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1934年11月24号，天津陆军监狱那院子，阴得能拧出水来。
行刑队站成一排，枪口黑黢黢的，对准一把破椅子。
椅子上坐着个浓眉阔嘴的汉子，手铐还沉甸甸地挂着，后背却挺得跟标枪似的。
按老规矩，挨枪子得跪着，背对枪口。
他偏不。
跟看守要了这把椅子，掸掸裤腿上的灰，端端正正坐下去，眼睛直勾勾盯着那黑洞洞的枪管，连眼皮都不带眨一下。
枪响了。
子弹从他侧面打进去，半张脸直接掀没了。
后来入殓的摄影师围着尸体转了好几圈，愣是找不到一个完整的正面角度。
那张后来流传开的遗照，只剩半边侧脸，可那股子劲儿，比任何正面肖像都扎人。
这个死都要坐着挨枪子的人，叫吉鸿昌。
1895年生在河南扶沟，穷得叮当响。
小时候没少跟村里的野小子干架，“吉大胆”这名号，是一拳一脚实打实打出来的。
后来投了冯玉祥的部队，别人听见子弹嗖嗖飞，趴着走，他直着腰往前冲。
从大头兵一路干到军长，这速度，没点真胆子做不到。
换了一般人，早抖起来了。
可他爹临终前撂下一句“当官不许发财”。
他就真把这句话刻在碗上，发给全军每人一只。
吃饭时捧着这只碗，谁要是多贪了一分钱，自己都嫌臊得慌。
他官居军长，家里没一亩闲田，出门没马车，连双像样的皮鞋都找不出来。
说实话，我查这资料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
现在有些当官的，屁股还没坐热，豪宅豪车就安排上了。
跟吉鸿昌一比，脸往哪搁？
1931年9月18号，东北出事了。
消息传到南京，上头下令不抵抗。
吉鸿昌急得在屋里直转圈，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一个军人，枪是拿来保家卫国的，现在家门让人踹了，你还得装没看见？
他到处喊抗日，嗓门太大，惹恼了当权者。
兵权被撸得干干净净，一纸调令把他打发去美国“考察实业”。
好听点叫考察，实际上就是流放。
到了美国，他才真正尝到弱国国民是什么滋味。
有一回去邮局寄包裹，工作人员听说他是中国人，脸拉得老长，连包裹都不肯接。
旁边跟着的外交人员脸上挂不住，小声劝他：“您就说自己是日本人得了，省得麻烦。”
这话像一根针，狠狠扎进吉鸿昌的心窝子里。
他扭头瞪了那人一眼，转身就走。
当天晚上，他找了块小木板，用钢笔一笔一划写上“I am Chinese”——我是中国人，挂在胸口，天天戴着。
走哪儿都挺着胸，美国人盯着他看，他就盯回去。
这事搁谁身上都受不了，换你是他，能忍这口气？
他在海外到处演讲，讲东北的炮火，讲同胞的血，嗓门大得连那些自以为是的洋人都被他堵得说不出话。
1932年他实在坐不住了，悄悄潜回国内，加入了共产党。
第二年，他拉着冯玉祥在察哈尔扯起抗日同盟军的大旗。
那会儿队伍穷得叮当响，子弹都数着颗儿用。
他把老婆叫到跟前，把家里最后一点值钱东西全拿去当了，换回枪支弹药。
他亲自带队，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座县城，硬是把日本人赶出了察哈尔。
这是九一八之后，中国军队头一回从日本人手里夺回失地。
消息传回关内，老百姓放的鞭炮比过年还响。
这一下，国民党当局坐不住了。
你打的不光是日本人，还是他们的脸。
1934年11月9号，天津国民饭店，吉鸿昌正跟人开会，特务破门而入。
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肩膀，血把半边袖子都浸透了。
他咬着牙指挥大家撤，自己最后一个走，力竭被俘。
进了监狱，老虎凳、辣椒水，轮着番上。
审讯官想从他嘴里撬出地下党的名单，吉鸿昌疼得浑身打颤，一个字都没吐。
党组织在外面想办法营救，他托人从狱中传出话：“别管我，别为了我一个人搭上更多兄弟。”
他早就把这条命押给国家了。
行刑那天，天阴沉沉的。
他知道时辰到了，也不慌，借着看守递过来的纸笔，蹲在地上划拉了两句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写完了笔一扔，站起身，就要了那把椅子。
行刑队让他跪，他嘴角动了动，往椅子上稳稳一坐，双手扶膝。
那一刻他不是阶下囚，那把破椅子被他坐出了太师椅的分量。
吉鸿昌死后，妻子胡红霞花钱把遗体赎了出来。
打开他衣兜，里面只有一张纸条，写着“丧事从简”。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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