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天路”客运员，在四个高海拔车站的守护

7月5日下午，日喀则火车站站台，蓝天白云下，铁轨震颤声扑面而来。

安海平一刻不得闲。他一身标准铁路制服，戴着工作帽，墨镜架在鼻梁上。列车抵站，旅客们鱼贯而出，或拖行李箱，或抱孩童，或手捧鲜花，他守在一旁指路答疑；列车即将发车，有旅客举着手机凑过来问乘车事宜，他一一解答。

发车铃响前，他攥紧哨子吹响警示，提醒滞留站台的乘客抓紧上车。旅客遗落的帽子被他细心收着，等整列火车驶远，带回值班室的失物招领处。

安海平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陈蕾 图

安海平来自青海德令哈，1989年生人，在青藏铁路及其延伸线做铁路客运工作已有13年。3568米、4513米、4702米、3850米，是他守护过或正在守护的四个车站的海拔。

安海平原来学工程专业，刚入行时，他先在格尔木车务段工作了一年。2014年，青藏铁路拉日（拉萨-日喀则）延伸线通了普速列车，他被调到沿线曲水站，海拔3568米。

2016年，他和妻子刚结婚，妻子去拉日线看过他，陪他在曲水过年，待了一个星期，等安海平休假了他们再回去认亲戚。这份铁路工作需要他连续工作一个月、休息一个月，他和在德令哈的家人过着两地生活。

但曲水站由于上下的乘客较少，安海平这年被调去了海拔4513米的那曲站。

初到那曲站，海拔陡然抬升，安海平有了强烈的高原反应，嘴唇发紫。客运站每日通行七趟列车，工作间隙他抱着30升的巨型氧气瓶吸氧。

当时作息比较“熬人”，他每日5点起床，收工后收拾妥当已接近23点，躺下入睡往往已是午夜，一天到头只能挤四五个小时睡眠。有一次重感冒来袭，他发烧、扁桃体发炎严重，吃药、挂点滴全都收效甚微。实在撑不住，他只能请假回相对低海拔的西宁治疗。

2018年，儿子的出生成了安海平心底最软的牵挂。每次在家和孩子刚磨合熟络，转眼就要动身赴岗，整整一个月见不到面，年幼的孩子总要哭闹。他只能哄：“爸爸休假回来，就带你坐火车到处玩。”相隔千里的日子，视频通话成了一家人唯一的相见方式。他记忆犹新的是，孩子两岁多时，他带孩子乘火车往西宁走，小家伙兴奋得不睡觉。

妻子不舍得让安海平这么操劳，但安海平觉得，生于农村家庭，家里条件不好，妻子也在外打零工，自己的收入占家庭大头，“为了以后生活好，等实在干不动了再换地方”。他说，这边的收入按照海拔来算，3500米是一个标准，4000米是一个标准，4500米又是一个标准。

2022年元旦，安海平被调去安多站当站长，这里海拔4702米，曾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有人值守的火车站，直到2025年底海拔4712米的雁石坪站正式启用。安海平在安多站高原反应更剧烈了，“只要不工作就要吸氧”，吸上几分钟，出去转一圈，再进来吸。

在安多站，一组有三个工作人员在岗，有两组工作人员轮换。同一批的，他是站长，另外两个人，一个售票，一个负责日常客运工作，检票、发车、送车。他们三个没有一个懂藏语，遇到藏族同胞说藏语，只能找安检员来翻译。不过几年下来，安海平也学了几句简单的藏语，比如出示身份证、车票。看到藏族同胞拿的行李很多，他会帮助他们放到小推车上，提前拿到站台上。

有次下雪天，有个藏族老太太腿脚不便，他帮老人把东西拿到了列车上。过了几天，老太太带了牛肉干要找到他，在本地安检员的翻译下，安海平才明白，老人在说：“上次这个戴眼镜的胖子帮我拿了东西。”

