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书写｜植物形象折射出的中西文化对照——以雪莱《含羞草》为例

从典籍中“生命树”“善恶树”的隐喻，到D.H.劳伦斯对植物的动物化、人格化书写，从《诗经》名物中蔚为大观的植物体系，到当下形形色色的植物散文……植物，在文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它们不仅承载着人类的情感，更提供了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独特视角。本期三篇文章围绕植物书写展开，张静以含羞草为引，串联中西翻译史，揭示植物形象折射出的文化语境差异；刘阳扬回顾批评史，勾勒出植物批评从生态与人类学起源，到地方、情感与女性多元路径，再到“后人类”发展新趋向的历程。袁明华则以个人丰富的创作实践总结出“科普打底、人文培土、地标导航、游记呈现”相互贯通的写作路径。植物不仅浪漫，也可以冷峻，可以是“伴侣物种”。经由植物，我们最终回到人类自身。

——张鹏禹（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青年评论家）

苏曼殊在1910年12月出版的《南社》上发表了《题拜轮集》（拜轮为拜伦旧译——编者注）一诗。他在题记中写道：“西班牙雪鸿女诗人过存病榻，亲持玉照一幅，《拜轮遗集》一卷，曼陀罗花共含羞草一束见贻，且殷殷勖以归计。”这一相似的片段出现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断鸿零雁记》第七章中：“其女公子曳蔚蓝文裾以出，颇有愁容；至余前殷殷握余手，亲持紫罗兰花及含羞草一束，英文书籍数种见贻。”仔细阅读这两个细节不难发现，赠他诗集的女性手上握的，从曼陀罗变成了紫罗兰，但“含羞草一束”不变。苏曼殊喜欢含羞草，也许和他曾经翻译过英国诗人雪莱的同名抒情诗有关。

雪莱的《含羞草》最初发表于1820年出版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及其他诗篇》中。这部诗集篇幅不长，除同名诗剧外，还包括《西风颂》《云雀颂》《自由颂》等经典的浪漫主义抒情诗。诗人的妻子、《弗兰肯斯坦》作者玛丽·雪莱在有关1820年诗歌的题记中记载，这年他们借住在意大利比萨的朋友家，“夏季的一个黄昏，当我们正在两旁栽着桃金娘树篱并有萤火虫出没其中的小巷间散步，我们听到了云雀的欢快鸣叫声，在当时的感受启示下，雪莱写出了他最美诗歌中的一篇”。《含羞草》极有可能是雪莱在比萨时期写下的这一系列辉煌诗作中最早的一篇。

这首诗第一句：“花园里有一棵敏感的植物，/早春的风喂给它银色的露珠，/它扇形的叶子在阳光下展开，/等受到夜之吻，又合拢起来。”诗人描述了这棵含羞草所经历的春夏秋冬，细致入微地表现出花园中的各类植物最隐秘的变化。“每朵花都从临近的花朵/得到了光彩、香味，互相融合，像是饱含青春和恋情的爱侣/必为彼此的气氛围裹与充溢”。花园中有一位女郎，“她培植这花园，从早直到黄昏”。这位在花丛间如神明俯瞰星辰般美好的姑娘，是诗人极尽浪漫的想象，原型是鲜少被雪莱传记作家提及的爱尔兰女勋爵——芒特卡谢尔夫人。雪莱称她为 “一位出类拔萃、才华横溢的女性，是我的重要精神支柱”，诗中所描绘的是她的花园。芒特卡谢尔夫人是玛丽的母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最得意的门生，彼时年近五十。她气质优雅，虽多愁善感但性情平和，心怀无限善意，这份沉静深深抚慰了雪莱饱受折磨的敏感神经。

