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由印度最知名的演员之一主演,拍摄大约用了一年,但通过审查几乎又花了4年。由迪尔吉特·多桑杰担任主演的《萨特卢杰》,聚焦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旁遮普邦的警察滥权问题。那是印度独立后最暴力的时期之一,当时旁遮普邦正陷于叛乱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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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中央电影认证委员会不断提出越来越多的删改要求,制片方因此诉诸法院。法院途径未能奏效后,他们放弃院线发行,改在上周五将影片上线网络平台。网络发行不需要该委员会批准。
但不到48小时,流媒体平台Zee5就将影片下架。Zee5在一份措辞含糊的声明中表示,鉴于“当前事态发展”,这部电影将不再向印度观众提供。印度政府尚未发布正式声明,但官员对本地新闻机构表示,他们以安全理由下令下架这部影片,并称它可能被所谓“反印度势力”利用。
这部电影的坎坷经历,被电影人和活动人士视为印度审查体制根深蒂固的最新例证。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执政时期,偏离官方叙事的艺术创作,正变得异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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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代理反审查案件的宪法律师纳夫罗兹·西尔维说:“这部电影遭遇的事情会产生寒蝉效应。这就像是在对制片人和发行方说,‘你们可以冒险去拍一部我们可能不喜欢的电影,但最后笑到最后的会是我们。’”
《萨特卢杰》讲述的是人权活动人士贾斯旺特·辛格·卡尔拉的人生。卡尔拉记录了警方的种种滥权行为,包括数千人失踪和法外处决。这些事情发生在政府应对旁遮普分离主义叛乱期间。影片最初的片名是《旁遮普95》,取自卡尔拉于1995年遭旁遮普警方绑架并杀害的年份。
影片中呈现的这些有据可查的滥权行为,发生在反对党国大党执政时期。但在莫迪政府之下,针对少数群体的滥权指控仍然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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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日被下架以来,这部电影反而有了自己的传播生命。盗版拷贝开始在网上流传,旁遮普的一些村庄和寺庙还举行了公开放映。多桑杰在一次视频连线中对粉丝说:“这个故事已经传出去了,如今家家户户都在谈论贾斯旺特·辛格·卡尔拉。你越想阻止,它就越会被讨论。”
根据法庭文件,这部由霍尼·特雷汉执导的影片,预算约为450万美元。导演表示,认证机构曾要求删改127处。特雷汉说,每一轮删改之后,委员会仍不满意。对方提出的要求包括:更改片名,把主人公姓名改为虚构名字,删除任何涉及该邦、印度国旗以及历史事件的内容,例如英迪拉·甘地遇刺。旁遮普相关行动开始时,英迪拉·甘地正担任总理。电影认证委员会没有就这部影片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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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汉在接受电影记者苏查丽塔·蒂亚吉采访时说:“我在等这样一天:他们直接把剧本交给我们,说,‘剧本在这里,你们干脆照着拍吧。’”
莫迪执政的政党则奖励那些宣传其意识形态的艺术作品。像《克什米尔档案》这样的影片,选择性地取材于印度历史中的痛苦片段,一些批评者因此将其称为为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服务的宣传作品。这类影片不仅顺利通过审查,还得到官员背书,包括莫迪公开表示支持,以及许多由执政党掌控的邦给予税收优惠。近年来,这类电影主导了印度主流商业电影:高声量、血腥暴力,往往把民族主义激情与宗教沙文主义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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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精良的动作剧情片《杜兰达尔》也充斥大量暴力场面。影片淡化了莫迪政府的政策失误,却把这位领导人和他的最高安全官员塑造成国家等待已久、敢于对抗宿敌巴基斯坦的硬汉英雄。这部电影及其续集成为印度最赚钱的作品之一,两部影片合计收入超过3亿美元。
而那些偏离主流政治叙事的电影,则面临官员和私刑式团体的双重压力。在印度电影审查委员会那里碰壁的影片名单很长,被视为禁忌的话题也越来越多。涉及种姓歧视、警察暴力或重大政府失误的电影,往往很难真正上映。
电影人说,他们对这一过程的不透明感到沮丧。他们表示,认证机构的要求通常以口头方式传达,一部电影的“死亡”往往来自持续拖延和拒不推进。右翼私刑团体发出的暴力威胁进一步加重了压力,而流媒体平台通常也不愿播出这类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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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人还说,这种恐惧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行业内部形成了深层自我审查。即便有项目进入前期开发阶段,也会先经过律师极其严格的审看,把所有触及禁区的话题删去,结果许多作品都变得千篇一律。那些仍然敢于承担这些风险的人,最终面对的,往往就是特雷汉这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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