女的性暴力作为刺激其征服欲望，鼓励其杀伐士气，抚慰其沮丧情绪的重要手段。因此，日军的性暴行得到日军上层的纵容。

日军对中国妇女强暴事件呈现普遍性。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大肆强奸、轮奸妇女。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对中国女性不分年龄、职业、身份，甚至是孕妇、病妇、老妇，均进行惨无人道的强奸、轮奸，仅南京一地就有数万起此类惨案。1938年初，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在报告中指出：“南京陷落后一个月内，两万多名妇女被日军强奸。”郭沫若在1938年6月指出，“在我军退出之各地区内，奸淫已为日军之经常行事，壮年妇女，固不待论，即老幼妇女亦不免横遭侮辱，其因轮奸而致死亡，或因拒绝要求而被害者，所在皆是”。

对于这种司空见惯的暴行，日军军官和执法部门几乎不加干涉，军官甚至带头强暴妇女。据日本老兵回忆：“在一线部队，有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放松。无一人为了戒戒而遭到枪决的……不，也没有受到惩罚。干坏事的，不仅仅是士兵，有时军官先干在前头。厉害的中队长、大队长什么的，他们在去南京之前，即使是战斗中，有的也带着女人。这些女人反正都是随便抓来的，……据说他们天天晚上同女人睡觉。”如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自己更无人性地每日奸污中国少女。

日军的此类暴行许多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茨博士战后作证指出：“那是最粗暴最悲惨的景象。就在我的邻居家里，妇女被强奸，其中还包括大学教授的妻子。有五次，我亲眼目睹日军强奸妇女并把他们从妇女身上拉下来。根据我们前面提到的安全区的报告，也根据我对发生在各难民营以及金陵大学教学楼里的强奸案例调查记录，其中涉及3万名难民，共计有数千起强奸案……我的一个朋友亲眼看见，就在南京神学院的操场上，一位中国妇女被17名日本士兵轮奸。我不想重复那些与强奸有关的变态和虐待狂的暴行，但我想提一下仅在金陵大学操场上，就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和一个76岁的祖母被强奸。

其次，日军对中国妇女的强暴事件呈现时间上的持续性，从战争开始直到战争结束。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发生了南京大屠杀，直到1938年5月，对于妇女来说，南京仍是极不安全的城市。伪南京市警察厅厅长王春生曾证言，在南京城门口站岗的日军官兵对进出城门的中国妇女公然侮辱。“对于进出城之中国人民检查颇严，对于青年妇女使之衣扣解开，裤带解脱，彼见得赤身裸体拍手大笑……”诸如此类，不胜其数。1941年，日军占领海南澄迈县昌堂村，在众目睽睽之下，竟将整个村庄的青年妇女全部轮奸，然后刺死。这样的暴行并非个案。

对妇女的性暴力，日本战犯也有许多供词。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步兵第二三三联队的江光供认，日军在湖北当阳县北部，抓住一名游击队队长的妻子，见该妇女年轻貌美，便百般侮辱，并将其轮奸，日本兵还将棒子插进其阴户，最后将她一丝不挂地绑在树上，并将其极其残忍地刺死。曾任日军第五十九师团步兵第五十四旅团班长的富岛健司回忆，1943年，在华北渤海湾，“只要见了中国女人，不管妇幼，就说：‘要想活命，就要听我的话。’然后就肆意侮辱和欺凌。如果遇到有反抗的，就先折磨半死，然后再杀掉”。一次，日军找到8个女人，先将17岁的少女轮奸，他和水岛上等兵一起，把一个带着吃奶婴儿的妈妈“连踢带打地强奸了。1943年11月，日军新兵石田干雄按照军官的命令，找到了一名年轻的母亲，他先将啼哭的婴儿杀死，然后强奸了这个“皮肤白皙、眉清目秀”的女人，他承认曾“强奸了许许多多的中国妇女”。

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性暴行绝不是个别、偶发的，而是日本军队进行的集团犯罪。更为恶劣的是，日军在实施性暴行过程中，有时强迫中国人互奸，有时还伤天害理地强迫受害人亲人之间乱伦，子奸母，父淫女，甚至强迫和尚强奸妇女，以此取乐和侮辱中国人民，挑战人类尊严的底线。战后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战犯谷寿夫时，法庭判决称：“日军在中华门外，于强奸少女后，复迫令过路僧侣续与行奸，僧拒不从，竟被处以宫刑致死。”

日军肆无忌惮的性暴行，给受害者留下永远无法磨灭的创伤和痛苦，幸存下来的受害者，均有严重的心理创伤。受害者自述，即使时隔半个多世纪，听到日本男人说日本话，都会让她们浑身发抖；当谈话涉及到性暴力时，有些老人会呕吐，有的甚至突然精神失常，大哭大叫。

侵华日军对妇女的性暴行是极其严重的战争犯罪，不仅是大量的强奸、轮奸事件，更令人发指的是，二战时期的日军实施了大规模的性奴隶制度，这一系列罪行将战争犯罪者永远地钉在了世界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