玛丽曾在1824年《雪莱遗诗集》序言中称，她的丈夫“能叫出每一种植物的名字，熟知世间万物的历史与习性”。但这一判断是否禁得住验证，雪莱诗中的“含羞草”到底是不是那种形似金合欢、在英国许多温室中生长、被林奈命名的Mimosa pudica呢？这其实是一个存疑的问题。早在雪莱之前，创作过长诗《植物园》的伊拉斯谟斯·达尔文也曾提到含羞草，出现在《植物之爱》第一章：“敏觉而柔弱，贞洁的含羞草伫立；/每遇粗猛触碰，便缩回羞怯的叶瓣。”在这里，他指的就是为世人熟知的含羞草。但诗人笔下的植物始终是植物学家们的一大困扰，雪莱的植物知识也不例外。18世纪晚期的生物学家曾就含羞草展开过讨论，他们认为含羞草为动物界和植物界搭起了一座桥梁。植物与动物不同，没有神经系统，更没有肌肉，所以不会因为感知外界的刺激而自己展开活动。而含羞草却会因对外界的感触而闭合，因此作为植物，它本身便具有更加丰富的含义。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评论家埃德蒙·戈斯对雪莱诗中含羞草的疑问是，真正的含羞草最核心的特征，是会因触碰或震动的刺激而产生运动反应。但诗人笔下的含羞草，只是表现出对昼夜交替的感应。另外，这种植物无法在比萨或意大利其他任何有霜冻的地区的露天花园中生长，但如果当地无霜冻，含羞草不会被冻死，而雪莱诗中的核心立意便不复存在。

浪漫主义诗人也许并不那么在乎描述植物的精确性。原产于巴西的这种含羞草是雪莱诗歌灵感的直接来源，他创作的核心，是用这株植物象征敏感的道德品性。《含羞草》是一首寓言诗。虽然不同的研究者对其中包含的哲理各有解读，但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含羞草代表的，不是雪莱或任何一个个体，而是自然界中的人类，或者，是人类中那些具有创造性感受力的诗人。毫无疑问，翻译过这首《含羞草》的苏曼殊一定属于这类具有敏锐感受力的诗人。他的《题师梨集》（师梨为雪莱旧译——编者注）只有短短的四句：“谁赠师梨一曲歌，可怜心事正蹉跎。琅玕欲报无从报，梦里依稀认眼波。”这是浪漫诗人间的惺惺相惜。英国前‌拉斐尔派‌画家弗兰克·迪科塞尔‌经常采用文学题材，擅长精致优雅的女性肖像。他根据莎士比亚作品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偷吻》是代表作。他也曾根据雪莱的《含羞草》创作了同名画作。其中出现了美丽的花园和少女手托着含羞草的场景，和苏曼殊在《断鸿零雁记》等诗文中构筑的意象遥相呼应。

1910年5月在《与高天梅书》中，苏曼殊谈道：“衲尝谓拜轮足以贯灵均以太白，师梨足以合义山长吉。”在谈到《含羞草》时，他说：“英人诗句，以师梨最奇诡而兼流丽……其诗格盖合中土义山，长吉而镕冶之者。”在《断鸿零雁记》中，他借牧师罗弼夫妇的口评价道：“余尝谓拜轮犹中土李白，天才也。莎士比尔犹中土杜甫，仙才也。师梨犹中土李贺，鬼才也。”他的好友章太炎对此持相同意见，在《为曼殊题师梨集》中写道：“师梨所作诗，于西方最为妍丽，犹此土有义山也。”遗憾的是苏曼殊翻译的《含羞草》遍寻不见，也许并未发表。但他以诗人特有的如同含羞草般的敏感，将英国的莎士比亚、拜伦、雪莱与中国的杜甫、李白、李贺相连。他和章太炎最初对于拜伦和雪莱等诗人的评点，不仅道出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的相似性，更是将此种相似性放置在传统中去，用传统来涵盖外来文化，从而使陌生变成熟悉，使外来内化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而这正是一百多年前中国文人面对异质性文化时所表现出的中国传统文明具有的坚韧。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