安多站是个小站，候车室大门常年敞开，牛也能从大门跑进站。安海平有时还要负责把牛赶出站外。这里每日通行五趟列车，三趟发往拉萨，两趟驶向西宁。身为站长，他每日8:30上岗，17:20歇工，紧盯站内设备巡检、旅客安全保障。

旅客来来往往：本地牧民搭乘列车赴拉萨朝圣、探亲；奔赴内地的大多是外出务工的人。附近是109国道，安海平能看到从四川、甘肃来的大车司机，还有专程赶来的游客，下车打卡唐古拉山地标，下午再乘车去拉萨。在这里，高反、突发身体不适的乘客几乎日日可见。不少自驾游客途经此处缺氧到寸步难行，只能将车辆托运至格尔木，转乘火车继续旅途。

夏季是客运旺季，学生放暑假叠加旅游客流，从西宁开来的列车基本坐满了人。到了冬天，雪季漫长，清扫积雪是日常工作。从元旦到6月底、7月初，风雪不断，一天落四五场雪，有时还会下冰雹。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冬，安海平要把保暖衣、马甲、厚羽绒服层层裹在身上。扫雪时，本地牧民、候车旅客有时会主动上前搭把手。

站内外温差大，室内尚暖，一出站寒风刺骨，冷热交替极易感冒，安海平不时要去当地医院看病，撑不住了去挂点滴。

妻子曾在一年的七月赶来探望，彼时当地气温不足10摄氏度，短短两天被高原反应折磨得难受，临走说再也不来。

在这个小站内值守，安海平就住在办公室里。他夜里要给信号工等人开门，二十四小时守着车站，几乎寸步不离。

农历春节和藏历新年是最戳他软肋的时候。两个节日相隔不久或时间重叠，站内往来大多是去拉萨过年的藏族群众，近些年也有不少游客选择进藏过年。十三年间，他只在家完整度过两个春节，其余年份全都守在站台。看着旅客大包小包奔赴团圆，安海有时心情复杂，自己不能回去有落寞，但望着延伸向远方的铁轨，又觉得和同事们护住了万千人的归途。

儿子生日恰逢过年期间，安海平鲜有机会陪伴，如今孩子已有九岁，快上小学三年级。

他和儿子打视频，鼻子里都插着吸氧管。有年冬天视频通话，儿子看安海平嘴唇发紫，问爸爸是不是感冒了，安海平说没感冒，儿子问：“我们嘴唇都是红的，你的为什么黑呢？”安海平说是缺氧，“吸着氧气呢”。下一秒孩子说：“实在不行，你回来吧。”这句话让他心里很不好受。

分隔两地的日子，视频电话也是安海平和妻子的精神桥梁。工作中遇到的不顺、独自拉扯孩子时的辛苦，妻子只能隔着屏幕讲给他听。

常年高海拔作业，身体发出预警。去年单位统一体检，安海平血红蛋白数值高达230g/L，远超正常上限，意味着血氧长期偏低，体检结果不合格。也正因这份身体警报，他被调离安多站，去往海拔3850米的日喀则。他坦言，安多站很难有人长期坚守，多数职工会因为身体负荷过重，被调往低海拔站点。

来到日喀则站，日子总算松快了些。不用再在办公室过夜，站内有专人轮值夜班，每日通行三趟列车，不必熬从前那般高强度的班次。

即便如此，每轮一个月的值守期里，临近归家的最后一周依旧难捱。“时间数着数着，感觉越过越慢。”他说，“回家是一种感觉，想家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每次想家，他想着回家可以带孩子玩，回了家发现有时孩子有学习压力，想带他出去转转却又不能。

日喀则站

安海平最近一次赴日喀则上岗，是一个周五。前一晚一家人围坐吃饭，安海平跟孩子约定，这次考试考好，8月他轮休，就带他出门游玩。第二日清晨，孩子按时上学、妻子照常上班，安海平再次踏上西行的列车，奔赴铁路上属于他的岗位。

铁轨向前延伸，身后是牵挂的小家，身前是来往的旅客，十三载高原风雪，他依旧站在站台上。

安海平在站台等待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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